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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总编斯蒂文•谢帕德曾说，英特尔创始人和前 CEO 安迪•格鲁夫的一生，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白手起家的故事之一。
他少年死里逃生、中年带领英特尔壮大和度过无数难关、晚年教书育人兼与病魔斗争延寿，直到生命最后那刻都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作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之一，格鲁夫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商界，被乔布斯等众多企业家称为精神导师、商业偶像。
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1936 年，格鲁夫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人生的起点，他就得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一连串的艰险现实。
年幼时，格鲁夫相继经历过猩红热病、匈牙利政府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军占领匈牙利，差点一命呜呼。然而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 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格鲁夫父亲的企业被收归国有，母亲被苏联士兵强奸。他和一群难民坐船偷渡出境，一路流亡到美国。
在自传《游向彼岸》中，格鲁夫写道：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匈牙利。每当我想到匈牙利，就会想起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我的童年本不应该遇到这些事情，它们使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使一切都黯淡无光。
刚到美国的时候，格鲁夫英语磕磕绊绊，他一边打工一边在纽约市立学院学习。1960 年，《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是《难民拿下工程学班级头名》。此后，格鲁夫再接再厉，获得世界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格鲁夫进入仙童半导体公司，并迅速成为了集成电路领域的专家。
1968 年，格鲁夫与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一起创办了英特尔，他主要负责公司具体管理和经营，其他两位忙于技术和外交。这份工作使得格鲁夫踏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好在他拥有执着、好学、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在格鲁夫看来，做企业和当导演一样，必须掌握极为复杂的技艺。格鲁夫每次从报纸、杂志或者书籍上看到有用的文章都会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他在别人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格鲁夫把管理视作一门独特的专业。他对自己的学习有着真实的紧迫感，格鲁夫从未失去一个匈牙利难民对即将降临的灾难的深切担忧。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格鲁夫常将自己比作一个「压力锅」，整天疑虑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梦见被一群野狗追赶。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格鲁夫写道，「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在英特尔早期发展过程中，公司的资金、人员流动、具体业务等问题，都是格鲁夫在解决。他曾发动了一场一年内从摩托罗拉手中抢到 2000 多家新客户的战役。尤其是 1978 年，格鲁夫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联手，建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商业同盟。当时微软只有 11 个人，而英特尔已有 1 万人，如此大的悬殊并未影响格鲁夫对比尔·盖茨的信任。
当公司壮大后，会议变得冗长。彼时，格鲁夫在英特尔内部提出了「高效会议」——有人做会议记录、有人管时间、有人管会议流程；如果觉得会议跟自己无关，可以不参加。当然，格鲁夫不能忍受迟到，他是一头拼命的驴。
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成功导致自满，自满导致失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为了鞭策员工进步，更多时候，身材矮小的格鲁夫在英特尔扮演强硬派的角色，《幸福》杂志曾将他评为美国最严厉的老板之一。有一次，一位女员工犯错，他训斥道：如果你是男的，我会打断你的腿。
八十年代初，格鲁夫曾提出「 125% 的解决方案」，表示英特尔是美国电子业迎战日本电子业的最后希望所在。他要求员工必须发挥更高的效率，以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那一刻，上万名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似乎被共同的命运所吸引，甘愿牺牲一切去生产芯片，并把它卖掉。格鲁夫让员工学会了如何既做工作上的对手，又做生活中的朋友。
比尔·盖茨与格鲁夫
