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24日，朋友圈里有两篇文章被大家刷屏。作者观点不代表创业邦，不过邦哥觉得，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约而同转发同一篇文章的时候，这些文章就需要放在创业邦的朋友圈头条栏目里，记录那些民心所向。两篇分别是：1.张凯律师|| 都在一条船上2.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
第一篇：张凯律师|| 都在一条船上(来源：张凯律师)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凯律师记于2018年7月23日
第二篇：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作者：楚团长）
过去两天，焦虑席卷全国，除了制药公司的资本大鳄之外，还有两个人物被意外牵出，他们就是著名记者王克勤，以及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顶头上司包月阳。
王克勤（左）和包月阳（右）
2010年3月17日，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的王克勤，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报道。两个月后，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调去仅有20余人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第二年七月，《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已经是明星记者的王克勤，找新工作并不难，他在2011年9月加盟了《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但新工作并没有干多久，在2012年10月，《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也遭到了解散，王克勤不久后便再次离开。
王克勤离职时带走足足2吨重的上访材料
2013年2月，北京
2018年7月22日，包月阳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有时候，时间能改变一切。有时候，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
在这焦虑和愤怒的一天内，57159个转发，7401条评论，65416个点赞。
不过，这些当年冲在报道第一线的人物，得到关注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相信不久后，他们的消息就会被淹没在综艺八卦和明星绯闻里。人们只会在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才会问：“那些为我们抱薪取暖的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王克勤和包月阳的遭遇，只是中国深度调查行业的一个缩影。这个曾经坚硬和骄傲的行业，凋零地无比迅速。根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估计，现在仍在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不过数十人。
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四部分：
1. 曾经辉煌的过往
2. 日益衰落的纸媒
3. 凋零离去的记者
4. 深度报道的未来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 曾经辉煌的过往
朱镕基的“五不”很出名：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但他给《焦点访谈》破过例，在1998年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用签字笔给节目组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十六个字勉励。
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1998年，北京
曾有部长忐忑地对敬一丹说：“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了看《焦点访谈》。总理常在会上问：‘你们看昨晚的《焦点访谈》了吗？’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如果有事看不成，就让秘书看，让家人看，再告诉我。”
那会儿权威单位都怕记者，而且特别怕《南方周末》。在南周的旗下，余刘文扳倒了背景深厚的昆明恶霸；赵世龙在洗脚城卧底三天揭发了湖南高考舞弊案；孙保罗揪出了贵州官场一串串庸官，等等等等……
那是纸媒的辉煌时刻，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广告收入过亿，好的记者月收入过万，要知道2000年全国城镇员工平均工资才780元。曾经有记者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南周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在崇高的荣誉感和高薪的激励之下，一大批深度报道记者活跃于神州大地。急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光芒四射的成就，也催生了许多暗黑莫测的罅隙，这给深度调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媒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也鼓励记者做深度报道。
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教科书式的深度调查案例，而那些诸如“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等文字，时至今日都让人热血沸腾。当年洛阳纸贵、一报难求的盛况，依然历历在目。
雪球创始人方三文，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加入了《南方周末》，他后来说“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如今腾讯的副总裁陈菊红后来写过一篇《离开》，她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2. 日益衰落的纸媒
2010年之后，在各类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开始急速衰落，2012年8月微信公众号横空出世，传统报纸和杂志的收入利润更是江河日下，总印张2011年顶峰时的2272亿张，急速下跌到2016年的1267亿张。
报纸出版行业收入的停滞，伴随而来的是广告主的离场，报纸+期刊能够拿到的广告投放费用日益减少。在2016年，这种广告投放的同比下滑比率居然超过了40%，纸媒经营的困难可想而知。
而与此相对比的是，网络和移动广告投放正在井喷，其中网络广告从几百亿的规模，迅速做到了2017年的近4000亿；而移动广告也从无到有，2017年规模发展为2649亿。
著名记者王志安曾经说过：“在中国，记者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太低，几乎没什么成长性，30岁不进入管理层或者转行，就是失败的代名词。但调查记者对知识，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不用感慨，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人会排着队回来。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
但显然，急速衰落的传统媒体，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阔绰，调查记者们的大批离开，是必然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大批优秀记者离开的唯一原因。
3. 凋零离去的记者
