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底层生活起来的明星们正在离开

2021-03-03
比英雄迟暮更令人唏嘘的,或许是时势再难造英雄。

那一代底层生活起来的明星们正在离开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蓝字计划,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90年,当杜琪峰带着《天若有情》的剧本找上吴孟达时,他本来选中了剧中最大的反派角色——喇叭。

但到了片场,导演陈木胜变卦了。

他想让吴孟达演太保。

“达哥,我知道你什么角色都能演,但是太保这个角色,就达哥你能演,别人都不行。”

怎么演?

杜琪峰给出关键提示:“狗”。

叼着烟,套着松松垮垮的廉价T恤,屁股后面插一把灰扑扑的大鸡毛挡子,“老狗”太保就这样登场了。

走路一颠一摆,嘴里还嘟嘟囔囔:“输精光,皆因上大档。输精光,所以食便当。”

见到警察锁他车位,满脸堆笑凑上去,哈腰敬礼、抽自己耳光 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屁股上斜插着的鸡毛掸子像狗尾巴一样摇晃。

警察刚走,他弯成90度的腰立马挺直,跳起来指着警察远去的背影大骂:“我太保的窝你都敢踩,叽叽歪歪、啰啰嗦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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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镜头,人物形象立住了。

这样一个人前摇晃,人后乱吠,靠精神胜利法苟延残喘的底层小透明,对待兄弟却很仗义。甚至为了救他,不自量力地与仇家血拼。

捅死对方的同时,自己肚子上也多了好几个窟窿。

临死之际,太保捂着不断冒血的伤口,含泪大笑道 :“我成功了,终于杀了他了。”

卑如蝼蚁的小人物 ,在此刻仿佛拥有了“天神”般的大无畏,让既定的死亡结局也显得无足轻重。

太保倒在血泊中时,罗大佑写的《追梦人》响起。

凭太保一角,吴孟达获得了人生中唯一一个奖项——“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遗憾的是,因为赶着拍逃学威龙他没能去现场领奖。

很多人都觉得,“老狗”作为吴孟达人生经历和演艺生涯的注脚再贴切不过。

可实际上,这种狗模狗样的状态,那一代的草根明星或许都不陌生。

周润发的乳名叫细狗,在粤语里就是小狗的意思;周星驰跑了多年龙套第一次做主演,被导演评价:“像条狗那么卖力。”后来他的电影里狗无处不在,最经典的当属《大话西游》:夕阳武士指着至尊宝的背影说,“你看那人,他好像一条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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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愿意像狗一样活着,多半是因为心里还剩了点渺茫的希望。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阶层尚未板结。小人物也可以苟且生存,不论是跌入粪坑,还是被摁在地上摩擦,都始终保有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的韧性。

市井飘过,江湖混过,“他们横穿变迁的时代,纵贯社会的阶层,兜揽了一身的风霜雨雪,整个人往跟前一站,就透着丰富、厚实,自带胶片质感。”

吴孟达的离开,不只是香港影坛传奇绿叶凋零。他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比起塑造人物,现在的鲜肉小花更愿意打造人设;比起磨练技艺,他们更擅长磨皮美颜。

像一层薄薄的漂亮的玻璃纸片,闪闪发光,哗啦啦作响。然而炫目的视觉冲击后,却始终不曾走进人们内心深处,化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1

吴孟达祖籍厦门人。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民间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即,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首当其冲。

隆隆炮声中,吴孟达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香港。

第一次坐火车,两天两夜的车程,他吐得昏天暗地。下车的时候,父亲拿了两个橡皮糖,给他一个,姐姐一个。

一家四口暂时落脚在香港仔的渔光村,和其他好几户人家挤在一个七八十平的老房子里, 为了争抢厕所和厨房不知闹过多少口角。

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一家6口人吃饭,活动空间越发逼仄。

1963年,吴孟达12岁,父亲终于申请到一套20平米的廉租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条件大大改善。

