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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平台公司的势力范围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这些涉嫌垄断，侵害用户利益的超级公司拆分。
在美国，大多民主党人都如此主张，甚至将拆分大型公司做为党内竞选的中心议题。
不过本期推介文章作者Stuart Mills对此持怀疑态度，到底应不应该将19、20世纪的反垄断方法应用于21世纪呢？
文章来自Medium网站《超级平台时代》（The Age of the Super platform）。
对自由市场理论的倡导者来说，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具备能力不去为了恶意竞争而做损害客户的事情。
比如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大多免费，用户切换不同服务也没什么损失。而且平台类企业理论上启动成本相对较低，意味着进入垄断市场的门槛不存在。
作者说，他虽然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也得承认有点道理，但是来自民间和政治上的挑战愈加强烈，人们还是呼吁解体大型科技公司。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网络效应论。
人们之所以使用Facebook，是因为他们想要联系的其他用户也在这个平台上。人们优先使用谷歌，因为它很方便地索引了几乎所有经常访问的站点。
如果没有这些产品，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也很难说服用户花那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
网络效应关键是想论证，有些公司只能通过适当的规模来实现。
例如，Facebook在垄断条件下发展是有原因的。Facebook先是吸引了哈佛大学(Harvard)的学生，然后吸引了其他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的学生，随后又吸引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它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能够主宰自己所在的市场。
自由市场论和网络效应论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根本不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存在垄断，垄断反而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搜索等Facebook式公司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将Facebook拆分成几个较小的平台会催生一个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市场。
此外，作者还提到垄断不只来自于单个公司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收购无关的公司来实现。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谷歌收购可穿戴设备厂商FitBit。虽然谷歌不是一家健康产品类公司，但两家公司都利用数据来推动盈利。
如果这次收购成功，FitBit被谷歌的资源所推动，这可能会刺激更好的FitBit产品出现，同时也会微妙地为穿戴设备市场带来新的准入壁垒。
这难道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垄断”？ 这是准入壁垒的一种变体而已。
而大型科技公司垄断问题无法忽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最近的监管之争，如网络中立，只是为了实现平台经济内部的微妙平衡。
例如，ISP不太可能减慢连接到Google.com的速度，因为谷歌太大了，用户会责怪ISP而不是谷歌。
作者介绍称，大型科技垄断企业并不是简单的垄断企业。它们的核心服务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规模和网络效应。
但这种规模会导致市场扭曲，因为企业会动用数字力量和银行存款，这种程度的企业也被叫做超级平台。其他小公司依赖于超级平台存在。
比如，第一，Uber必须依赖谷歌的地图数据，无力支付建立自己的地图程序所需要的巨大额外成本。
第二、用户依赖使用社交媒体凭证登录其他应用程序，国外通过Facebook或Twitter，国内靠微信和QQ。
其实这样的超级平台完全可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然而，大多数似乎都没有，这并不代表它们“单纯”。
通过向较小平台提供服务，超级平台可以收集更多的数据，这才是于它们最有利的。大多数的服务机构别无选择，而拆分超级平台又会破坏整个系统功能。
幸运的是，最近又有了一个被视为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替代方案，那就是国有化。国家在GPS和互联网等技术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理应分享一部分财富。
通过公共调控，降低超级平台进入市场的数字壁垒，刺激新数字服务的创新，并大力促进平台之间的竞争，起到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预期效果。
不过，作者表示这个解决方案必须面临两大挑战，那就是信任和国际化问题。
首先，超级平台的公共所有权同样会引发人们的担忧，政府会不会过度介入个人隐私？
其次，网络效应问题意味着国际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尽管美国的Facebook和英国的Facebook可能在各自的国家范围内运作，但互联网已经将全球各地的个人连接起来，在国家层面上的国有化将产生类似于拆分大型科技公司那样的分裂。
换句话说，要实现超级平台的公共所有权，就必须认真思考公众是谁的问题。
超级平台的存在确实有利有弊，到底怎样能在保持现有利益的基础上打破垄断，还需要进一步尝试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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