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颜宇，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伯利恒钢铁厂曾是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如今却沦落成赌场，它的灭亡是美国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而不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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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底，在美国伯利恒市，雪稀稀疏疏地下着。一家咖啡馆内，女摄影师阿丽莎·伊芙·苏克（Alyssha Eve Csük）心不在焉地朝窗外望去，她在等待即将一起去“美国禁地”冒险的伙伴。
调查记者乔纳森·瓦尔德曼如约而至，双方交流片刻，瓦尔德曼便让服务员打包了些食物当做点心。然后，两人起身在风雪天走出了温暖的咖啡馆，准备好需要的设备，向破产的伯利恒钢铁厂出发。
他们的目的地，伯利恒钢铁厂，曾是世界第二大钢铁帝国，也是美国制造业领导地位最有利的象征。
伯利恒市以耶稣基督的出生地命名，这座曾经的钢铁之城，如今成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铁锈带”腹地，往日辉煌沦为废墟，一片衰落的景色。
摄影师苏克是一名工人的孙女，她也与祖辈们一样，靠这座钢铁厂为生：把“铁锈”拍成艺术品向《纽约时报》供稿。
来到生锈的钢铁厂生产区域周围，五个巨大的高炉并排矗立在阴暗的天空下，铁丝网把这里团团围住。每天都有私人保安和城区警察在附近巡逻，外面还挂着警示牌：私人财产，不得擅自进入，违者将被起诉！
当苏克与瓦尔德曼踩着“禁止翻越”的篱笆进入钢铁厂后，看到了一幅钢铁帝国的末日景象：
被灌木和藤蔓覆盖的厂房、破碎的门窗、斑驳的墙面以及十来米高的废弃大烟囱。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随时还会有四五十斤重的异物掉下。
这次长达5个小时的“冒险”，也被瓦尔德曼写入了自己的书中《锈蚀：人类最漫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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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恒钢铁厂的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是美国梦的代表。
1862年出生于美国小乡村，施瓦布只接受过短暂的教育，15岁就去做马夫，3年后才凑够车票钱，来到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在职期间施瓦布任劳任怨，别人打牌喝酒，他熬夜看书做笔记，自学各类建筑知识。经理来视察工地时，同事都在闲聊，他悄悄躲在一个显眼的角落里看书。经理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他合上笔记本，正襟危坐道：
“我不光是在为老板打工，更不单纯为了赚钱，我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打工，为自己的远大前途打工。”
那个时代的美国还能相信天道酬勤，有手段、爱学习、出身底层的施瓦布一路当上了建筑公司的经理，并在多次闪光表现后，成为了钢铁大王卡耐基的副手。
1890年前后，美国的资本家为了利润，开始靠垄断行业成就寡头格局，形成了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到J.P.摩根的“金钱托拉斯”等怪物。
在这19世纪的最后十年，靠着寡头们的垄断国家命脉，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山巅之城逐渐有了雏形。
J.P.摩根很早就想把钢铁行业纳入自己的版图，还与朋友合作了联邦钢铁公司。但在美国钢铁行业，缺少了卡耐基的公司，就不能称为托拉斯。摩根需要与其合作，但卡耐基十分厌憎这群“商业强盗”，甚至发誓不会踏入华尔街一步。
1900年底的一场晚宴改变了这个僵局，并成就了美国工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幕。
12月12日晚间，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大学俱乐部宴会厅，超过80位达官显贵聚集在此欢迎施瓦布。两位银行家以此感谢施瓦布在家乡的盛情款待。
