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陈志龙，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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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时节，关于恒丰银行两任董事长的腐败案件被掀开盖头。
12月26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官微发布消息，因鲸吞恒丰银行股份案值7.5亿，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一审被判死缓。
办案机关查实，姜喜运在任职期间，将本单位的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按每股净资产计算，共计折合人民币7.54亿余元。
在恒丰银行董事长任内，他为多家企业在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索取财物折合人民币超过6000万元。
法庭指控其违规为相关企业出具高达37亿元的保函，为掩盖罪行，他还指使下属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法庭指其多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危害特别严重”，姜喜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不得减刑、假释，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媒体广为吹捧姜是个学者型管理者，在董事长任上发表过包括《商业银行思想政治工作与道德风险之研究》等不少论文和专著。
姜喜运“把牢底坐穿”的判决刚刚落定，继任者蔡国华又被押上了法庭。
蔡国华是2017年底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的，目前检方控蔡国华涉四宗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其中被诉受贿11.87亿，数额之巨，亦令各方瞠目。
2014年，蔡国华私自给自己和行长、监事长通过外资银行“发钱”，一发就是3个多亿。检方还控其曾动用银行资金430亿元，进行管理层收购，谋求曲线控制银行。
蔡国华在任董事长期间，平均每天报销40万元左右，仅此一项就花费了恒丰银行三四亿元。他甚至将家庭雇佣保镖的54万元、821万元的红木家具、逾百万的家庭日常生活支出都在恒丰报销。
恒丰银行沦为少数人的提款机，他们极度的贪婪仿佛没有明天似的。腐败如此猖獗，以至上行下效，蔡国华案发后，恒丰体系内至少有50多人被查，包括北京、成都、杭州等地的多个一级分行行长和班子成员，8大事业部的总裁过半被查。
高级管理层腐败给恒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恒丰银行4500亿贷款中，逾期贷款近3000亿元，不良贷款超1000亿。近年来，恒丰银行大要案频发，发生过多起引发市场波动的债券、票据、同业大案。
盖子掀开后，央行主导下，中央汇金和山东省联手注资1000亿，针对恒丰银行上演了一幕拯救的雷霆行动，但代价十分惨痛，教训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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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银行事件，是去年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果断处置的三起银行业风险事件之一，是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定性一役。
此外的另两起事件是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事件。连续两年不能出具年报的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后，全额保障了该行零售客户负债，同时对同业业务打破了刚性兑付，多家“同业信仰”坚定者泥足深陷，数千亿同业资金“打到骨折”兑付，损失甚巨，代价不菲。
同出一辙的锦州银行，在会计审计机构辞任该行核数师后，流动性风险暴露。事发前，其董事长张伟曾试图外逃，在首都机场被拦截。
这个资产超过8000亿元的东北第一大法人银行的盖子被加速掀开，锦州银行2018年亏损额高达45.93亿元，巨亏主因是2018年计提了高达236.84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激增主要是由于该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率上升所致，资本金几乎赔光。
锦州银行的数据让各方震惊不已。面对险情，监管当局快速介入。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投资、中国信达子公司信达投资和中国长城资产三家机构以财务性投资入股锦州银行，定增62亿股以战略重组方式开启了该行的风险化解帷幕。
以上三起事件，是2019年针对不同风险类别精准施策、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精准拆弹”的经典样本，行动果断迅速，有效防止了个案的“黑天鹅”事件发酵，演变为系统性“灰犀牛”的重大风险。
同时，这三起“银行失败”案例折射了当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冰川，特别是相当一些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行为粗放，内部人控制十分严重的问题。
去年以来，金融反腐不断深入。国开行原董事长胡怀邦落马之后，曝出国开行涉及民企华信的千亿级风险事件。一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说，“国开行这些年放出的钱打水漂的可能难以统计，他们发放的一些贷款我们看了都害怕。”就连胡怀邦自己也曾坦言，“很多款放的时候就知道可能收不回来。”一位与他相熟的金融系统人士称，“胡表面上看是较谨慎的人，若非巨大利益的吸引，不会轻易干把自己兜进去的事。”
恒丰银行的两任董事长执着地做一件事，用银行资金控制银行股权，蔡国华一分钱就是3个亿，索贿一张嘴就是6亿，“若非巨大利益的吸引”，他们何苦“前腐后继”痴迷其间而不能自拔？！
胡怀邦落马前后，国开行多位省级分行和总行部门负责人涉案，甚至有人引颈自行了断。有个分行长为了获得开发商几百万贿款，擅自向其发放450亿元的贷款。