但吴孟达作为长子,只能把床让给弟弟,自己睡地板。

后来姥姥也申请过来,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开支都压在吴孟达父亲身上。那时候父亲一心想让吴孟达好好读书光耀门楣。奈何他屁股坐不住,不是抓耳挠腮,就是东张西望,成绩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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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让他专注的是戏曲和电影。每次妈妈让他去买菜,他都从中“贪污”个1毛钱,攒够了就去看电影。

有时实在等不及,他就悄悄躲在电影院厕所里,等检完票开始放映,再溜进影院过把瘾,回家后还手舞足蹈地演给妈妈看。

“那时候爱看电影,觉得明星都很风光啊,希望自己也能那样。”

电影以其银幕幻梦,宽慰着正值青葱岁月的吴孟达,更重要的是,电影明星的一夜成名、光鲜亮丽,让他感到:成功竟然如此轻松。而这一从艺初期的心理动因,在吴孟达晚年的采访中,也毫不掩饰地袒露:

“一开始爱上电影只是贪慕虚荣。”

父亲虽然经商,骨子里还保留着封建大家长的做派。他觉得“戏子”是下九流的勾当,动辄对吴孟达“家法伺候”。

父权的倾轧,反倒让正值叛逆期的吴孟达更加向往荧幕上的世界。

1973年,瞒着父亲,吴孟达偷偷报考了第3期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没想到一试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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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合影

很长一段时间,白天他在父亲店里帮忙,晚上就打着学英语的幌子去训练班学习。

在同班同学里,吴孟达和小三岁的周润发最为投契。

他满嘴跑火车,总能把笑点很低的周润发逗得捧腹大笑,一个爱讲,一个爱听,两人一度形影不离。

当时周润发住的离学校很远,那个年代没有海底隧道,晚上过了12点就回不了家,只好去吴孟达的出租屋蹭住,有时连住好几天,“内裤都臭了,我就把我的内裤给他。”

和吴孟达比,周润发的家庭是真正的赤贫。母亲给人做帮佣,父亲常年出海打渔,染上赌赢,欠了一屁股债。

他形容家里那种穷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拥有一双价值5块钱的白色球鞋,这样就不用一年四季穿着不成对的人字拖鞋。

愿望还没实现,父亲就病倒了。周润发的少年时代也提前宣告结束。

他辍学打工,当过酒店门童,也在照相机店卖过胶卷,还做擦鞋小弟、搬运工、洗车工。

在车行洗车那阵子,有一天,忽然来了一辆劳斯莱斯,他看车很气派,洗完好奇地摸了摸,不料被车主指着鼻子骂:

“摸什么,摸坏你赔得起吗?像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买不起这个车!”

一米八的大高个子瞬间矮了下去。

自尊心受创的周润发,没想到逆天改命的机会很快就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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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的香港,娱乐业正值野蛮生长时期,为了培养TVB自己的明星和演艺人才,“无线艺员训练班”应运而生,无数草根少年从中看到阶层跨越的可能。

和吴孟达的自发性热爱不同,周润发是在朋友怂恿下报的名。听说不用交学费还能赚钱,就决定去试试。

面试的时候,朋友被刷了,他却被香港话剧之父”钟景辉一眼相中。

后来,钟景辉在一档节目中聊起:“当时周润发成绩其实并未合格,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高大威猛,又有热情,所以就推荐了他。”

那一期有40名学员,吴孟达是副班长,成绩一直排前五。而周润发却因为“嘴跟不上脑子,身体跟不上嘴,身体不协调,演戏很别扭。”专业成绩在班里吊车尾。

更何况他长相也不符合主流审美,个子太高,根本找不到搭戏的女演员。

当时担任办公室助理的杜琪峰,听到老师聊天说:“周润发可以不用留了吧。”另一个劝:“还有三个月,到时候再说吧。”

最终,40名学员有22人毕业,只有7个人拿到长约,吴孟达是其中之一。

而周润发拿的是临时合约,只能做临时演员,拍一天拿一天钱。

2

作为香港明星的黄埔军校,那时候无线电视台有一个规矩,所有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出来的艺员,都必须跑两三年龙套,随后才有希望转为演配角,直至获得饰演主角的机会。

初闯娱乐圈的日子,周润发和吴孟达都很窘迫,常常一人掏5块钱买一碗叉烧饭,蹲在马路边分享一下最近自己去哪个剧组跑了龙套。

吴孟达回忆,当时在片场,大明星在前面演十几二十分钟,龙套就在后面等。

时间一到,龙套马上冲出去喊一句台词:“禀告大人,夫人病倒了。”

稍有差池,摄影师就要骂人:“训练班的同学吗?毕业没了?再回去训练吧!”

