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岂好辩哉

老道消息

1980年硕士毕业的郎咸平去国军服役,驻地抽签的时候抽到了只有1%中奖率的妈祖岛。

他无 fuck 说的。身边其他人看到他抽到了“签王”,先全都开心的鼓起掌,庆祝自己逃过一劫。而郎咸平准备好了白色的内裤,准备到时候共军一开炮就脱下内裤当白旗投降。

妈祖岛以条件差著称,郎咸平去的时候这里还是“反攻大陆”的第一线,厦门旅游局还不会给大胆岛国军打电话要求粉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单打双不打”的炮击才终止。

郎咸平服役期间染上了三种皮肤病,湿疹、疥疮和痤疮。更倒霉的是,郎咸平到马祖驻地的时候,林毅夫已经游过对岸去了。因为传说林毅夫是抱着篮球游过去的,所以郎咸平和战友们再也不能打篮球了。

当时郎咸平一定觉得很郁闷,就算去大陆投诚,也应该是我这样“思念故乡”的外省人,你一个听着宜兰民谣《丢丢铜仔》长大的本省人,凭什么先游过去了?

林毅夫那时候还叫林正义,兄弟姐妹好几个,全靠父亲的美发厅养活,日子过得紧巴,林妈妈日常得给别人洗衣服补贴家用,林正义每天放学也要到亲戚家提泔水回来喂猪。就是这样,他最后还是考上了知名的台湾大学。

在台湾大学上了一年之后,已经是台大学生代表会主席的林正义宣布投笔从戎,要学习战斗技能,好在将来“反攻圣战”的疆场上效命。台湾《联合报》称赞他“义无反顾的担负起对台湾对民族的责任”。

经国先生虽然是个外省人,但是一向是很注意照顾团结本省人的。李登辉一个本省人能“党指挥枪”战胜郝伯村执掌大权,就离不开经国先生生前的提拔。

而郎咸平祖籍山东,虽然是根正苗红的眷村子弟,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是很有知名度的老师,却在很多个场合都不厌其烦的向人们描述他悲惨的童年:得不到父亲的关心,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睦,上学之后不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每次体罚都第一个被揪出来。

林正义是一路成绩第一到的台大,而郎咸平是跌跌撞撞拿到了台湾大学的硕士学位。从军后林正义是上尉连长,郎咸平是少尉排长。林毅夫在马山播音前哨站是站长,郎咸平在财务教官考试中被刷下来,他说讲起课来口齿伶俐,条理清晰,但是部队就是不录用他。

然而最后前途无量的林正义叛逃了,这个意外给当年的台湾军民带去了巨大冲击。可以想像从小爹妈不疼,又窝在妈祖岛上苦闷度日的郎咸平,听到这种传言,在又冷又怕的夜晚,一定好奇过:对岸到底有什么吸引了林正义?

01

叛逃到大陆的林正谊改名林毅夫,在给哥哥的家书中,他为自己的叛逃辩解“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还要做中国的主人,要为中国的富强奋斗”。

整个7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思考后伟人时代的中国。讽刺的是,中国60年代唯一的嬉皮士,听Beatles 的摇滚青年林立果是第一个反思的人,他组织编写了中二版的建国方略,571工程纪要,事败后被人民日报全文作为批判材料刊发,但是却引发了更多人的反思。

1974年,顾准于书信中形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后去世,临终前预言“神武景气”即将到来,嘱托吴敬琏要“待机守时”。牟其中在狱中写下了和杨小凯同名的万字长文《中国往何处去》,用的还是六十年前毛主席在《湘江评论》时的典型文风。

他们所讨论的议题,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的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已经有过论战,但是在中国仍是暗夜中的“一灯如豆”。

等到林毅夫到来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同往昔,李银河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要大大加强法制》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后刊发。林毅夫要求不再作为对台宣传工具的意见得到的尊重,他被安排进北大学习经济学。

1980年,吴敬琏和自己的7个同事去到医院孙治方的病房里工作。 中科院紧急把吴敬琏几个人调到医院,用记录口述的方式,抢救孙治方的腹稿。 也就是在病床上,孙治方和吴敬琏他们都发现,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演下去,是一个矛盾的结果。

1979年,也是林毅夫登陆那一年,刚刚调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院不久的一名年轻研究员,被李银河介绍给了自己的同学黄江南和朱熹明。几个人又碰到了做记者的翁永曦,4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讨论的热火朝天,后来他们干脆在车公庄租了一间房写起了报告。

这个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报告,先是被这位年轻的研究员送到自己的岳父姚依林那里,之后又被姚依林送到了陈云手里。拿到报告的陈云觉得报告讨论的事是件大事,于是最终这个报告就到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手里。

没多久总理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个年轻人。后来这次会面被形容为“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后第一次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

