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一场输不起的世界大战

华商韬略 2019-07-09 07:10

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熊剑辉,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要是垃圾分类推不下去,中国会继续被发达国家收割“垃圾红利”。

1970年代,东京“垃圾围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就是“江户垃圾桶”。

恶臭盈天、污水遍地,江东人苦垃圾久矣!而且,也一直在反对将江东区变成东京的垃圾场。1964年,东京都政府在江东筹建第15号填埋场时,引发强烈抵制;1965年夏天,江东更爆发“蝇灾”,苍蝇多得爬衣服、钻鼻孔。都政府不得不火烧垃圾山,才搞定这场生态灾难。

但垃圾还得有地方堆和埋。为缓解江东的压力,都政府决定,到江东之外的其他区兴建垃圾焚烧厂,并且向江东承诺:1970年之后,不再往江东运垃圾。

但这个承诺兑现太难。

重点难在其他各区都不欢迎在自己的地盘兴建焚烧厂,其中最难啃的钉子就是西部的杉并区。因为事先没跟居民商量,也没公布选址理由(土地有一半还是私有的),杉并区强烈抵制了政府的计划,其他区的进展,也并不顺利。

于是,大量的垃圾还是往江东运。1971年,日均5000辆垃圾车开进江东,让江东父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9月27日,他们走上街头拦阻垃圾车,并向东京其他22个区发表公开信:谁不同意在区内建垃圾处理厂,就不让这个区的垃圾车进入。

“东京垃圾战争”正式爆发。

但接下来,各区却陷入旷日持久的扯皮。1972年12月,都政府计划设立8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又包括了杉并区。这次,杉并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来了。

这种硬扛的态度,令江东区出离愤怒,并第二次禁止杉并垃圾进入。结果,杉并区垃圾遍地,恶臭盈天,杉并人也饱尝了江东人的苦楚。即便如此,杉并区还是不肯屈服。

1973年,江东区第三次抵制杉并时,终于撂下狠话:再不解决问题,就让全东京给杉并区“陪葬”。

这让东京都政府无路可退,杉并区也接到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同意,都政府将强征土地,开建垃圾焚烧厂。

197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调解下,“垃圾战争”终于和解,并确立了“各区垃圾自己处理”的总原则。

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今天,东京23个区建有21座垃圾焚烧厂,不仅涩谷这样的繁华市区里有,中央区的焚烧厂离日本皇宫更是只有3.5公里。没有焚烧厂的区,只能花钱交给别的区处理,矛盾也因此化解。

但“垃圾战争”遗留了一个巨大隐患:当时,垃圾都没有经过细致分类,而是直接拖进了焚烧炉里。

1999年2月,朝日电视台报道了埼玉县菠菜中二噁英严重超标事件,引发日本恐慌。超市对埼玉蔬菜全面拒收,跟今天福岛的待遇一样。

二噁英,一级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10000倍,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垃圾混烧,正是二噁英来源的罪魁祸首。而垃圾分类后,如果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

但这个污染机理,日本人也是90年代才彻底搞清楚。

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6000座焚烧厂冠绝全球。日本空气与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也飙升到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面对“埼玉蔬菜事件”,农林水产大臣要求彻查,时任首相小渊惠三亲自过问。但查来查去,却引发了埼玉农民的愤怒。他们指责朝日电视台和民间检测公司造谣生事。最后,电视台和检测公司还向蔬菜商赔了1000万日元了事。

这件事,究竟是空气污染还是土壤污染,早就说不清了。

但日本政府知道,必须做出强力改变。

1999年3月,小渊惠三召开内阁会议,要求用4年时间,将二噁英排放强制减少90%。为实现目标,7月“二噁英法”出台,2000年1月实施。

要想大幅减少二噁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类搞严、搞细、搞到底。

因为“垃圾战争”后确立的“各扫门前雪”原则,使得焚烧厂已经分布在城区里和小区边。斗了那么多年,再想进一步规划和改变焚烧厂的布局,实际上不可能了。

史上最严苛垃圾分类,轰轰烈烈展开。

为贯彻二噁英减排,日本把所有环境法规统统修订一遍。垃圾分类上,更实施严刑峻法。像《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可判5年,罚1000万日元(60多万人民币);企业或法人乱丢垃圾,重罚3亿日元(1900多万人民币)。