从创业开始，英特尔便无数次走进「死亡之谷」，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候日本的存储器厂商登台了，在与高质量、低价位、大批量生产的日产部件竞争的过程中，英特尔一直在赔钱。到 1984 年秋天，英特尔的订单如春雪一般消失无痕。
当时产业界都怀疑英特尔是否能生存下去，英特尔管理层不断地开会、争论，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争论越是继续，英特尔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回忆说：这是形势严峻、令人大失所望的一年。我们努力工作，却不知事态是否会好转。我们迷失了方向，在死亡的幽谷中徘徊。
直到 1985 年的一个秋日，格鲁夫和创始人戈登·摩尔在办公室谈论英特尔的困境。他问摩尔，「如果我们被踢出董事会，他们找个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死死地盯着摩尔说，「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
在格鲁夫的眼里，做一个追随者是没有前途的。他说，「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面的车的尾灯行路会容易很多。尾灯战略的危险在于，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面的车，就没有尾灯可以导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因此，早早行动的公司正是将来能够影响工业结构、制定游戏规则的公司，只有早早行动，才有希望争取未来的胜利。」
那时候英特尔有两个如教条般坚定的信念，都把存储器看作是生产和销售的顶梁柱。然而格鲁夫说做就做，他力排众议，顶住层层压力，坚决砍掉了存储器生产，而把微处理器作为新的生产重点。
正是这一壮士断腕的果断决策，让英特尔穿越死亡之谷。1992 年，微处理器的巨大成功使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事后，格鲁夫总结道：存储器业务的危机及其应对手段，使我懂得了战略转折点的含义。虽然战略转折点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它却有助于我们打破僵局，飞跃到一个新高度。假如我们一旦迟疑，便会鸡飞蛋打，两头扑空。在今后 10 年里，失败和成功都将以 10 倍速度的节奏发生。因此，这种状况要求企业领导人能随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偏激心态，一旦危机显现，就能够抢占有利地位，捕捉机会或者逃离陷阱。我知道，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但没有什么规则是不可以变化的。
1994 年，格鲁夫第一次访华，看到北京中关村大街人潮熙熙攘攘，每个电脑柜台前都挤满了前来攒机的人。他不禁热血沸腾，回去之后马上制订一个计划：直接向中关村供货。
话音刚落，新的危机又来临了，英特尔畅销全球的奔腾处理器被顾客投诉有产品缺陷问题。起初，格鲁夫以为只是个例没有在意，结果电脑制造商那里也传来了坏消息， IBM 宣布停止发售所有搭载奔腾处理器的计算机，而关于英特尔芯片缺陷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
彼时，格鲁夫再次陷入艰难的时刻，他说，「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家后变得很抑郁，好像陷入了没有出路的包围圈。」
为了扭转颓势，格鲁夫最终更换了所有的问题芯片，并且改进芯片设计。英特尔为此付出了 4.75 亿美元的代价和半年的研发时间。但同时又一次活了下来，而且更加生气勃勃。
事后，格鲁夫表示：过去我们从未强调与顾客的交往，我们没有解决顾客问题的经验。如今，我们突然要大规模地解决顾客的问题了。
虽然格鲁夫拯救了公司，但接踵而至的是要拯救自己。
1994 年秋， 58 岁的格鲁夫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医生告诉他有：手术、放疗、冷冻手术、什么都不做，这几种办法。于是，格鲁夫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通过阅读医学论文、采访医学专家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病情和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彼时，有记者采访格鲁夫，问到，「你如何看待死亡？」格鲁夫愣了一会儿，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缓缓地说：应该还是怕死的。不过格鲁夫立马补充道：与其说我怕死，还不如说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而且我想继续享受生活。当记者再提问：青少年的经历是否会使你形成怪僻的性情时，格鲁夫立马提高了沙哑的嗓门，犀利地反击道：好像从来没有人称我为一个怪僻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我是一种恭维还是一种侮辱？
1995 年 7 月，格鲁夫和妻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个为期一周的自行车旅行。旅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打电话预约了几周后接受高剂量放疗。
治疗那天早上，局部麻醉后， 16 根空心针从格鲁夫的胯部扎进了他的前列腺。清醒后的格鲁夫有一个可怕的幻觉：自己像一只豪猪，任凭冰冷的医疗仪器插入到皮下和细胞深处。接下来的 48 个小时里，他 4 次推进放疗室。一切结束后，第二天格鲁夫就飞回家中，第三天便开始工作了。
作为补充治疗，格鲁夫的体外放疗共做了 28 天。他每天早上去完医院后，立马精神抖擞地回公司上班。虽然只不过几分钟的事儿，但「老顽童」格鲁夫却觉得实在很麻烦。他甚至生气道：让我最恼火的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可能是因为我不得不改变食谱的缘故。我 5 周内长了三四磅，这对我来说是够多的。