青年学者受重视算是当时的时代特征。给总理做汇报的翁永曦后来去了被俗称为九号院的农研所,两年后他被所长杜润生提拔为副主任,级别上相当于从科级一下提到副部级。

提拔翁永曦的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也是把包产到户包装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绕口说法,设法通过了文件审核的人。曾经有年轻人嫌他搞得太复杂,杜润生回答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杜润生领导的九号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历史上是个神奇的存在,这个地方在几年内相继为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理论支撑。九号院里还住进过3个国家领导人,青年们跟领导人在同一个院子工作生活,可能也是绝唱了。

张维迎后来分析说,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政府领导官员都是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在讨论经济问题这些他们不太懂的领域上就表现的很谦逊。老领导们不仅很谦逊,还对青年人很宽容。后面几年,去给部长们做汇报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喜欢放飞自己,不少人经常穿着短裤撒着拖鞋就去了。

1980年,年轻的研究员和黄江南被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去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出主意,当时广东各个厅的厅长带着各个处的处长,轮流给他们两个人做汇报。王岐山和黄江南负责给这些人发提纲、发问卷。

80年代,讨论经济变革是知识青年群体里很时髦的事儿。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成了畅销书,有一阵子北京还出现了好多盖着“内部传阅”的盗版书。

前几年张五常回北京做演讲,很怀念了一番当初的“好气象”,说自己当时到北京,“想见什么人就可以见什么人”,到各地也总有官员请他题字。张五常后来给人题字上瘾,可以说就是被80年代的环境给惯出来的。

不过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整体地位的,恐怕还得算是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这个会议以“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位,不讲名气”的五不讲吸引了全国的热血青年。

当时入选的青年学者被要求不准带论文,必须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子。据说有落选的青年徘徊在莫干山下迟迟不愿意离开,有人苦苦哀求只为上山旁听一晚讨论。

用今天的眼光看,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经济学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会不光规格高,有浙江省省长、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等官方加持,影响力也大,像周其仁、曹远征、贾康、张维迎、周小川、楼继伟、马凯、郭树清这些被大众熟知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也都是莫干山的参会者。

但是24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高决策者的年轻研究员访问美国,他告诉美国财长保尔森,国务院有人在读《货币战争》。

02

上个月林毅夫一个关于振兴东北的报告,再次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圈子的地震,批评热捧嘲笑讽刺,热闹非凡。

去年张维迎跟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争了大半年,去年年底专门在北大开了一场“辩论会”。林毅夫认为政府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鼓励创新。张维迎反驳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吃,奖励只会召来一群投机的人。

其实这两个人已经争了20多年。

林毅夫这个人有两点让人想不到,一个是作为温文尔雅的台湾人,在北京舌战群儒从来不怯场。知乎上还有同事爆料,讲林毅夫在北大东门,如何向一个乱按喇叭的司机饱以老拳,打得对方满脸开花。

另外一个是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堡垒芝加哥大学的门生,最后彻底站在了政府产业政策的这一边,用一个又一个干预市场的药方,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

而张维迎虽然无缘芝加哥大学,却是一个精神上的芝大人。最喜欢的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他到体改委上班,还得了一个“维迎德曼”的外号。

林毅夫1987年从美国回来,正遇上价格闯关的改革失败,当时各地物价飞涨,通胀率高到18.5%,全国人民疯狂大抢购,打砸骚乱一起来,弄的好多商店们只敢隔着门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林毅夫发现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在当时都是大国企的中国起不了作用,反而是粗暴的一刀切的“停缓建”迅速给经济降了温。

同是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席卷西方世界,美国欧洲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药方,换来战后最大范围景气,在冷战中一举击溃苏联。所以当时在国外学术界,却是哈(耶克)风压倒凯(恩斯)风。

这埋下了中国经济学家分化的种子,学术之争和门户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

秦晓是是北京著名的西纠司令部的宣传队长,他跟后来当了中信董事长的孔丹是当年第一批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前几年在一次北京四中的同学会上,他跟孔丹争论起中国经济。孔丹质问秦晓是不是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坏了?“宪政?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还有没有信仰?”

秦晓讥讽说:“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什么?”

据说两个人争论到最后直接互相飆了京骂。

细数起来,给自由经济扛大旗的更多的是上过山下过乡、被各种运动修理过、见识过计划经济残酷的人。早的有跟林毅夫论战过的杨小凯,近的还有批评过李稻葵“斯文扫地、学界悲哀”的许小年。

许小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时说:“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张维迎虽然没上过山下过乡,但是他们家就在陕北农村,是当年最吸引北京知青的圣地。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8个兄弟姐妹最后活下来5个。他娘为了给孩子们弄口吃的,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夜路去换高粱。

但是像李稻葵这样,到上大学的时候碰上恢复高考,大学毕业又正是国家经济改革最出成就的时候,自然很容易跟林毅夫一样,站到后发优势、产业政策这一边了。

经济学家岂好辩哉?

