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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深夜，刘强东发了一封题为“京东是谁”的公开信。
在这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刘强东剖析了京东自上市以来的种种过错：学习竞争对手，被太多机会吸引，能力却未必支撑；投资很多项目，但仍然习惯于自己做，强控制，很多投后的融合并不成功。
与其说这是刘强东的反思，不如说这是给京东过去两年总结的一个注脚。
以2018年9月发生的“明州事件”为转折点，刘强东和他的京东都发生了太多变化。
刘强东退居幕后，徐雷活跃台前，京东开始频繁的架构和人事调整。刘强东在逆势中逐渐隐退，总是吸引着外界格外的关注。
与此同时，京东经历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2018年Q3，京东年度活跃消费用户数为3.052亿，首次出现下降；京东从2014年开始的营收增速在2018年出现滑坡，从2017年的39%骤降到28%。
更可怕的是，下滑的京东遇上了增长的拼多多。
2018年，拼多多以4.185亿活跃用户超过京东3.05亿活跃用户；2019年1月，拼多多以320亿美元市值超越京东319.74亿美元。
灵魂人物的失守，令京东在2018年跌入谷底。临危受命的徐雷，开始了慢慢征程。
2020年3月，京东2019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发布。2019年全年京东净营收5769亿元，同比增长25%，净利润从2018年的亏损25亿元升至2019年盈利122亿元。
与财报一同转好的还有股价。一年内，京东股价已经翻了两倍，市值也从年初的300亿美金跃升至今天的916亿美金，跨过千亿市值门槛只是时间问题。
2020年618当天，京东再次传来捷报。
在港上市首日，京东高开5.75%至239港元/股，其发行价为226港元/股，总市值为7386亿港元。
当天与6名员工和客户代表共同敲响上市锣的是徐雷，不是刘强东。
二次上市，刘强东依旧隐身幕后
刘强东没有现身并不令人意外，眼下并不是他重新回到舞台的好时机。
“明州事件”虽然风波平息但仍未结束。今年4月28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驳回了京东方面不承担责任的动议。
“明州事件”暴露出京东与刘强东捆绑过于紧密的弊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京东有没有实质性的二号人物？
刘强东持有京东14.7%股权，因同股不同权所以他拥有78%投票权。同时作为京东的实际掌控者，自执掌京东以来，刘强东几乎是事必躬亲。
据此前路透社报道，按照京东规定，只要刘强东还是董事，京东董事会就无法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除非他出席，无论是亲自出席还是通过电话会议。
“明州事件”发生后，京东开始与刘强东解绑。
资料显示，自2019年10月开始，刘强东开始频繁卸任京东旗下数十家公司的高管职位，包括京东物流、云计算、医药等相关公司职务。今年4月，刘强东又卸任了京东运营主体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有数据统计，仅2020年的前四个月，刘强东就卸任了超过30家公司。
退居幕后是刘强东在逆势中不得不做出的决断，同时也改变了刘强东对京东的管理方式。
“明州事件”后刘强东首次对外发声，就表示了其个人角色的转变，一是会在新业务上投入更多，二是成熟的业务可以交给团队。
这种角色的转变促使京东近两年来实施了数次的组织架构调整，并且不是刘强东亲自过问，而是由二号人物徐雷操刀。
2018年底，徐雷与20多名京东高管在广东肇庆开了一场三天三夜的闭门会议。这次会议最终形成了很多框架性决议，包括追求有质量的增长、前中后台组织架构划分等等，之后都成为京东调整的方向指引。
2018年12月下旬，京东商城率先进行组织架构调整，成立前台、中台和后台。2019年2月，京东又推进“小集团、大业务”转型，令业务板块化为独立作战团队，不仅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还让更多业务管理者参与到重大项目的决策中去。
同时，集团总部从管理型转变为战略性，更关注长远布局。
今年4月，京东零售再一次调整。被拆分的大快消事业群“卷土重来”，新成立了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原消费品事业部负责人冯轶将掌管这一事业群。
组织架构调整往往伴随着人事变动。
2018年7月，徐雷成为京东零售首任轮值CEO。同年底，刘强东亲自签发了《京东商城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确定多个事业群负责人不再向刘强东汇报，而是向徐雷汇报。
几个月后，“轮值”两个字悄悄消失了。2019年，徐雷取代刘强东成为京东运营主体京东世纪的法定代表人。
核心高管层面，刘强东开始推行末尾淘汰和轮岗计划。
2019年初，京东宣布年内要末位淘汰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高管。之后又宣布核心高管轮岗计划，京东生鲜事业部总裁王笑松、时尚生活事业群总裁胡胜利被调离原岗。
徐雷2018年接管的京东已经暴露出了深刻的弊端。受明州事件影响，京东2018年仅有Q2实现正向现金流，全年自由现金流为-79亿元；股价跌跌不休市值从580亿美元降至310亿美元；拼多多以4.185亿活跃用户赶超京东3.05亿活跃用户。
京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徐雷真的是“临危受命”。
摒弃机会主义