席间交谈时，施瓦布指出了当下流行的托拉斯的缺点——商业强盗的逻辑无非是，形成垄断、哄抬物价牟利，这在一个开拓的时代，会限制市场的发展。钢铁托拉斯应该降低生产成本、开发多种用途，以此来扩充市场，直至称霸世界。
本就想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J.P.摩根听到后，仿佛遇到知音一般。晚宴结束后，二人来到窗旁并不舒服的高脚椅上，双腿垂悬，密谈了一个小时。
没过多久，J.P.摩根又邀请施瓦布到家中详谈，却被婉拒。施瓦布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被卡耐基先生知道他最信任的总裁和摩根有来往，影响不好。
在摩根的推动下，再次会面时，施瓦布腼腆答应摩根，愿意试着说服一下卡耐基出售公司。
1901年2月，施瓦布挑了一个好天气约卡耐基打高尔夫球。他不着痕迹的让球，卡耐基玩得十分高兴。施瓦布趁机提出了摩根的计划，还诱惑性地告诉卡耐基：您能自己定价。
彼时发生的家庭变故和愈发老迈的身体，让56岁的卡耐基正好心生退意。第二天，施瓦布就收到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4.8亿美元。
摩根财团爽快答应。而当时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就3.5亿美元。
这一起天价并购，造就了当年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耐基”，也成就了历史上首个资本超10亿美元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
施瓦布因此获利数百万美元，还成为该公司的首任CEO；摩根财团则收割近亿美元，其余喝汤者也大发横财；吞掉太阳的J.P.摩根从此加冕，成为新的钢铁之王。《全球杂志》更是发文称：
“世界从1901年3月3日起不再由所谓的政治家们掌管，而是掌握在那些控制了货币的人的手中。”
到了1903年，美国钢铁公司已拥有属于自己的煤炭、铁矿、铸造厂、炼钢厂和运输系统，产能占到美国钢铁总产量的60%以上。助成这一局面的大功臣施瓦布，却在冲突中被摩根踢出了公司。
1904年施瓦布逆袭归来，前期的资本积累加上早年布局，他成功合并了两家企业，创建自己的“钢铁托拉斯”。美国造船公司原本计划重组为伯利恒钢铁与造船公司，但在施瓦布的参与下，新公司成了“伯利恒钢铁公司”。
施瓦布的举动激怒了摩根。面对后者的打压，施瓦布豪赌新型技术“H型钢”，举债建立新工厂。这款万能钢梁成了伯利恒崛起的关键，其抗弯能力强、施工简单、节约成本和结构重量轻，使建造摩天大楼在那个时代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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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伯利恒成长为巨人。
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声传到了美国。一战爆发前，美国陷入经济萧条，股市整体低迷。但伯利恒公司依靠新技术的发展，在1912—1914的两年中，纯利润上升了400%，而股价却受市场影响，始终维持在40-50美元。
有心人都能看出，这是伯利恒爆发前的压抑。
果然，战争开始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因本身带有的军火属性，大发战争财。光从英国身上，就获得了1.35亿美元的订单，并垄断了向盟军提供弹药的生意。
美利坚的国运在这场人类最残酷的世界大战里不退反进。穷小子施瓦布也靠着战争实现了真正的阶级跨越，成为又一位日后得以与卡耐基齐名的钢铁之王。
他的伯利恒帝国正冉冉升起。
在二战来临前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伯利恒钢铁公司也仍然保持着成功。
靠着出色的技术工艺，纽约80%的高楼都使用的是伯利恒钢铁。那个时代流传着一个说法：伯利恒钢铁公司归纽约所有。
1939年9月，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时任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掌舵人尤金•吉福德•格雷斯（Eugene Gifford Grace），正悠闲地打着高尔夫。一球童跌跌撞撞向他跑来，高喊“二战爆发了”。
身材高大的格雷斯听完后，夸张地笑了起来，顺势放下球杆，举着双手看向同僚：“先生们，我们要赚很多钱了。”
也是在这一年，伯利恒钢铁帝国的缔造者施瓦布离开了人世。
随着珍珠港的爆炸声，美国参战，盟军对钢铁需求的大幅增长，钢铁公司“被动”扩大产能，还促进了钢铁技术和产品档次的提高。伯利恒轻松获得了超过13亿美元的订单：弹药、大炮、战舰等等。