世界杯期间，中国仅有几万名注册足球运动员的真相刺痛国人，但调查记者的数量，比足球运动员还要稀缺的多。
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
而到了2017年，当年尚能找到334名调查记者的张志安，在撰写《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六年时间，调查记者的人数又几乎腰斩。
河南《大河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曾说过:“2000年的时候，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六七千，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2万了、多的3~4万，现在记者的人均工资才四五千”。
曾经调查记者是天之骄子，如今他们的工资，只抽得起娇子。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记者身处时代前沿，他们极其敏锐的察觉到行业兴衰的转折，当互联网无可阻挡的崛起时，不少记者便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
报道过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等重大事件的李玉霄，在2006年投入腾讯的怀抱；打造了《卧底番禺传销》、《揭开传销绝对秘密》等传销系列的傅剑锋，也在2011年告别记者生涯，成为腾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南周头版编辑方三文头也不回的去了网易，随后创办了互联网投资社区雪球。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代稿神郎朗，能用稿费在广州买房的男人，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纸媒“为了人生不留遗憾，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
马云说员工离开，要么钱没给够，要么心委屈了，记者们主要可能还是心委屈了。
被誉为“中国揭黑第一人”的王克勤，当年打扮成农民，把笔记本和相机藏在麻袋里，嘴里叼着烟，开着拖拉机，突破封锁报道了定州征地血案，其中曲折艰辛闻者落泪。但当他站上央视的领奖台时，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无可取代的。
不过这种荣誉感并不能当饭吃。这个硬的像刀一样的汉子，四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报社劝退，长期只能拿底薪，出门调查大多坐公交，更是曾被人打电话威胁要来“接”他老婆孩子，一家人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了好几天。
所以，这个曾经号称要把调查记者做到80岁的人，后来去做了公益，帮助他调查过的尘肺病人。
2003年连续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情况后，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峰、总编程益中因涉嫌受贿被带走，差点被办成铁案的他们被放出来后，渐渐淡出了纸媒。喻华峰创立了本来生活网，程益中加盟了乐视体育香港公司。
名单上还有很多人，比如孙保罗、郭国松、朱德付、余刘文、谭庭浩、赵世龙、简光洲、付振中、陈峰、邓飞、龙志、刘建峰、朱文娜、景剑锋、傅桦、仇子明、乐倩、杨琼文、卢广……
他们具体的遭遇，这里就不做细述了，原因想必不难明白。
而那些受惠于调查揭黑的网民，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调查记者一边，反而在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和妖魔化媒体的风潮中，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在转发包月阳微博的那57159个人中，又有多少个没跟风骂过记者呢？
因此，对于大部分艰难挣扎的调查记者而言，他们的左耳，可能响着周华健的那句歌：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而他们的右耳，则可能是李诞的那句话：
人间不值得。
4. 深度报道的未来
1894年，美国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不是民主、文明和健康，而是腐败、剥削和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底层人民焦虑，社会心态浮躁，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卫生糟糕……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触将这一切记录在了他的名著《镀金时代》里。
工厂的保护者，Bernhard Gillam，1883年
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美国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muckraker），也称黑幕揭发运动。
1905年，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Jr.）以打工的名义，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七个礼拜，目睹了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的疯狂恶心景象，将其写进《屠场》一书中，引爆了美国人的舆论。
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屠场》时正在吃早餐，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时，大喊一声“我中毒了！”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后来再也不敢吃肉，变成素食主义者。
厄普顿·辛克莱，CBS，1942
《屠场》一书，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与《肉类检查法》，美国食品和药品从此慢慢安全起来。
怀着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目的，美国调查记者们再接再厉，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社会各界丑闻的文章，从市政腐败到经济垄断，从药品掺假到雇佣童工。在调查记者看来这个看似发展迅速的社会，道德的血液明显跟不上肌体的成长，社会实际上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黑暗。
揭露假丑恶的扒粪运动有没有摧毁美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没有。这些揭短反而使美国社会上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都是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扒粪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调查性报告成为美国的新闻传统。水门事件、越战等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都有调查报告在背后左右的身影。普利策奖更是成为全球新闻人的诺贝尔奖。
心系天下的不只是美国调查记者，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也不缺少心怀新闻理想的青年记者，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支持。
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对他们好点儿，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无论你们现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