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背后:影视寒冬下的“结构性困境”

娱乐独角兽 2019-12-01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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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独角兽,作者Mia,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从去年开始的影视寒冬还要持续多久,没人知道答案。

但身处其中者,却不难感受到寒流行经过后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种种痕迹。裁员、欠薪、难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频繁。从华谊到万达,不少影视股市值大幅缩水,巨头尚且尚且艰难,小公司更是难以为继。近日,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具体表现为公司状态注销、吊销、清算、结业。

影视股缩水,横店网大开机率减少,视频网站话语权逆转

“2018年是电影资本市场的严冬,有一半的影视股市值跌落,1600亿元市值蒸发,有8家影视公司的市值腰斩。”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此前在今年上影节表示。影视股市值缩水仍在继续,曾经的千亿影视股万达缩水为不足300亿,曾经市值890亿的华谊缩水为百亿出头,光线登顶新的影视股市值第一。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去年预言过的“几千家影视公司倒闭”正在成为现实:今年,这个数字是1884家。

固然,这是一个去芜存菁的洗牌过程,从长期来看,撇去泡沫,热钱离场,有利于整个影视行业向精品化、工业化转型。“前几年随便什么项目都好骗钱的时代过去了,甚至有导演拿着故事梗概糊弄到钱给自己买房的。”不过,从短期来看,阵痛和无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必然关键词。

从Q3财报来看,17家上市影视公司中,11家营收下降,“家有余粮好过年”的几家影视公司大多是爆款制造者:北京文化、光线传媒。而几家业绩亏损的公司中,受到监管处罚的欢瑞世纪、深陷《巴清传》泥潭的唐德影视,陷入收购困境的幸福南海,以及受《八佰》撤档等事件影响的华谊兄弟,成为典型的“阵痛经历者”。

11月29日,印记传媒正式摘牌,成为首支“面值退市”影视股。从高峰期的市值493亿元,曾参与发行、投资了《军师联盟》、《长安十二时辰》、《北平无战事》《克拉恋人》《小时代》等知名作品,最终股价收在0.25元,市值缩水至4.42亿元,缩水超过99%。

11月15日,长城影视公告称其子公司淄博影视城83.34%的股权、以及安徽马仁奇峰文旅股份有限公司64.5%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在业绩巨亏、违规担保、债权逾期之外,其实际控制人赵锐勇因涉嫌信披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造血乏力,一些民营影视公司选择卖身国有资本自救。11月22日晚间,收购过《大圣归来》出品方世纪长龙的鹿港文化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与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在此之前,慈文传媒的实控人变更为江西国资委。

由于影视股不少身陷困境,加上“限古令”“限薪令”等政策影响下,影视公司与视频平台之间的话语权发生了逆转。某制片人透露,目前大平台剧集采购价平均缩水60%。据一位明星经纪人表示,平台划出红线,高于3亿的戏直接不买,限薪令不只是针对艺人,而且也是针对编剧导演等所有剧组人员,预算全方位收紧之后,题材和体量选择变得更加有限。

今年早先,我们曾经用一篇《网大能否拯救横店?》的调查记录过,“船小好调头”的网络大电影已经成为扛起横店开机率的中流砥柱。时隔半年,限古令对网大也有所影响,有网大导演表示“古装戏置景为主的横店开机率也下降了,象山要好一点,因为能拍的现代戏年代戏要多一点”。据统计,横店开机率最近下降了45%。

以上都是一些宏观的描述,而细化到微观角度,对于每个从业者,随之而来的欠薪、拖薪、裁员事件变得屡见不鲜。某民营五大影视公司之一下属子公司员工甚至表示“已经欠薪好几个月了,一边找下家一边接私活”。

小Z曾经担任过某知名都市情感剧的署名编剧,近日遭遇了民工式讨薪维权事件,剧本尾款时隔一年还没有结给她,“我们编剧没有话语权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给甲方看信用卡欠账单,从哀求到气急败坏,就是不给钱。然后我跟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孩子要是不行你就别干了,回家来吧。”小Z说当时一下就哭了。

28岁的猫仔和她老公小六的职场遭遇,则仿佛整个互联网行业加影视行业的困境缩影:在百度上班的她和部门里几名同事都遭遇了HR的暗示性谈话,希望他们主动离职,没谈拢之后又提出让他们加入PIP(绩效提升计划,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则会被解雇,因此被视为“解雇前奏”),她不知道应该继续煎熬拉扯,还是当机立断。

小六是一名制片人,手头有一个电影项目流产了,“演员都签好了付首款了,后面拍摄资金一直到不了,就搁置了”,另一个宣传片交片后,“不结尾款了,就一直耗在那儿了。公司传出倒闭消息,搬迁走了,对接人也变了,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他表示这类小影视公司最常用的套路就是“更换交接人员、要确认单、不联系”。迫于无奈,他选择退出了这个行业,前一阵子开了一家餐厅。还有一部分从业者选择了转行卖保险、做微商。

寒冬下的结构性难题:当综艺成艺人主曝光出口,007对人的“异化”

高以翔事件,从来也不是孤立的一起悲剧,而是整个影视寒冬下的结构性难题。海清在FIRST闭幕上的“中生代女演员困境发言”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她本人,以及被她Cue上台的几位:在发言之后,她就迎来了年度热门剧《小欢喜》,且至少还有4部电影电视剧待播。“无戏可拍”的困境实际上更适用于名气和咖位比她小的艺人们。

在这一年多当中,“限薪令”取得了一定成效:公开信息表明,头部流量艺人从8000万一部(含税)降到了3000万一部戏,实力派演员从5000万一部戏降到了3000万一部。不过,对于难以替代的稀缺类型艺人,限薪令仍存在着一定“操作空间”,此前王千源因被曝出的微信截图涉及“6180万片酬不肯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艺人与项目成为了一场“田忌赛马”式残酷竞争:一线艺人接二线艺人的活,二线艺人接三线艺人的活,三线及以下艺人工作减少,甚至无戏可拍。

如果说头部演员依然一如既往有更多剧本可供选择,那么对于中尾部演员来说,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则可能抢破头。甚至有媒体报道“近七成演员正在沦为社畜,月入5000,为视频平台打工”。

在影视寒冬项目开机率锐减的情况下,综艺就成为了艺人们维系曝光率、维持收入的主要出口。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综艺节目广告市场规模接近2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12%,领跑广告市场,其中真人秀节目占据近半数视频节目,广告创收过半数,是最受品牌们青睐的类型。

《我是演员之巅峰对决》《演员请就位》《演技派》三档演技竞演综艺同期相撞,暴露出的正是“演员难就业”的问题,因而不得不让演技综艺来完成“消化”。电影咖、电视剧咖、综艺咖的鄙视链在就业难题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中透露,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戏拍了”,明道在《演员请就位》中表示:“我是明道,今年39岁,戏龄15年,这是我今年演的第一场戏。”

今年5月,演员邹新宇退圈,选择去国金证券做了一名销售。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加入竞技真人秀,明星们在综艺中不得不选择“以命相博”,把自己变成一个个收视率数字。高以翔的悲剧根源,是长期以来综艺录制的不合理007工作机制,是安全意识的淡薄,也是人的被忽视和“异化”。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文化是为消费行为寻找意义与依据的文化,是刺激并制造消费欲望的文化,大众传媒激发了对于奇迹的期待,人被消费文化控制奴役,人们进入了一个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被全面“异化”。或许,只有在一个高度规范化工业化的行业里,这种异化才可能有所减轻。

2020年即将到来,影视行业能够迎来触底反弹,更多艺人会有戏可拍吗?一切困惑指向了内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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