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迷雾:草原上想到的文化、文明与认知

2019-08-26
心定则目明。穿越迷雾,路在脚下,一步一步,正确的方向指引我们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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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过去这一周,我给自己放了五天假,和夫人一起去内蒙古游历。内蒙古的面积仅次于新疆和西藏,有118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2.3%,相当于186个上海。人口为2530万,仅比上海多100万。以人地关系论,如果说上海拥拥挤挤,缠缠绵绵,内蒙古则苍苍茫茫,浩浩荡荡。

我们从上海飞呼和浩特,先去了辉腾锡勒草原。此地是高山草甸草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草原西端有一道蜿蜒的山谷,是第四纪冰川的地质遗存,叫黄花沟,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步行去往黄花沟的路上,大片白桦林随处可见。

再去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景区。这里位于库布其沙漠最东端,是一个综合性的沙漠类度假风景区,国家5A景区。我们住在莲花度假酒店,据说它是地球上唯一的不用砖、瓦、沙、石、水泥、钢筋建造的绿色建筑,设计师是日本人。响沙湾最早是当地旅游局开发的一个接待站,一直惨淡经营,1999年重组转制为民营企业,渐渐找到了出路,创出了新路。

然后去了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当年曾因基础设施建设超前而人气不足被叫作“鬼城”,现在已是鄂尔多斯的新中心。康巴什新区由多个主题广场和公园、博物馆、古遗址、景观湖、文化建筑、旅游功能区组成,201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城市景观为载体获批的国家4A级旅游区。也就是说,景区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景区。

成吉思汗陵离鄂尔多斯不远,位于伊金霍洛草原上,占地10平方公里,是世界唯一的以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古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回到呼和浩特,我们参观了大召无量寺和绥远将军府,看了“千古马颂”的表演。大召寺是藏传佛教的一座寺院,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建成,银佛、龙雕、壁画是其“三绝”。绥远城将军府是清代绥远将军的办公衙门,按一品封疆大吏衙署的格式营造,砖木构制,占地2.6万平方米,其厢房廊柱上有两副著名对联,一是“事业为黎民福,议论作社稷谋”,二是“有为有猷有守,曰清曰慎曰勤”。

内蒙的朋友说,我的五日行只是蜻蜓点水,很多精华尚未深入,但我已觉得非常满足。祖国之大,有着足够的反差,而反差往往造就惊异和美感。

这一两年,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经济社会,问题矛盾颇多,人心难得平静。如果能远离尘嚣数日,融入草原几分,看遍野的芳草和羊马牛驼,在星空下,琴声中,透透气,放放松,或许会有些新感受,看问题的角度会有些新变化。

草原之行,深化了我对文化和文明的认识,使我更深切地意识到,文化繁荣建基于文明进步。

文化和文明,有人认为是可以通用的同义词;有人认为文化更加内隐,文明更加外显;有人认为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所对应的是蒙昧和野蛮,而文化更注重个性化、多元化,难分高下;有人认为文明更重视进步,文化更重视传承,等等。

我的观点是,文明和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文明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东西,不管应用到哪里都能促进人的福祉提升。如医学使人的预期寿命大为提高,抽水马桶和排污系统让城市里的霍乱逐步绝迹,《物权法》通过保障财产权激发创业者的积极性,交通与通信让天涯若比邻。文明的发展,使各民族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文明”或“不文明”有一定的通约标准,在英文中,“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之意,意味着一种更为进步的社会发展状态。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伯恩斯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文明即一种先进的文化”。

而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是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比如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经常要移动,所以居住在蒙古包里,它构造简单,易于折叠,便于拆迁和运输。

此次在内蒙古的每个景区,我都感到,文明程度比想象中要高。主要表现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各种硬件,清晰的指示系统,卫生、住宿、饮食等条件。公路休息区厕所的清洁程度不亚于上海周边。服务员的态度也很好。内蒙古提出发展全域旅游,近年来游客增速很快,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整体文明程度提高了,在这样的文明界面上,各地来的游客觉得很适应,和自己居住地没有什么不同,就能安心体验独具特色的内蒙古风情和文化。

