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者财富书坊周锡冰原创作品，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0年4月中旬，一条再见任正非的信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爆朋友圈。之所以如此迅速传播在网络上。作为中国最具标杆意义的华为，任何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关注者的目光，如此大动作势必影响媒体和研究者对他的解读。
原因是，2020年4月10日，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工商变更，华为CEO任正非退出公司董事，前华为总裁孙亚芳卸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田兴普接任。与此同时，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胡厚崑、徐文伟、郭平4名主要人员也在2020年4月10日退出公司董事，并新增董庆阳、陈志东为主要人员，见图1。
图1 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商变更，图片来源：天眼查
此次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这是华为高层在短期内第二次集体退出子公司。之前一次是在2019年11月22日，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原董事长孙亚芳、原副董事长任正非、原董事徐文伟、郭平等退出，孙亚芳卸任法定代表人，由田兴普接任，见图2。
图2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工商变更，图片来源：天眼查
从这样的变动来看，这与华为自身的战略变化有关。2020年3月31日，华为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净利润627亿元人民币，经营活动现金流914亿元，同比增长22.4%。
与2018年相比，华为2019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不仅在营收，同时在净利同比增速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即使在销售收入、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三大数据指标上，与之前5年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也出现同步下降。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解释称， 2019年华为经历了极为严苛的外部挑战，财报数据表现基本符合预期。但是2020年，才是华为真正的大考。对此，徐直军在财报发布会上坦言，“华为在2020年力争活下来，争取明年还能发布年报。”
在徐直军看来，2020年才是华为最为艰难的一年，不仅面临来自美国等打压的诸多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同时也遭受疫情全球化的影响，活下去就成为华为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
2020年3月底，路透社曾报道称，美国政府多个机构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相较美国商务部最后5个月将华为替换为“实体清单”，新规则的限制将更加严格苛刻：另外芯片不是美国开发设计，但如果外国生产线的某个地方涉及使用几台美国设备，其芯片生产也需要经过美国政府认可，才能向华为提供芯片。
面对来自美国可能的极限打压，徐直军不得不作出回应：“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任人宰割，或者对华为置之不理。”
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道：“你提到美国政府拟对华为采取新限制措施，他们到底想怎么做我不清楚，这个要问美方他们才清楚。但是我倒是注意到，这两天华为公司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先生对此事其实已经有一番表态，我认为他的反问非常有力和有道理。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动用国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地去打压特定的中国的企业。对于美方的这种科技霸凌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
鉴于此，华为此举更多的是，正常的人事调整。理由是， 在华为，尤其是在IBM的改造过程中，一切权力都归置在流程中，这使得华为一切权力中心都以流程说了算，即使是创始人任正非也是如此，他当年因为报销票据不规范而被通报批评。在这样一个制度设计下，任正非在华为设置了轮值CEO，以及轮值董事长，在特定的环境下实施科学的决策，向美国政府一样高效率的三权分立，使得一切决策流程化。
此刻，任正非卸任其实更多是象征性的，主要是化解来自美国的更大的敌意，据称美国正在酝酿更可能的打压方案，虽然没有出炉，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面对美国的敌意打压，华为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动作，化有形于无形中。在华盛顿和一些美国企业家看来，只要任正非卸任，华为无疑会群龙无首，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意思。
面对此局，任正非和华为不得不以退为进，即“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以这样的逻辑来解读是源于，在《华为国际化》一书的撰写中发现，任正非在拓展欧洲市场时，采取以市场换友商，以利益换伙伴，以价值链共荣的战略合作，旨在化解遭到友商的围攻。
任正非的卸任一方面是源于华为正常的自身战略的人事变动，同时也是为了缓解美国打压华为的决心。鉴于此，任正非退出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目的还是一切为了前进，一切为了胜利，任正非的归去，更多是为了迎接更大胜利的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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