除了经济腐败，一些金融高管的生活腐化也进入公众视线。有报道说，恒丰银行、包商银行事件中，办案机关在过去几年间，起获了其主要负责人在多地的多套高档别墅和会所，奢靡腐化程度不亚于当年赖昌星的“红楼”，所以包商银行案件发生后，内蒙古银监局呈“塌方式腐败”，多名监管干部和金融同业人员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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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这些案件，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抡起三板斧进行的金融业治理整顿。
当时，金融业乱放贷、乱拆借、社会上乱集资十分严重，整个金融体系处在十分危险混乱的境地。面对乱成一锅粥的情况，朱镕基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亲自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他关于整饬金融秩序工作的许多批示、讲话，现在读来如黄钟大吕，瓦釜雷鸣，醍醐灌顶。
朱镕基毫不留情地指出，“银行系统有三种人非常危险，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在所不惜，不计后果；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
时间过去了20多年，朱总理讲话的内容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国开行的胡怀邦到恒丰银行、吉林银行，再到包商银行、锦州银行，那些“金融大老虎”“小老虎”和“硕鼠”身上，都具有这“三种人”的鲜明特征。当时有许多次他震怒不已，几乎要掀桌子骂：“金融系统有些领导干部胆大妄为、无知荒唐到了什么程度。”“金库的钥匙都让你们交给不法分子了。”
在那场整顿中，一批金融高官丢了乌纱帽，有的被移送司法，“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这段治乱史堪为一笔沉痛而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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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理当年雷霆万钧的行动所体现出的勇气、果敢、责任和担当，是宝贵的镜鉴。面对非常复杂的局面，他铁腕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通过几年的严厉整饬，割骨疗毒，把一个混乱不堪、衰象毕现、技术上可以破产的银行体系带入了新世纪，通过改革重现生机，确保了经济金融安全，避免了出现类似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沉没”和系统性崩溃。
在乱象纷呈的条件下，朱镕基说：“我主张为政要严，我们的银行更要严。以今天为界，今后继续搞两本账，用假单据套外汇、炒外汇期货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清除出银行队伍。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银行就无法办下去，也办不好。”“对那些腐败分子、极端不负责任的分子、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请他们让位。”他强调：“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要大力培养人才，要选拔一批懂宏观经济、懂财务管理的人才充实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要选择、使用真正的专家型人才。”
朱镕基在杭州考察时，参观了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轻易不留墨宝的他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前几年去杭州，看到这幅字仍陈列在胡氏故居厅堂的最醒目处，如暮鼓晨钟，警示后人，不可因为权倾一时，财倾半壁，而忘乎所以。要知敬畏，惧因果，知进退。
金融业是特殊行业，必须严格管理。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金融安全和金融反腐败工作。中央领导强调，“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正所谓‘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当前，金融形势依然严峻，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一些重大案件暴露的金融乱象极为严重。曾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过，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病是“爱疯”，突出表现为疯狂拉存款，疯狂放贷款，疯狂制造不良资产，过几年来一遍，不断轮回。
持续多年的信贷洪峰、银行业摊大饼的粗放式经营中，通过价格管制一度赋予行业畸高的利润，早几年所谓“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躺着赚钱，想不赚钱都不行”，但每一轮信贷洪峰过后的副产品就是巨额不良资产。
银行业天量利润的光鲜外表下，难掩巨额不良资产的隐忧。在这一过程中，少数银行的“掌门人”摇身变成“实际控制人”，利用自己掌控的国家资源进行权力攀附，广交权贵，把国有银行当成利益团体的提款机，甚至把金库的大门向特定关系人敞开，如朱总理当年所说的，他们“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由此孽生的“灰犀牛”和“黑天鹅”隐患，威胁着金融稳定。
金融风险具有突发性、传染性和加速器的放大效应，银行业的重大腐败案件或者信用风险，极易诱发金融动荡，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以国家信用背书的银行体系和高级管理人员被异化为庞氏金融链条上的一环，非常可怕，也绝对不能容忍。这就类似原子核反应堆的炉心熔毁，后果是灾难性的。
面对复杂严峻的金融形势，必须把金融反腐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确保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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