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6月18日，Facebook公布了加密货币Libra白皮书，希望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震动世界。
我的第一感则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全球主张”？
美国几大科技巨头的市值依然领先于阿里和腾讯，但在金融领域，它们一直比较落后。谷歌钱包2011年开始在几个城市试运行，那年底支付宝已有6.5亿注册用户；苹果2014年10月上线Apple Pay，Facebook2015年可以通过Messenger绑定Visa或万事达卡向好友转账，远远落后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但为什么后起的Facebook率先发布了志在天下的计划呢？当时我觉得，是中国公司缺乏美国巨头那样的全球观，中国公司在国内有更多的easy money好赚。
很快看到马化腾在朋友圈就此评论：“技术都很成熟，并不难。就看监管是否允许而已。”小马哥向来低调，这次也不是主动发表评论，是在别人评论后忍不住跟了一条。
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课时谈及此事，一位做金融科技公司的同学说：“从能力上，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科技做Libra都没问题，但你要到外国去发行数字货币，首先要国内监管机构批准。现在整个金融业都在防风险、抓内控、搞整顿，2016年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专项整治后，还有多少人提创新？还有什么很创新的爆款产品？金融科技人的想象力越来越窄，Libra当然不可能出自我们的脑袋。”
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则说：“中国的金融稳定，主体还是靠我们银行。证券市场七上八下，也不会怎么着。银行稳则金融稳。你看一下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就会明白，现在还是风险防控期。比如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地方监管的各类机构和交易平台的风险，保险公司的风险，非银行支付机构的风险，加密资产的风险，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风险，央行都在关注。再看‘防范金控集团野蛮生长风险’这部分，将金控集团分为多种类型，主要关注的是两类，一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投资、并购逐步控制多家、多类金融机构，二是部分互联网企业逐步向金融业拓展，获取多个金融牌照并建立综合化金融平台，比如阿里将金融资产划转到蚂蚁金服，它就有第三方支付、小贷、保险、基金、银行等多张牌照。”
还有一位同学说：“民企做大金融，看来不符合中国国情。金融事关经济命脉，肯定要国有主导才更安全。加上前几年这个‘系’那个‘系’的问题，以及互联网金融‘10%是天使，90%是恶魔’的状况，你让政府怎么放心呢？”
同学们关于民企不适合搞金融、更不适合搞金控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有不少案例支持。但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历史上不止一次的政策救助，没有长期近乎固定的较高息差，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业真的稳定吗？银行业利润丰厚，都是治理、管理、创新之功？银行若是如此美妙，社会上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关于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不平等的抱怨了吧。
去年实体经济困难众所周知，而据《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19》，去年47家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为2.18%，平均净利差为2.05%，较上年分别提升0.06和0.05个百分点。由于息差利差扩大，47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更多了（1.63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5.2%。
说到民企搞金融风控能力差，对那些缺乏正念的实际控制人来说，的确如此。但客观来看，传统银行的风控做得又如何呢？这些年关于银行内外勾结的“萝卜章”案件爆发了不少，而从最近爆出的国开行对中国华信能源的贷款问题看，动辄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贷款都因“长官意志”打了水漂，风控流程在“人治”面前形同虚设。这种掺杂着大量人为不正常、不健康因素的风控，有可能比依靠数据驱动、智能风控、主要面向中小微和个人的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更稳定吗？（注：网商银行放款的额度为100万元以下；蚂蚁为小微企业构建了超过100个以上的预测模型、3000个以上的风控策略、超过10万个预测指标，全部通过数据化方式实现）
根据年报，截至2018年末，微众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51%，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而据中国银保监会统信部数据，截至2018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89%。
民企搞金融，确实有不少搞砸了，搞乱了，有的是初心问题，有的是能力问题。但历史地看，国有银行的问题未见得少，改了几十年也未见得彻底改变了治理和管理模式，而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等探索，不仅是业务创新，也是风控创新，对客户的画像更精准，审贷也更少人为因素干扰，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该处置的风险要断然处置，无论是不是民企；该鼓励的创新要积极支持，也无论是不是民企；不搞一窝蜂，不搞一刀切。这才是客观理性的态度。最近出台了金融业开放11条，释放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号，调快了开放时间表，大大有利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虽说外资金融机构的治理和风控一向专业，但历史上那么多金融危机，它们也没有什么护身符，有的也难辞其咎。既然金融可以向外资加大开放力度，对民企是否也可少戴有色眼镜呢？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按规则办事和监管。
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演讲，我在现场，聆听了他对于BigTech（大科技公司）、FinTech（金融科技）的一些担忧。
1、个别BigTech巨头可能会想，凭什么央行可以发行货币、制定基础利率？我是不是也可以？须知，尽管各国央行的历史与现状各有不同，其目标和使命大致可描述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以稳定谋福祉等，其人员与组织构成对其使命予以支撑，并有立法保障，这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产物。至少目前来说，这与商业机构的目标和使命相距甚远，尚难相信轻易冲击这一文明能有好结果。