其实谁都明白,最终决定大家江湖地位的还是在政府那里的位置,吴敬琏厉以宁争了大半辈子没分出个胜负,但是两位前辈高山仰止,是因为吴敬琏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里,带出了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厉以宁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好学生,像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都是进了政治局的人。

但是可惜啊,我们只有一个政治局,一个央行,一个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还有可能要合并,位置就那么多,但是一茬一茬的经济学家还要回国。年轻一代没赶上国难思良将的好时候。他们在江湖上的斗狠,可就不像林张之争那么温文尔雅了。

邹恒甫的横空出世,把经济学家的论战直接引向了下半身。06、07年他跟《北大商业评论》主编何志毅先后发公开信举报搞内斗,最后不约而同落到了“品行卑鄙,肮脏无耻”上。

邹恒甫经此一事算是一战成名,从此成了经济学第一狂人。跟张维迎的风波平息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在微博上搞了个大新闻,说北大院长、主任奸淫梦桃源餐厅女服务员。

这种标准的天涯风标题当然迅速火遍互联网。

谁知道,这个事儿最后成了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烂尾八卦。当时多少人天天趴在邹教授的微博下面,眼巴巴等着他放点无码高清实锤。北大那几个餐厅女服务员倒了霉,有一阵子跟猴子一样,天天有人过去围观他们。

一直到北大把这个事儿告上法庭,邹恒甫才出来跟媒体解释:自己一向喜欢夸大其词,用奸淫这种词是一种说话策略,是一种马克吐温式的幽默。

据说邹恒甫有两条狗,一条叫爱因斯坦,一条叫牛顿,第三条准备叫莎士比亚。他在《新京报》的采访中说:他跟北大没有个人恩怨,喊出北大奸淫是为教育的神圣呐喊,但是

“如果此次北大能彻底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恢复我在北大的教职,归还我的房子,那当然是好。”

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套北京的房子解决不了的。

虽然邹恒甫败诉了,但是在吃瓜群众那里,经济学家的形象,已经被污名化为口无遮拦的巫婆神汉,或者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既得者。

经济学家们也再也不会有84莫干山会议的地位了。今年9月中旬还要开第六届莫干山会议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非昔比了。

当年《卖橘者说》火到出盗版的张五常,曾经是出了名的矜持高冷。他坚持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因为翻译不在场,还晾过当年在成都当市委书记的李春城。但是最近这毛病逐渐被治好了,也能用普通话磕磕绊绊讲一个整篇。

张维迎跟林毅夫争了20年,林毅夫连续执笔中国的五年计划,他兜兜转转也没什么进步,几年前他接受杂志采访,就说:“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在政府也只担任一些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至少政府还让“反动学术权威”张维迎做一点技术性工作。

另外一个被扣上汉奸帽子的茅于轼现在根本不敢发声了,再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恐怕就不只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彻底砸烂他的狗头了。

03

郎咸平虽然只比林毅夫小了四岁,但是“反攻大陆”比林毅夫晚了20年。

等他终于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身份北上时,他已经错过了莫干山会议,错过了价格闯关改革,错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他的师兄林毅夫,这时候已经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在好几个政府的经济研究中心当上了顾问。

好在郎咸平赶上了中国加入WTO,经济走向全面开放的好时候。十六年之后看回去,奥巴马觉得中国搭了好多年便车,李克强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但是当时WTO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可是顶着一顶汉奸的帽子。老百姓觉得入世之后,外国资本要来低价掠夺国有资产,帝国主义的优势产业像饿狼一样扑向羊群,让民族工业死无葬身之地。加上国企改革确实造成了大面积职工下岗,苏联私有化改革殷鉴不远。当时中国民间笼罩在一种恐怖气氛中。

而郎咸平一来就批评国企改革滋生腐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算是说出了下岗职工们的心里话,一言激起千层浪,一个港大教授就此变身为“中国中小股东的代言人”。

他北上第一个盯上的是总部在香港的华润集团。可是这一脚踢到了硬石头,华润集团当时的董事长宁高宁也是个学财务的,郎教授的文章发出来没多久,就被请到了宁高宁的办公室。逐条对质之后郎咸平没有占到便宜,宁高宁扬言要告他,郎咸平马上就服软说,“我就是为了赚点钱,你告我做什么?”