这次世界大战，使“死亡交易商”伯利恒成长为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以及最大的造船厂——
战争的紧迫让盟军对装备的需求更为迫切，格雷斯答应美国总统罗斯福每天制造1艘船，但他以每天15艘的造船速度远远超过指标。
据统计，二战期间，伯利恒的15个造船厂共生产1121艘船，远超世界其他造船厂，其建造数量是美国两洋舰队的五分之一。光造船厂就雇用了18万名员工，而整个公司有30万人。
这是钢铁即国家的战争时代，格雷斯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着整个世界的关注，连华尔街都要参考“高炉作业量指数”，来分析股市的走势。
站在云端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会在每家工厂附近修建高尔夫球场，这些环形场地是伯利恒钢铁的光荣。并且，还雇佣了大批年轻的漂亮女陪同，成为工厂路线引导员。
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陪同们都会等着工厂屋顶上的守望员发来讯号，告诉她们格雷斯的车队就要到来。一位陪同还会为庄重走来的老板预备好电梯，专门供其前往执行官办公的楼层。
《财富》杂志根据1944年的公司营收，推出的首届美国500强排行榜上，伯利恒钢铁公司高居第8位。这是它的巅峰，也是坠落的开始。
依靠无限制扩张取得的辉煌，格雷斯在二战结束后依旧掌管着伯利恒，即便当时他已八十岁高龄。这造就了伯利恒开董事会议时的一个奇观：
格雷斯因为年纪太大，精力有限，会时不时的打盹睡着，本在激烈争吵的会议室，就突然变成了静止的世界。
终于在1957年，格雷斯交出了帝国的权杖，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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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钢铁公司曾派出高层到伯利恒钢铁厂学习，当日本人亲眼看到打败他们的是如此先进的机械设备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时，无不大呼：这就是世界！
但20年后，日本钢铁已然崛起，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击败伯利恒公司。当他们再度来参观时，面对一尘未变的伯利恒，参观团草草离开了。团长不禁发出质疑：
数十年如一日，贵厂丝毫未变，可工人与高管都是行业最顶尖的人才，这个钢铁帝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二战结束后，订单的减少让伯利恒公司马上解聘雇佣过的女工，男工人的工资维持不变。只是，物价却在飞涨，不满情绪也在蔓延。
发动朝鲜战争后，美国为管控战时物价，设立了价格与薪水委员会，以此来控制钢铁价格和工人薪水。时任总统杜鲁门却给了伯利恒公司2.3亿美元的免税证，更加激起了被压榨工人的不满。
“我们工作愈来愈辛苦，钢铁生产的越多，我们所得的报酬却越少了。”“我是在为税务局和暴利商人工作。”“我所工作的地方是个屠场；救护车每天从我的近旁抬人走......”
1950年，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鼓风炉旁，以上对话正迅速传播着。
随后，在钢铁工会的鼓动下，工人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每小时涨薪26美分。政府转而向钢铁厂施压，要求提高工人薪水。
资本家满口答应，但有个要求是钢材每吨涨12美元。政府断然拒绝，所以一切维持原样。
1952年，在工会串联下，钢铁工人准备走上街头进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当时朝鲜正在激战，钢铁工会这一下犹如釜底抽薪，让美国高层焦头烂额，而资本家依旧坚持涨价。
杜鲁门随即宣布对美国钢铁企业进行“战时管制”，他发出呼声：总统有权力阻止国家走向地狱。资本家转头就把杜鲁门告上了美国最高法院。
法院判决“总统违宪”，杜鲁门归还了钢铁企业，工人开始罢工。焦头烂额的杜鲁门召集了钢铁业的劳资双方，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谈判。
最后的结局皆大欢喜，工人每小时工资增加21美分，钢铁价格每吨涨价5.2美元；美国则输掉了战争。
彼时地处欧洲的奥地利已经成了新的工业圣地，因为那里发明了一种新工艺：碱性转炉炼钢法，成本比传统的平炉工厂低40%至50%，运营成本降低了25%。
另一种具有革命性“电弧法”也相继诞生，这项技术能利用电力回收废铁，将其转化为钢铁。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短流程钢厂。