2、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一个新科技，如果原来的调控传导渠道被完全冲破，无法工作并实现目标，但又没有新的调控系统，这时候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3、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但同时也要有所警惕，防止出系统性风险。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给方的宣传。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革命性技术，你要是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他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有时也是要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当切实加强监管时，还可能打舆论战。二是要警惕寡头垄断。三是需要关注会不会排斥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大家就会去拼技术、功能、成本、合规性、可靠性等等。但如果一开始就拼客户数量，最大限度地扩大流量，同时还利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IPO的钱来补贴，以占领市场，力争做到赢者通吃，这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妨碍下一步的公平竞争。
周小川话中有话，也有所指，就是对BigTech要予以警惕。
一位在现场听演讲的同学说，技术是中性的，关键是看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当某些技术的威力足够大、潜在影响并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宏观监管者选择审慎态度、对BigTech公司进行一定的限制，是明智的。
但也有同学说，监管者对监管本身也要选择审慎态度，谨防主观性。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按照问题导向，补齐监管制度短板”，“以并表监管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行为及风险进行全面、持续、穿透监管”。
鉴于各种各样的民办金融“系”前两年已开始整顿，此次发布的意见稿，给外界一种印象，在监管管理的对象中，BigTech首当其冲，特别是蚂蚁金服。
似乎是为了表白初心，包括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在内的众多高管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蚂蚁不想成为大象》，其呈现的核心信息是：“你以为，在中国的金融与科技体系里，蚂蚁金服扮演的是超人一样的角色，骄傲的，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式的，但其实它希望表达的是，友好的，非攻击性的，甚至是自我约束的。”
这是一种明显的“示弱”状态，它和阿里一贯的强势凌厉风格并不一致。
蚂蚁金服这个市值过万亿的超级“独角兽”，为何此时的姿态如此柔软？过去本不是这样的，“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是他们当初的声音。
通过和同学讨论，我们的结论是：不得不软。
首先，最近几年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回归“牌照制”，金融业务活动必须持牌经营，“你有牌照才能做，没牌照就是非法的”。按照“牌照制”，蚂蚁金服从事金融活动，在资本金约束、资本补充等方面和传统金融机构的要求完全一致。原来可以用比较轻的方式放贷，或将花呗、借呗的小额分散资产做成证券化产品发行，循环放款，但现在不行了，越做越重，规模受限。
其次，最近一两年央行通过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以及消除第三方支付机构直连银行（“断直连”），将其全部接入央行牵头成立的网联平台，对蚂蚁金服也有相当影响。据央行统计，支付机构备付金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为9.52%，这部分收入在早期允许留给支付机构，直连网联后不复存在。
如此等等，客观上使蚂蚁金服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比以前强的多的约束。据今年6月阿里巴巴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2019年财年年报（注：阿里财年为上年4月1日-下年3月31日），蚂蚁金服在2019财年的税前利润仅为2018财年的15%和2017财年的25%。
“形势很清楚，如果搞牌照金融，和别的金融机构走一条路子，蚂蚁金服没有优势。出路只能是回到技术公司而不是金融公司上，相当于过去跨界太多，现在要收回来一些，让监管者更放心。”
“相比起来，腾讯会轻松一点。支付宝、蚂蚁在前面趟路，冲得猛，传统金融机构的‘敌意’会比较大，而传统金融机构的董事长、行长等等，‘级别’都很高，加上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一直有旋转门，高官和高管互通，因此他们去监管者那里游说对BigTech的限制，很方便，也容易奏效。相反，蚂蚁看起来很猛，市场影响力很大，但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很有限。进两步，要先退一步，再等待新的机会。”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当阿里和腾讯成为一种基础设施，它们会通往哪里?》，那篇文章的主旨是“不能让强大走向垄断”，“强大的公司并不可怕，但前提是，从社会到政府，一直都要有提醒、争议和约束”。
而今天，当我看到蚂蚁金服要通过媒体示意“无意成为大象”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另一种感觉。当不少央企都在通过行政性整合做大做强、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我们为什么不担心集中？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行政性整合的效果比市场自然整合更可靠？
对阿里和蚂蚁的一些做法，过去我曾写过文章质疑和争鸣，但如果这种质疑和争鸣最终导向的，不是在市场化创新基础上进行修正，而是回到某种传统监管思路和“哪种身份更可靠，哪种身份要防范”的先验性认知框架，那是令人悲哀的。
25年前，连接着数百台主机的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与国际互联网实现了全功能连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被正式承认真正拥有互联网的国家。25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产生了无远弗届的深刻影响。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生活的各种便利，我们不应该忘记，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拥有了这一切。我们的便捷、高效、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决不是传统结构自然延伸的结果。