所以说,文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个地方的文明水平上去了,对这里的特色文化的发扬光大具有“放大器效应”。而文明的提高,离不开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社会建设,环境营造,服务改善,也离不开像伊利乳业、西贝莜面村、亿利集团(联合国认定的全球治沙领导者)这样的龙头企业的带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强了很多。从80年代中期的《河殇》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华诗词大会》《国宝档案》等等,对自己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一样的文化,因为品鉴文化的文明基础的变化,文化的价值似乎也变了。究其本,是中国发展了,赶上来了,文明水位提高了,因此文化自信随之而升。倘若没有这样的基础,空喊文化自信,其实是没有底气的。

由此,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文明底盘”越来越高,越有文化特色的地方,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可能成为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的新高地。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在中国的文明水平不断提高之后,那些带着有色眼镜,在文化上看不起中国、贬损中国的声音,会逐步减少。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过去,世界不少地方的文明水位高于中国,他们因此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但现在,中国很多方面的文明程度已经上去了,有些硬件和物质方面已经超越了,社会治理、公民素质等软实力也在提高,如果还是以老眼光看中国文化,这反而是刻舟求剑,坐井观天。

以此推论,在中国之内,需要对原来比较边缘的、非中心化的地方有新认识,而不是只盯着北上广深;同理,中国香港的年轻人看中国内地,美国人看中国,只要多来多看,就会有新认识。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世界进一步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上面谈了文化和文明。下面谈谈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融合与包容。融化胜于征服。这是在成吉思汗陵参观时的感触。

成吉思汗,1162年生于漠北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1227年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病逝,而后秘葬。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并无其灵柩,而是一种灵魂载体和圣地,是“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成吉思汗陵非常浩大,正殿正中是一座汉白玉塑像,他盔甲战袍,腰佩宝剑,浑身雄武之气。塑像背后,是一幅描绘当年横跨亚欧的蒙古“四大汗国”的疆域图(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版图的领土面积超过3200万平方公里,接近整个欧亚大陆的60%,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这张疆域图一直是遮蔽的,上世纪90年代才打开,当时有领导人说,这是过去的历史,无需回避。

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蒙元文化和华夏文化是何关系?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如何评说?这些问题有很多答案,甚至是相反的答案。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他统一蒙古族各部,建立了蒙古族的民族自信心,推行了法律,采用了统一的文字。他发动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打通了唐末之后东西方300多年没有沟通的屏障。但对汉族来说,元朝人分四等,汉人最末,和牲口差不多,可以随意买卖,蒙古人杀汉人只要赔一头驴,汉人杀蒙古人要灭全家。汉人不能持有武器,不能拥有马匹,不能学打猎、学武功和参加集会。如不是耶律楚材说汉人可以交税,汉人说不定会被杀光。

如果有仇必报,汉人和蒙古族人有血海深仇。但事实上,仇恨很难延伸多少代。有些是代际更替的原因,有些是此一时为敌、彼一时为盟的原因,有些是某一方发生了巨大变化、形不成敌对状态的原因,也有些是意识到“仇必和而解”、不愿承受战争消耗的原因。所以,打打杀杀的仇恨,换一种时空条件,就有可能走向融合。

在成吉思汗陵,遥想那块相当于3又1/3个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版图,我突然失去了羡慕。那种简单粗暴的铁血征服,看起来是一部宏大叙事,足以把骄傲传给后人,其实不过是一时的压服,蒙古帝国几十年后就开始一块块瓦解,最后,连同为一系的汗国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和征战。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维系各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力量,还是文化。中国文化是多源的,而在“贤圣之所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乐之所用”这些方面,又有很强的同化效果,即不是靠权力或法令的强制,而是靠柔性、包容、内化、昌明的文化来联系。