在静冈县,一家食品厂只是将过期酸奶倒进下水道。但因为散发恶臭遭到举报,社长、社员全被逮捕。

老百姓乱丢垃圾就破产了。况且,焚烧厂还在家门口,不好好分类,吸二噁英的只能是自己。

这样密切的利害关系,使垃圾分类得以贯彻。2003年,日本二噁英排放较1997年大减95.1%。成果立竿见影,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坚持分类的信念。

凡见过日本垃圾焚烧厂的中国人,都赞叹其既“净”又“静”。比如大阪舞洲垃圾厂,外形像儿童游乐园,是焚烧厂中的“网红”。

但实际上,焚烧厂也是被逼的,居民对它们并不放心。

由于“二噁英法”,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行业——二噁英检测分析。高峰时,300多家专业二噁英实验室掘金蓝海,通过日本环境省权威认证的机构就达100多家。任何团体,都能很方便找到一家专业的二噁英分析机构。

于是,垃圾焚烧厂想糊弄老百姓就变得很困难。为取得周边民众支持,焚烧厂要不断公布环境报告,鼓励居民来参观、交流,甚至应对专业机构的分析和质询。

严苛的环境法律、深度的民间参与、专业的分析监测、就近的焚烧厂分布、长期的分类教育……这些因素,逼着日本人越分越细,也值得中国人参考借鉴。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边哭边捡垃圾的场景,为其赢得了“世界上最爱干净民族”的美誉。

其实,哪有那么多民族天性,都是事到临头、利益关切而已。

2008年,导演王久良把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场跑了一遍。它们构成北京“七环”的震撼影像,被拍成了纪录片《垃圾围城》。

北京为此投资百亿,对周边垃圾场展开治理。

早在2000年,北上广等8座城市就开始搞分类试点。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北京的323个街道,有三分之一已经展开了垃圾分类。

但垃圾堆积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10多年过去,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陷入了“垃圾围城”里。

上海4天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厦;杭州3年的垃圾,能填满西湖……但社会公众对这些,几乎无感。

垃圾再多,也会堆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围城的急迫,就谈不上做分类的动力。

但市长们都知道,城市之间的垃圾战争,早就硝烟四起。

2016年6、7月间,太湖西山岛的苏州老百姓,发觉有点不对劲。

一艘艘船昼伏夜出,往来于西山岛上。天亮后人们发现,这个被誉为“苏州小九寨”的风景区、距苏州吴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被人倾倒了12000吨垃圾。

苏州人愤怒了。他们把没来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一审才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次,苏州变成了“江东区”。

上海四处“倒垃圾”,也早就不是第一次。

2013年,一个叫徐国强的男人跟上海杨浦区绿容局达成协议:以每吨48-78元的价格,获得垃圾处置权。

当时,在上海市区收集、压缩、转运垃圾的成本,高达400块/吨。徐国强的报价,低得不可思议。

他们赚钱的秘诀,就是用低价层层转包,把垃圾转运到外地装卸、倾倒。整条黑色产业链上,所有环节都大赚其利。两年间,通过徐国强转手倾倒的垃圾就多达4万吨。

2015年,当他们把1670吨垃圾倾倒在无锡时,无锡市检察院迅疾反击,不但把徐国强一干人告上法庭,连上海杨浦区绿容局也一并送上了被告席。

2016年11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彻查上海垃圾非法倾倒。结果发现,上海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是2.4万吨/天,需求却高达3.34万吨/天。一些垃圾堆场表面停运,却未能封场,无渗滤液处理或改造也大大滞后。结果,渗滤液长期超标,直接排进了污水管网或河道里。

当大城市处理能力饱和、处理成本高昂时,小城市,自然成了垃圾处理的“价值洼地”。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于是,类似案件蜂拥而起。深圳的垃圾倒于都、杭州的垃圾倒芜湖、东莞的垃圾倒肇庆、乌镇的垃圾倒凤台,甚至直接倒进长江……

而中国“固废法”规定:滥倒污染物,最高处20万元罚款。

可在东莞,不法分子为获得“倒垃圾”的“权利”,向环卫局领导行贿的钱都高达70万。

没办法,倒垃圾,太暴利。

2016年7月,当江苏海门再现上海垃圾时,上海终于下达禁令:垃圾一律不准外运。

垃圾既不能外运倾倒,便只能就地焚烧。要焚烧,就要考虑是混烧,还是分类烧。一帮“焚烧派”专家更认为,垃圾分类不必强求。只要引进发达国家(德、日)的焚烧炉技术,将炉温保持在850℃以上,二噁英即可分解,排放就能达标。