放疗后 3 周，格鲁夫「生龙活虎」，在瑞士召开的「电信 95 」大会上做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次演讲，活动的间歇，他还游览了欧洲。
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总结道：肿瘤总是要长大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果断地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另外，因为前列腺癌的领域非常复杂和多变，做做调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别把任何人的话当成圣经。如果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投资，那么我想你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
乔布斯与格鲁夫
1997 年，格鲁夫战胜了英国王妃戴安娜、克隆绵羊多莉之父伊安·威尔马特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时代周刊》新一届的年度风云人物。巅峰时刻，这位好斗、爱发脾气、有驾驭力的铁腕人物决定隐退江湖。
1998 年，格鲁夫正式将 CEO 职位交给继任者。在格鲁夫的领导下，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零件和 CPU 制造商，股价一度登顶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格鲁夫说，「职业改变总会消失的，这是一种温和的改变，就像它温和地出现一样。在这种时候，回顾过去就很有诱惑力，但是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适应新世界、学习新技能上。旧世界仅存有限的机会或者完全没有，而新世界则为你提供了一个灿烂的未来，值得你为之冒险。」
淡出一线后，格鲁夫一边做慈善，一边进入斯坦福商学院做兼职教授。斯坦福教授罗伯特·伯格尔曼说，「格鲁夫是我毕生所遇的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直接、刻薄、简短，是他对格鲁夫在教学和生活中的印象浓缩。
为了改进讲课方式，格鲁夫甚至会让他的妻子、丈母娘来斯坦福听他讲课，帮助自己提升讲课能力。有一次，格鲁夫十分生气，因为他认为丈母娘走神了，没有好好听课。
伯格尔曼说，「熟悉格鲁夫的人知道，他的偏执并无恶意，而是从言论上由内而外在传递他的价值观，从行为上对自己和周围人一致的严格要求。他擅长通过讽刺洞穿本质，让其他人因此而印象深刻。」
乔布斯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在最迷茫、无助的时刻给格鲁夫打了电话，就是否回归苹果征询他的意见。当乔布斯列举了回归的条条好处和坏处，说到一半时，格鲁夫突然打断了他，说，「乔布斯，我才不在乎苹果会怎么样？」乔布斯愣住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真正在乎苹果的，于是决定回归公司，让苹果涅槃重生。
实际上，格鲁夫除了强势、固执和小心翼翼外，他也十分幽默风趣。《商业周刊》总编斯蒂文•谢帕德说：格鲁夫爱自嘲，经常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他还喜欢和妻子一起跳热舞，尽管不熟练把脚扭了。 2000 年，当谢帕德随口向格鲁夫提及，应该向母校纽约市立学院捐一笔重金，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其中的工学院时，格鲁夫以一贯的生硬姿态摆了摆手，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什么破楼上面。但没过两年，格鲁夫还是悄悄给母校捐款了 2600 万美元，把谢帕德惊呆了。
晚年的时候，格鲁夫又被诊断出帕金森综合征，尽管自己已经像一头伤痕累累的老雄狮，眼眶里充满泪水，但他却强调：我现在仍然在人生之湖中游泳。格鲁夫还曾试图推动英特尔利用技术来对付帕金森综合征。
在他人生最后一次聚餐中，格鲁夫还对老朋友伯格尔曼说，「伙计，我知道你有听觉问题，因为刚刚我问了你三次问题，你才回答我。我知道你不想检查身体，但是你必须要检查，否则两年后你会后悔。」
2016 年 3 月 21 日，格鲁夫在美国去世，享年 79 岁。这位商业传奇人物，一代硅谷人心中的「灯塔」，静止了。
得知消息后，比尔·盖茨哀悼：我深感悲痛，我非常享受和格鲁夫一起合作的时光，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之一；苹果公司 CEO 库克则说：格鲁夫是科技界的巨人，他是美国精神最好的诠释；高通创始人艾文·雅各布表示：计算机、无线/智能设备都从格鲁夫的贡献中获益，我们应该向他深深致谢；英特尔董事长安迪·布莱恩特说：在企业战略和领导力方面，格鲁夫的思想仍然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在 PC 与互联网时代，他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英特尔的成功……
格鲁夫是硅谷精神的缔造者，美国式成功故事的缩影，乔布斯等无数企业家的偶像。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每个阶段都充满着传奇与不屈、进取与勤奋。格鲁夫不敬神灵、为人率直、喜爱争辩、笑口常开——往往发生在同一瞬间。即便时有瑕疵，格鲁夫也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次又一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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