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创业意味着什么

活动行创办人暨执行长 罗子文

台北,一贯午后湿润的空气、超过35度C的气温,大家午餐过后就快步走回有冷气的室内,办公大楼里的寻常上班族开始传阅下午茶的传单,勾选着午餐后要享用的饮料或点心

这是台湾执经济之牛耳的城市。在华人世界中,这里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地方:18~20岁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有会员国的平均值和美国都高(2011年6月,远见杂志)。台湾公认的最好大学的简称是“台清交成”,意指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而我,亦来自这样的环境之中。

1990年到2010年,整个台湾校园弥漫着毕业进科学园区的主流想法。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脑袋拿着硕士、博士学历,义无反顾地投向距离清华、交大一墙之隔的科学园区的各个厂房,因为这里曾经诞生出TSMC、Acer、Asus、HTC等等众多的优秀公司。即便在这个辉煌时代的末期,即便在这些厂房中创造性的工作已经大幅消失、剩下的都是机器人可以代劳的工作。而我,正约20来岁,一边念着下周课上要讨论的HBR Amazon个案,一边在Compaq笔记本上敲着我为A牌计算机公司设计的代码。

而现在的台北,缓慢而闲适,是适合生活的城市。若在台北街头大喊“我要创业!”,大部份的路人会以为你要开鸡排店或咖啡店,很少有人会认为你要创立一个网络公司。在台湾,一般人口中的创业,更像是“做生意”,而不是startup。

我仍然记得我在创立公司时,我和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二人不支薪、光付薪水给其它人的岁月。那时在招募人才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对教育程度较好、能力较佳,也就是刚好是创业者最有兴趣的这一群人,他们很难被互联网的创业机会打动,而原因竟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更多要考虑买车买房、稳定生活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台湾过分生活化、保守的社会氛围让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忘记了在整个人生长河中,现在才是最能承受风险去为整个人生奋斗的最好时机。他宁愿为了眼前手中的一枚铜币放弃远方的一座金山。当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蔡崇信的故事,能够放弃香港六位数年薪而领500元人民币的故事,如今在台湾再难发生了。

在台湾的芯片之城新竹,在30年前汇聚着全世界最好的创业资源:从学校、创业者、政策、VC/PE到市场,一应俱全。熟知硬件销售和商业模式的投资人投资着无数成功的硬件公司。在1980年,台湾是全球VC业最发达的地区。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拥有在硬件上的创业机会,而教育制度、社会观念、VC市场并没有改变。甚至连一本专注报导网络创业的杂志、一个好的科技博客都付之阙如。太多基本的观念、作法和框架没有被“科普”,太多创业者没有被“扫盲”。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为公司募资时,面对一个知名公司的投资部,对方提及:“公司上次的融资每股多少钱?”很显然,相较于北京或硅谷,台湾面对互联网公司用的还是硬件公司的估值方法,从法律上(台湾的公司法)到投资模式上,都赶不上创业公司的发展。

台湾的天使投资人普遍很少,大多数是殷实的生意人,对互联网并不了解,投资多半考虑的是提携后辈而非题材本身。而台湾登记在案的VC约有300家,按投资规模排名前十大的VC(中华征信所征信数据库2010)无一是专注投资早期和成长阶段的,也无一是专注在TMT领域的。而近年来在台湾相较而言投资较多的,包含泛工研院系统的TMI创意工场、AppWorks、来自日本的CyberAgent和其它非常小型的VC,一年总共的投资金额也很少能超过美金1000万元。相较于创业邦网站上批露的每月投融资信息,规模很难相提并论。

在北京,从我自己所在的活动行办公室、中关村大街幅射出去,旁边有北大、清华、北邮等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关村聚集着Google、新浪、百度、网易以及众多的创业公司,东三环附近众多的知名VC,以及这个放射线划出去所涵盖到的网民和市场——从学校、创业者、资本到市场全有了。在北京可以看到的互联网生态圈,就是30年前在新竹所能看到的辉煌。

而现在,这样的生态圈在台北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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