2017年,一家名为江苏力维的检测机构,因违规被注销停业。其主营业务是二噁英检测,其市场份额冠绝全国。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这是一家给钱就能出达标报告的企业,且“服务”过众多垃圾焚烧厂家。

中国“达标”的垃圾焚烧厂蛮多的,不知道专家们肯不肯住附近。

眼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二噁英法”。但有研究显示,早在2008年,北上广空气中的二噁英浓度就突破了日本标准。有专家呼吁,应尽早将二噁英和PM2.5一起纳入空气监测。

有些事,不说也明白了。上海(包括46座城市)搞强制分类,不就是为大家好吗?

2018年,王石成为深圳“垃圾分类大使”时,谈及一则见闻。

一次,他去日本拜会一位地产公司老总时发现,日本人喝完矿泉水,还要把塑料标签从瓶子上撕下来。他觉得很好奇,这位老总答道:要是塑料标签不撕,回收的塑料品质不高。

王石由此感慨日本人分类的精细。

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却大都运到了中国。2015年,日本向中国输入88万吨废塑料,其中包括110亿个塑料瓶。

如果你拥有一双上帝之眼,在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环时,会发现一幕“中国奇景”。

当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全世界,它们运行的轨迹会因目的地差异而大不相同。在落后国家,它们会沉积为死寂的垃圾;在发达国家,它们却因垃圾分类变成可回收资源,并运回中国。在中国庞大的资源回收体系里,它们会再度成为中国制造的原材料,成为商品后重返世界……

不论是耐克球鞋还是苹果手机,中国,始终是全球制造与原料轮回的终极核心。

2015年,中国拿下了全球22%的废钢、57%的废塑料、31%的有色金属废料、51%的废纸、28%的电子废料。全球一半以上“洋垃圾”会运到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大搞垃圾分类的国家是大卖家。

关于“洋垃圾”,又是一场“罗生门”。

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付脏钱给不法商人,诱惑他们在中国倾倒垃圾。这像极了上海与苏州关系的“国际版”。

但美国人却表示,中国商人大肆进口“洋垃圾”,并从中大赚其利。2018年之前,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废纸、废塑料,总价达56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国际贸易,靠“倾倒阴谋”不可能撑起来。

在广东汕头的贵屿、清远的石角,或许藏着答案。

这里曾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时,10多万人搞拆解,家家户户烧垃圾,烧掉塑料皮后,1000吨电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吨铜。这一下,就造就了一门产铜10多万吨、价值数十亿的超级生意。

这些垃圾,不过经历了最粗浅的分类而已。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一半的铜来自资源回收。贵屿、清远冒出青烟的多寡,曾直接影响国际铜价走势,令环保部门也投鼠忌器。

日本人的塑料瓶,也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了行销全球的雨衣、手套和“的确良”服饰。

中国的“洋垃圾”商人们,一手把控中国的回收渠道,一手在美国的废品回收体系中布局。由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洋垃圾”的赚头超乎想象。

但整个中国,却陷入一个可笑悖论:一面垃圾围城,一面进口垃圾。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洋垃圾”经过了垃圾分类。

在德国,中国人以200欧元/吨(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便有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80万吨的巨量向中国倾销。

在东京,2010年的垃圾处理成本已高达5.8万日元/吨(3600多元人民币),但因为焚烧厂有卖电、卖热、卖废品的收入,向公众的实际收费,只有1.45万日元/吨(900多元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的视野中,中国通过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和“洋垃圾”贸易,其实是在猛力“补贴”做垃圾分类的一众发达国家。

这个世界,其实早就陷入了国与国的“垃圾战争”里,且在不停惩罚不肯做分类的人。垃圾贸易的18年里,发达国家一边坐拥青山绿水,一边享受着向中国输出分类垃圾还赚钱的红利。

2018年,中国开始禁止24种“洋垃圾”。而中国的分类垃圾,显然比进口“洋垃圾”有价格优势。但要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推不下去,资源回收行业嗷嗷待哺,“洋垃圾”肯定会卷土重来。

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垃圾分类都不能再拖了。

实际上,推动分类垃圾就两大核心:一是分类会更环保,不分类将有环境大灾难;二是分类将更好实现资源利用。否则,不做分类却去买洋垃圾,不但浪费巨大,还将加速中国的环保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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