中国的企业家大多对GE和韦尔奇情有独钟，柳传志甚至曾到美国专程拜访韦尔奇。奉行“无边界”、“群策群力”为企业文化的GE，直到现在也是互联网公司的模仿对象，比如美团。
而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GE的中国学徒并非全部领会了其生存法则，大多只看到了简单的“产融结合多元化”，而不是被GE奉为核心的“无边界”、“群策群力”以及卓越的实施体系（如管理流程和六西格玛）。
在“京东是谁”这封内部信中，刘强东反思，“被太多机会吸引，能力却未必支撑”，并得出结论“比错过机会更可怕的是机会主义。”
中国互联网公司在2018年之前大多都在做着消费互联网时代的最后冲刺，瓜分不多的人口红利，而无边界那时是每个公司的特点，也包括京东。
2018年底，外界对京东的质疑达到顶峰。成立不到三年的拼多多GMV突破千亿人民币，这让本与腾讯关系更密切的京东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
京东有着跟腾讯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及微信九宫格、一级入口等优势资源，但京东却没有做。当时业内普遍认为，京东失去了对市场趋势变化的敏感度。
取而代之的是太多的创新业务。这些项目在徐雷上任后被放弃了，据界面新闻报道，徐雷担任京东零售CEO之后，首先做的就是高管集体投票，关停并转一批项目。
这与刘强东在内部信中的自我剖析一致，徐雷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京东要有质量的增长。
这种增长体现在京喜以及京东在下沉市场的诸多动作。
2019年5月，京东与腾讯续约成功，背靠微信这一流量入口，2019年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攀升至3.62亿人次。去年9月，一直未有大动作的京东拼购更名京喜，京东开始正式发力下沉市场。
京喜的上线，意味着京东要依托微信生态打造一套供应链能力，在原有京东平台的基础上，专门组织商品、工厂和供应链支持，进一步优化手机应用。
除了京喜，2019年京东在下沉市场连续投资了五星电器、迪信通、生活无忧等，他们在下沉市场拥有完善销售网络，可以给京东更多支撑。
下沉市场之外，京东其它业务也渐入佳境。
京东数科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实现盈利，京东物流在2019年二季度宣布营收平衡，第三方收入占比约40%。
现金流也越发强劲。2019年Q1，京东持有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受限现金和短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409亿元(约合61亿美元)，而今年同期这一数字是人民币751亿元（约合106亿美元）。
从2018年至今，京东对于“无边界”和“群策群力”的理解一直在加深，推动架构调整的好处正是对实施体系效率的增强。
用刘强东的话说，经历这次危机后，成立17年的京东完成了成人礼。
仍未驶入舒适区
很难说现在的京东走没走出阵痛期，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驶入舒适区。
5月15日，京东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当季京东净营收1462亿元，同比增长20.7%。京东月活增长到3.87亿，同比增长24.8%，日活同比增长49%，这是连续第九个季度的最高增速。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京东提出了严峻考验，但也助推京东的自营和物流业务实现成长。尤其是后者，在疫情中展现出更高的效率和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京东物流还未到成熟期。
外界普遍认为物流是京东的长期价值，短期盈利与否并不重要。过去几年，京东对物流业务的大量投入导致了大额亏损，所以在京东的艰难时期，刘强东不得不对物流下手。
2019年，京东宣布取消快递员底薪、下调公积金比例以及提高外部揽件业务。
刮骨疗毒的目标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况且，在二次上市的招股书中，京东也表达了对物流业务的持续投入决心，二次上市募得的资金将用于投资以供应链为基础的关键技术创新，以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和运营效率。
“成本、效率、体验”是刘强东从创业以来一直信奉的商业哲学，而技术是实现这三项哲学的关键。
何况，围绕物流的战争始终未停。
拼多多与国美、阿里投资“四通一达”，外加苏宁的自有物流体系也在不断提速，京东想要保持物流优势就要不断的加码投入。
更重要的还在618的主场争夺战。
京东举办618预热活动的同一天，苏宁通过简短的线上发布会宣布，启动“J-10%”省钱计划，承诺苏宁参加补贴活动的家电、手机、电脑、超市品类商品，要比京东百亿补贴商品到手价至少低10%。
赤裸裸的宣战京东。同一时期，阿里巴巴宣布“618”期间将会有300位明星在天猫、淘宝直播带货。
不久后，京东给出了回应。5月27日，京东宣布与快手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快手小店的供应链、品牌营销和数据能力等方面展开合作。
不过，除了苏宁、阿里，拼多多也成为了京东的新敌人。近几个月来，拼多多与京东的市值一直持续胶着。三天前，拼多多盘中市值一度超过千亿美元。
熬过危机、完成了成人礼的京东，显然还要面临更多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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