传统的长流程钢铁厂，如：伯利恒钢铁厂等，多集中分布在原材料产地附近。短流程钢厂依靠电弧法，回收废铁，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有着小规模、广分布、低成本的特点，用低成本倒逼了长流程钢厂退出市场竞争。
曾靠新技术起家的伯利恒钢铁厂，却患上了大公司病，极其傲慢，无视了这些新技术。继续在车间里添加完全没有效率的平炉，在过时的技术上加大投资，并在工会的要求下，招收大量工人和进行涨薪。
伯利恒变得无比臃肿，拥有32个工种，多个功能重复。当时，车间操作人员需要换电灯泡，都必须找一位专家来把灯泡拧上去。而从首席执行官到工厂车间，有8级管理机构。
更严重的是，伯利恒公司的管理层出现了战略性失误。他们把资金全部押注在开新工厂上，没有为工人设立退休基金。
1973年，美国的钢铁产量1.36亿吨，达到历史最高值，步入产能过剩阶段。
同时期，日本、欧盟的工业，依靠新技术与低劳动力成本开始崛起。美国工业化进入完成期，开始调整经济战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金融业、服务业。
伯利恒钢铁帝国，越来越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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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走向末日的路上，美国钢铁行业工会值得一提。工会力量极其强大，并有着一套极其缜密的罢工系统。
其内部设有群众纠察队，来保证工人里面没有“坏人”；救济委员会保障后勤工作；定期举行的罢工会议，鼓励工人提出问题和展开讨论；下辖高效率的宣传和鼓动委员会；还为罢工工人组织表演文娱节目；坚持不歧视的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包括黑人。
这般强大的战斗力，自然让钢铁企业节节败退，使得美国钢铁工人的薪资涨幅明显高于其他传统制造业。后者在美国工业化完成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
美国建筑行业也随着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完成后进入平台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抵达最高点。紧接着步入衰退期，钢铁需求减少，建筑业在美国的经济地位开始逐步式微。
相似的情境还存在于美国的汽车工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汽车月销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此后，美国汽车工业增速开始放缓，对钢铁的需求继续下滑。
建筑业与汽车工业式微的背后，是服务业崛起与消费复兴，美国产业结构开始深度调整，服务业的占比抬升。美国国内钢铁市场的需求不可避免的出现长期下降。
而在海外市场，美国钢铁行业与日本、欧洲相比毫无优势。原因是美国钢铁昂贵的成本、热爱罢工的工人、落后的技术和外国政府对于本国钢铁业的大力资助，使得美国钢铁行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势消退，钢铁对外贸易中美国成为净进口国。
1977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对日本、欧洲廉价钢材的冲击，伯利恒公司不得不关闭落后的生产工厂，并进行裁员；还支付了4.83亿美元的退休金和其它离职福利，40年内出现首次亏损。
1982年，伯利恒要承担的退休员工过多，在技术更新上又出现迟缓。而且旗下钢厂众多，产量过大，成本过高，却竞争不过新型钢厂，当年更是亏损15亿美元。
然而，面对国内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普遍困局，美国政府并没有选择进行钢铁行业去产能改革，而是在政治力量的影响下，举起了贸易保护的大旗。
面对“生死困局”，钢铁公司与工会精诚团结，还联合钢铁生产区的议员，组成了“钢铁三角”，成为推动钢铁贸易保护的强大政治力量。
出于这种压力，整个八十年代，美国政府直接给予了钢铁企业300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国会还通过法案，禁止高速公路、机场等基建项目使用国外廉价钢铁，以此保证国产钢材25%的利润。
美国政府还亲自下场，直接参与到了钢铁技术的研发。
但美国钢铁公司早已无法应对日本等新兴钢铁强国的冲击了，美国只好直接对钢铁行业启动了流氓般的贸易保护政策：