在今天的世界,平等相处的文化多元主义仍然很重要。但文化专权、文化霸凌、全能主义、单一标准的情况,也很突出。这又牵涉到人的认知问题。

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固化某种认知模式,并深陷其中。

美国学者迈克尔·莫布森在《反直觉思考》一书中说,我们的所有思考都基于大脑的“默认设置”,使用的是百万年进化形成的“自带软件”,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直觉思维。例如,一个医生对某种疾病的治愈率只有50%,但每个来看病的病人总是选择他来治疗,因为他总是对病人说:“我上一个病人恢复得很好。”病急乱投医就是一种直觉式思维:不在乎真实的概率,只考虑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直觉思维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情绪”,如“无名火”、“头脑发昏”等等。情绪在多数时候是不被我们的意识所控制的直觉反应,典型的例子是买彩票。任何人理性思考的话,都明白中大奖的概率极低,低到接近于零,但大奖那一连串零所引发的情绪高涨、兴奋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科学计算,一往无前地往里砸钱。

美国气象学家J·马歇尔·谢博德在TED演讲中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被三种思维误区毁掉。

一是 确认偏误 ,就是人们总倾向于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选择性忽视那些就发生在眼前但是对自己想法不利的事情;

二是 “达克效应” ,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或者低估自己不懂的事情”;

三是 认知失调 ,即新信息与已有的信念相矛盾,无法理解现有经验外的事物的时候,会让人产生失调的感觉,驱使人去寻找合理化的解释,让自己的认知达到一致。

一个人的行为问题,往往是行为背后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出了问题。合理的态度是勇敢地去承认——我们常常是处在偏见之中的,处在信息不完备之中的;在需要理智、谦卑、客观、基于真实的事实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了直觉、专横、主观、基于片段事实和局部信息进行剪裁,以“符合”自己的思维习惯或主观预期。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直觉思维和认知障碍尽管有害,还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且通过与别人的社会交往,也容易纠错。如果是掌权者,特别是偏执的掌权者,危害就大了,而且很难抑制。

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推文为美国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确认偏误”,“达克效应”、“认知失调”的活生生样本,这大概是他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一个“特殊贡献”吧。

当我走出草原的时候,我的内心似乎安定了一些。

从文明和文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放,坚持创新,坚持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道路,时间会站在中国一边。

从不同文化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哪怕有人向我们发难,甚至是无端发难,我们都应该更加气定神闲地回应,不受其扰,不被情绪左右。这种态度更能促进问题的解决。矛盾总是要争取越化越小。

从认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深刻体认到自身的局限性,检讨大脑的“默认设置”和“自带软件”,它们真的有效吗?我们一定是对的吗?应该努力实现信息对称,在此基础上再做决定。

在百年未遇之挑战中,我们注定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突发事件。不少朋友对中美摩擦继续升级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如果特朗普的思维和情绪进一步激化、极化,中美关系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甚至走向“新冷战”和“脱钩”。

如果有些事情一定要来,那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在一事一议之外,我们更需检视的是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比如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理解,我们的思维框架,我们和人类文明的关系。

我们可以表现出更为充足的战略定力,用更加策略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管控”特朗普的情绪。“一报还一报”,对中方未必是最优选择。

我们需要穿越迷雾和迷茫,看到一些更大的、更长的图景。

我看到的“终局”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激发和保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在促进社会公正和机会公平方面,在真正凝聚民心、建立信心方面,总之,在那些与中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的核心因素中,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很快?我们能不能表现出比美国更好的势头?

如果我们比特朗普更能认清自己的问题,更能看到开放、进取、包容、普惠的世界经济潮流之所向,如果我们有更健康的理智,同时也不乏勇敢的心和持久的韧性,那么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越有机会实现超越。

在特朗普夸夸其谈自身优势,却毫无定力和逻辑一致性的发推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经常性的焦虑。

心定则目明。穿越迷雾,路在脚下,一步一步,正确的方向指引我们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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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