《巨富》:窥探我们时代的超级富豪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新书《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中信出版社,2013年11月)再次宣布了一个新阶层的崛起。这位因对俄罗斯转轨过程的记录而知名的记者,在一开头就阐明这本书“不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也不想成为《谁之罪》的翻版”。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本书其实正混杂了富人的生活方式、成功之道和一位知识分子对贫富差距的担忧──所谓“其他人的没落”。

我想不会有太多人对这个判断产生疑问: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产生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超级富豪。原因在于当代世界产生财富的途径已经远比先辈生活的时代更加多样化: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巨头、以硅谷为代表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新贵、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富豪以及全球化产生的巨大需求对所有产业的催化。

用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双生镀金时代”。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历着西方社会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另一方面,已经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不亚于工业革命的新技术革命。她给出的比喻是:“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将西方经济从马的速度加速到车的速度,那么当今的变革是将世界经济从平信的速度加速到电子邮件的速度”。

今天的超级富豪们同往日的超级富豪们(如工业时代的“强盗大亨”们)相比,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规模更大,他们不再是像洛克菲勒或卡内基那样的个别巨头,而是形成了一个群体。其次,服务于超级富豪的那些出类拔萃的专业人士,也变成了超级富豪,“全球顶级富豪圈打造出一个超级明星艺术家和专业人士阶层,他们中最优秀和最幸运的人凭自己的实力也能成为顶级富豪”。第三个不同是个体的崛起,此前的超级富豪们都必须通过创造一个庞大的组织才能让自己积累起惊人的财富,而在今天,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作者”在同资本的对抗中日益分享到更多利益,华尔街的交易员和好莱坞的明星都是例证。第四个不同则是,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这些超级富豪们正在形成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小圈子,他们之间的共同话语,要远远大于他们和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平民之间的共同话语。

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超级富豪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值得钦佩的财富英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引用的一组数据表明,“如今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大部分收入(近2/3)来自工作,而一个世纪前,这一比例大约只有1/5”。她用“响应变革”这个词组来描述超级精英们崛起的秘诀。这并不是一个秘密,那些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超级富豪们,必须能够识别出将要发生的巨大的范式转变,并且从中获益──“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别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上一本书《异类》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必须有足够巨大的历史窗口期,才能创造出足够巨大的财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经常被列举的例子。正是由于发生了包括铁路革命、零售革命和石油革命在内的工业领域的巨大变革,才使得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福特等大亨能够跻身历史上最富有者的序列。

在我们这个时代捕捉到这种范式转变,做出对变革的响应的人包括:从东欧和俄罗斯转轨中获益的寡头,这是克里斯蒂娅熟悉的一个人群,如曾经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媒体巨头古辛斯基等;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大亨们,他们分享了一个国家从起步到经济腾飞时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做出响应的科技创新者们,也包括投资了这些科技创新者的风险资本,由于全球化的因素,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比如俄罗斯数字天空公司的尤里•米尔纳和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积极响应和参与了金融创新的巨头们,如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对冲基金巨头。

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另一个因素就不那么让人愉快了:通过向政治权力寻租来获取财富。克里斯蒂娅引用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的话说,“在财富涌动的时代,我们需要始终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他们可能运用政治权力增加自己在现有经济当中所占的份额,而非为经济注入新的价值以扩大整个蛋糕的规模”。曾经超越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的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就是一个例子。让他富可敌国的是他买下垄断了墨西哥电信服务的国有企业Telmex。这个电信帝国掌控了80%的固定电话市场和70%的手机市场。无论斯利姆在拍卖过程中是否采取了寻租行为──决定拍卖Telmex的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是斯利姆的好友,此后斯利姆能继续维持垄断行为必定和政府政策有关。

寻租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通过与权力的关系来获取财富,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另一类则是企业家通过创新获得成功和财富之后,他们的公司过于庞大,成为垄断企业,并且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寻租政府。而且,更加要命的是,没有人能抗拒去影响政府政策从而更好为自己公司利益服务的倾向。在政治剧《纸牌屋》中,我们可以看到能源公司雇佣的说客几乎是如影随形的跟著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和巨富们可能的寻租已经让世界变得不那么让人愉快了。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作为一个新阶层出现的超级富豪,有可能会让本来开放的世界变得封闭,进而停滞。“最大的危险在于‘闭门’造成的影响。随着顶级富豪越来越富有,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游戏规则,那样的权势难以阻挡”,克里斯蒂娅如是说。

她引用达龙•阿塞莫格卢和詹姆斯•鲁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的研究,将政府的治理制度分为包容型和榨取型。“榨取型政府由精英统治集团控制,这些精英的目标是从社会的其余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确保自己能够掌权”;“包容型政府给予每个人讨论社会管理方式的发言权,并允许每个人获得经济机会。包容型的社会往往发现自己正从一个良性循环中受益:包容性越大,社会就越繁荣,社会的繁荣激励了更大的包容性”。超级精英们自成一体的倾向会破坏社会原本的包容性,让其转向封闭。

她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很能说明这个问题。2007年时,布隆伯格委托麦肯锡所作的研究报告还在担心,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过严可能使纽约将金融中心的位置拱手让给伦敦、香港或迪拜。结果2008年的危机证明了监管不是过于严厉,而是恰恰相反。危机发生之后,出身高盛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说,如果政府不施与援手,世界就会被毁灭。结果投行们拿到投资人的钱后,开始为合伙人发放高额奖金。这一符合华尔街逻辑的行为广受公众抨击。克里斯蒂娅讽刺说,她毫不怀疑保尔森的真诚,因为保尔森确实认为华尔街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乃至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保尔森说世界会毁灭时,确切所指的,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克里斯蒂娅并无意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她说,“本书将我们需要资本主义这一信念作为起点,因为西方确实是需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一样,是目前西方设计出的最好制度”。但是,她也认为,“精英们不会蓄意破坏造就了他们的经济制度,但即便是聪明、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也可能一时为了他们的短期利益而误入歧途,最终破坏了社会繁荣的根基”。

她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在历史上,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都同样担忧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倾向。克里斯蒂娅的担忧是资本主义自我蕴藏的矛盾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可能会破坏这一制度;而政府监管则要承担挽救资本主义的任务。因此,这本书或许可以被概括为:巨富阶层的崛起及对其监管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李翔是记者和作家。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和esquire中文版主编。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与商业明星一起旅行》、《谁更了解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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