这个事儿虽然是郎咸平被宁高宁虐了,可是他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他抨击国有资产流失能惊动宁高宁,那也就说明这个路子是对的。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同时把海尔、tcl、科龙当成靶子攻击,把顾雏军送到了监狱,一举成为国内最热的经济学家。

2000年前后是大量民营企业家因为产权出事的时候,仰融跑了,李经纬死了,褚时健被抓了。后来张维迎站出来出来说,郎咸平的言论影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步子。这话别人听着是批评,可是对郎咸平来说绝对是褒奖。

他从小就羡慕学习好、出风头的同学,有学习很好的同学跟他借水彩笔,他能激动兴奋好几天,觉得是莫大的光荣:为什么他不跟别人借偏偏跟我借?整个初中,他都把等着考第一的同学来借水彩笔当作了理想。

成名之后,听说他的节目有不少人追着看,他连忙问记者:看我节目的人多吗?有《还珠格格》受欢迎吗?记者反问他:你想做小燕子?郎教授当然想,他讲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财经领域的谢霆锋。

平心而论,郎教授在美国留学拿到的金融学博士学位,就是关于公司治理的,香港大学执教的几年里,也教的财务学,高引论文多是在商科和金融领域的杂志上,在公司财务和实证公司金融领域还是有所建树的。但是成名后他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做节目,无不对宏观经济指指点点。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批评中国统计局数据造假,说经济增长率怎么能够跟GDP划等号,必须要减去通胀才行。 大部分人听起来是个大笑话,但是郎咸平的粉丝听起来就觉得,果然还是郎教授敢讲真话。

郎咸平成功定义了第三代经济学家的典范,就是媒体经济学家,利用媒体的超高关注度抢夺在经济学上的话语权,并且从中获得巨大收益。郎咸平的风头在大陆一时无两,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一本《货币战争》的书横空出世。

宋鸿兵比郎咸平厉害,郎教授经济学理论再怎么孱弱,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论文等身。宋鸿兵学的是和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的自动化,在名字听起来像野鸡大学,实际上还算正规的美利坚大学镀了金,用东拼西凑的二手材料弄出来的一本书,就席卷了全中国,甚至于登堂入室了。

如果说郎咸平是抓住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老百姓对国企改革的焦虑,7年之后,加入WTO给中国人带来了普遍的财富增加,金融危机两房破产之后,中国人的焦虑就是如何让资产保值。

宋鸿兵抓住了这个机会,像神医张悟本开出“绿豆汤治百病”的药方一样,开出了买黄金这个简单粗暴的药方。 拿着这个药方的中国大妈,一度逼退华尔街的黄金空头,传为又一个“爱国主义”的美谈。

始作俑者,其必有后。

2008年之后,一大批抓住中国人资产焦虑的经济学家粉墨登场。像刘姝威、易宪容、谢国忠这些说中国股市要跑步涨到1万点,或者是3年内房价要跌50%的,都一夜之间成名成腕,到处跑着演讲授课,名利双收。

十几年了,国企改革的话题不再热门之后,郎教授逐渐和宋鸿兵合流了,这些年还先后相继延伸到科技圈、娱乐圈。郎咸平批评过苹果手机是单核,不够好,发布的新手机硬件没怎么变,只把软件升了级就拿出来骗人,点评过小沈阳的红离不开金融危机。中间还善意地向郭美美母女伸出援手,那次节目至今都是郎教授的污点。

郎教授最后一次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秀肌肉,就是去年跟小三打的那场官司,不但骗到了千万资产,还硬生生把送人家的房子要回来了。这个成就虽然不足以拿诺贝尔奖,却是足以写进新婚姻法普法材料的。

这几年因为不断给骗子金融公司做代言,这老哥俩的日子不太好过了。15年12月,宋鸿兵在太原被群众拉住揍的西装都开了线,同一天,郎咸平也在上海被群众围堵,叫喊不准再到上海去。上个月,郎咸平又被台州的群众给扭送到了派出所。

这哥俩走穴的阵地从北上广退到了晋冀鲁豫的省会,再退到陕甘宁的五线城市,真是沿着我党的胜利路线倒着走。 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徐徐落幕, 在他们身后,是一个“人人都是经济学家”的黄金时代。

如今有无数的微博股神和微信10万+,告诉你该买比特币还是螺纹钢,北京上海限购之后去哪里买房。 一个叫天津股侠的微博账号,不光有好几百万粉丝天天追着问走势,还传出可以睡粉,享受了二线明星的待遇。

在朋友圈的鼓噪下,中国人一窝蜂地去买房,一窝蜂地炒股,一窝蜂去购汇,最近以至于程序员一窝蜂把钱投进币圈搞ICO,互联网公司的绩效都出现了下滑。到最后出了问题,总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下来,让央妈教做人。

这些一刀切政策的制定者,几乎都是30多年前辩论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热血青年。不知道他们此时相信的,是当年李银河的那篇《 要大大发扬民主,要大大加强法制 》,还是这些年普遍流行的一个结论,中国人还是应该被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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