这一进程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是：创新是自下而上生长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更不是管出来的，而是依靠风险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依托ICT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充沛的互联网人口红利，在以用户为中心的探索中，摸出来，试出来，迭代出来的。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民办官助，政府不随意干预就是最大的帮助。
回顾历史，必须承认，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监管部门当初的包容与宽松是分不开的。如果监管者一开始就不允许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业，就不会有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蚂蚁不少业务都是“先生孩子再报户口”，如支付宝2003年就已上线，2011年才正式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二维码也是如此，监管者通过实践看到了其价值，就加以接受并规范。
但我们也注意到，当新兴力量的创新直接波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情况会变得复杂。比如对互联网银行，监管部门不接受远程开户，其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公司，就出身来说都不是“高大上”，QQ和企鹅，淘宝、天猫和蚂蚁，给人的印象都颇为草根，是些小动物，一点也没有大银行高楼外大门边的“雄狮”气概。但正是它们创造了真正增益人民福祉的历史。简单举一个例子，中国第三方支付的成本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美国Paypal一笔支付大概是3%的费率，中国为1‰到6‰，个人转账则是免费的。
中国经济的体量决定了中国公司的体量。小有小的美好。大有大的担当和自我约束。中国的创业潮，需要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小的美好”，但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商业标准的建立，则需要大象起舞。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想象力和襟怀，而不是现在就眼望天花板，自我收缩。这不该是中国的选择。
从专业角度看，对BigTech的问题，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也需要更多时间的观察。监管者要尊重金融行业的一般规律，也要从技术变革、数据驱动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了解和倾听。
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BigTech的风控模型，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识别风险，从而使贷款更精准和有效？
那些连信用卡都没有的消费者，通过BigTech提供的消费信贷工具，享受普惠金融的阳光，这是不是一种更应该鼓励的方向？
BigTech真的会弱化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吗？传统银行2B的支付规模是2C的不知多少倍，BigTech在2B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在2C的零售支付环节，BigTech因为建立了支付账户，天然和场景结合，显示了一定的优势，但这完全是依靠重塑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福利而实现的，而且成本极其低廉。
BigTech能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吗？如果考虑到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加在一起也就4000多亿的信贷规模，相比整个商业银行的信贷可谓微乎其微。移动支付会加快货币层次（M0、M1、M2）的转化，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流速。
货币市场基金能影响利率吗？即使强大如余额宝，加上腾讯理财，最多2万多亿，在大海一样的银行间市场，影响很小，它们更像是银行间市场定价的接受者。至于说影响了银行的活期存款，那同时也给老百姓创造了更高收益，这不应该吗？只能通过管制利率定价把利益从老百姓那里转给银行才是合理的吗？
问题远不止这些。所有问题都值得在监管者、BigTech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社会之间进行开放讨论，并以客观事实说话，以保持竞争的公平性作为政策追求，以提升社会总福利和人民福祉为根本依归。如此也可以使监管框架更富弹性。
我体验过大航空公司的APP，大银行的APP，大证券公司的APP，哪怕积分换礼品这样很简单的事，有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弄得怀疑自己生活智商低下。和微信、支付宝相比，这些机构的互联网体验真是形同霄嚷。究其本，我想还是有固定饭碗好端，没有强大的竞争压力。正是微信和支付宝的竞争，才对用户福利形成了保证。我从不相信仁慈的霸权，但我相信，只要有竞争，即使想雄霸市场的公司，也会变得克制和仁慈。
这篇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毋宁说，它是对我两年前所写文章的一种再平衡。
BigTech遭到质疑和警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对中国监管者对BigTech的警示并不持异议。但我认为，中国前几年金融乱象的主体，并不是BigTech，而是一些中小规模、打着金融科技旗号、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中国BigTech的主流是用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改善用户体验。而在激烈竞争中，很难形成单一垄断。我们理应有更大的信心，发展的信心，创新的信心。整体上，中国金融服务的质量仍然有巨大提升空间，BigTech应该是值得更加依赖的同盟军，是友军，不是外人。
因此监管者思考的重点，不应是如何抑制BigTech，而应是如何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BigTech的双向沟通与优势互补（如银行的资本能力、2B的能力与BigTech的数据挖掘能力和平台服务能力）；促进政府这一最大的数据资源所有者和BigTech之间形成互动，从而解放流动性很弱的“死数据”；促进中国BigTech参与全球金融服务和竞争，成为全球领先者。
在金融这个领域，在全世界，拥有话语权，这是中国BigTech百年未遇之机遇。应当倍加珍惜。
从下而上的、向善的创新，与从上而下的开明智慧相结合，则中国的BigTech一定能成为GoodTech，为社会创造正向价值。
前一阵子看过电影《小飞象》。在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场景：那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品质，奇妙、神秘、有魔力”的小象，往往被看作怪物，异物，甚至连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约束，约束是正常的，但唯有那些在约束中依然坚持理想和伟大愿景的力量，才能展翅高飞，越飞越高！
谁说蚂蚁不能成为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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