自愿限制协定（VRA），限制进口的国家覆盖面逐步扩大、限制进口的数量、品种逐步明晰；基准价格体系（TPM），明晰基准价格，低于基准价格进入美国市场将自动引发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反倾销调查。
1988年，靠着政府的保护，躲避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暂时恢复盈利。
但这次盈利，已是伯利恒最后的回光返照。即便被政治力量保护着，帝国早已积重难返。
政府的保护政策阻碍了钢铁行业的去产能，让落后的大钢铁企业没有被淘汰，可以苟延残喘，但生产成本依旧高昂，美国钢铁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依旧疲软。
1990年，在各项保护下，美国钢铁贸易净出口金额为-71.90亿美元。
在20世纪这最后10年里，伯利恒的钢铁帝国也随着时代，逐步退出了世界舞台，在重组和停业间来回挣扎。直至2001年，美国知名重组专家米勒（Robert S. Miller）成为伯利恒的CEO，才让事情出现了些许变化。
米勒刚到任，就掷地有声的向董事会保证，“我不是来这儿让公司破产的”。可几周后，米勒裁完员，就干净利落地申请了破产。他面临的困境几乎无解：
在职员工1.15万人，退休工和受赡养人员却高达12万。
2002年，伯利恒的退休基金总价37亿美元，并且有29亿美元无准备金的债务。当退休基金保险公司PBGC入场时，他们把没有准备金的债务调高到43亿美元，各种精算后，PBGC只打算负担36亿美元。
2003年，国际钢铁集团收购了伯利恒钢铁的资产，米勒试图提出与国际钢铁合并，被钢铁工会断然拒绝。而伯利恒始终没能摆脱的劳动章程束缚，在之后的收购计划中，钢铁工会终于松口让国际钢铁集团修改了。
各路资本吃肉喝汤后，积重难返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终于宣布解散，百年钢铁帝国落幕。只留下那些可以根据厂里落了多厚的铁锈，就能推算出当月能领多少薪水的人。
落幕后的伯利恒，让美国各界陷入了反思。人们通常认为它的灭亡，是美国经济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无法和廉价的外国劳动力竞争、以及管理层倾向于短期利润的最突出例证。
《财富》杂志更是提出了个有趣的问题：“要是有个伟大的商人，比如说杰克•韦尔奇在四五十年前来到伯利恒，能不能拯救伯利恒公司？”
杰克•韦尔奇当过通用电气的钢材采购员，对伯利恒的了解颇深。当记者问及他这个问题后，韦尔奇沉思良久，缓缓地的说出：我想就是上帝也做不到。
根据美国钢铁协会的统计，在伯利恒辉煌的1954年到解散的2003年，50年里钢铁价格仅上涨220%。相比之下，消费价格指数涨幅540%。而钢铁业的平均工资涨幅，已经超过了900%。
这些数据的背后，就是韦尔奇结论的答案。
不外乎体积太过臃肿，傲慢到失去创新，承受高昂人力成本，管理层的严重失误，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斗争，被全球化和工会有意或无意的绞杀，还有政府的贸易保护让企业失去竞争。
而伯利恒为代表的美国钢铁行业也说明了，人类前进过程中总是矫枉过正，也在互相博弈间发展。
以贸易保护为例，当年押注电弧法的美国纽柯钢铁公司，如今取代了伯利恒，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其高管曾在1986年公开嘲笑过钢铁贸易保护政策：
一旦价格开始上涨，钢铁公司开始盈利，它们就停止了现代化。除非你处于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把它变成企业生存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会重蹈覆辙，没有别的答案了。
但现在，面对中国企业的成本和综合竞争力冲击，纽柯钢铁公司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而纽柯钢铁的这般前后反差，也是美国在传统制造业的缩影：在全球化之下的市场竞争，曾经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只能靠着政府保护勉力维持“衰而不退”。
可是，撞到冰山的泰坦尼克终究难逃沉沦的命运。
2019年5月，随着一声巨响，锈迹斑斑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总部被炸毁。即便美国政府推出了诸多措施，想要捍卫就业，让美国传统制造业重现辉煌，但这拥有百年历史的钢铁帝国还是坍塌谢幕了。
如今，特朗普对制造业不惜代价的重塑，以及伯利恒的崩塌，也给全球敲响了警钟，“不要等到失去制造业的优势，才来想如何让制造业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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