连扫地的阿姨也凶他们:“把脚拿开。”

一开始还有一些小角色,慢慢地只能在片场扛道具、给灯光师打下手,等有需要再去临时客串。

到最后甚至被告知“没戏给你演了。”

彼时,对两人来说,最开心的事情不外乎是今天自己的镜头多了3秒,昨天,剧组里的“大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没人知道他们的龙套生涯何时会结束,或者,会不会结束。那是一段以“熬”来形容的日子,而最先熬出头的,是吴孟达。

1979年,他在TVB精心打造的《楚留香传奇》中混上个男二号“胡铁花”。从此名声大噪,片约不断。

这部剧在台湾掀起了“楚留香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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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计程车司机不载客,夜市小贩不摆摊,孩子在8点前写完作业,全守在电视机前看《楚留香》。”据说台湾本土的影视业大受冲击,还告到法院,要求《楚留香》停播两年。

当年吴孟达几乎成了台湾最受欢迎的演员,跟20多年后的周杰伦比也不遑多让。

各种演出、工地秀、剪彩都找上门来;大把大把的钞票进了口袋,每天一打开酒店房门,就有一票女生等着;所有老板都恭维他,张口闭口都是吴大哥。一吃饭,满桌人排队端着杯子敬他。

多年龙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曾经为几毛钱挖空心思的少年,突然被奉为名利场的座上宾。金钱、美女、奉承……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又那么疯狂。

已结婚三年的吴孟达很快迷失自我,过起了酒池肉林的生活。

在剧组,他常常灵魂出窍,每天只想赶快收工,领着一群小混混,去打牌、喝酒、找女人……吴孟达年轻气盛,爱当大哥,又好面子讲义气,喝遍台湾,花钱如流水。古龙喝酒用汤碗盛白兰地,一口闷下,他吴孟达也敢。

那种地方去多了自然会被黑社会盯上,他稀里糊涂染上赌赢。

一入赌场深似海。很快,吴孟达输光家底,负债30多万。追在屁股后面的,从成堆的美女,混吃混喝的小弟,变成了六七家高利贷公司的催款人。

好友杜琪峰恨铁不成钢地斥责他:“烂泥扶不上墙。”

身败名裂之时,吴孟达想起了曾同穿一条裤子的周润发。

在他声色犬马那几年,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逐渐发生对调。

1980年周润发凭借《上海滩》许文强一角横空出世,从香港红到内地,一跃成为“TVB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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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三十万肯定不在话下。”吴孟达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发哥身上,对方却撂下一句:“你自己解决。”

原生家庭的阴影让周润发对赌博深恶痛绝,也深知借钱是个无底洞。一旦有捷径可走,赌徒就不会被激发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可当时走投无路的吴孟达并不明白,他只觉得周润发生性凉薄,不念旧情。

那一夜,他想到了自杀——去香港仔水塘跳水,一了百了。

但最后还是骨子里小人物的那一面占据上风。既然贪生怕死,只好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了断后,吴孟达接受TVB的决定,公开宣布破产,并在TVB调解下,与债主达成一致,以后四年的薪酬分两部分:

2/3由TVB拿走替他还债,剩下的1/3留给吴孟达来维持生活,直至债务还清。

当时他并不知道,如果不是“见死不救”的周润发担保,TVB根本不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吴孟达最落魄的那几年,香港电影却进一步走向繁荣,堪称“东方好莱坞”。

工业方面,港片市场彻底打破了邵氏兄弟的垄断体制。大厂地位不保,独立制片公司林立。

在电视冲击下,香港电影找到了新活路:娱乐大片与艺术电影双开花。

一方面调和电影电视受众的口味,继续深耕商业领域。另一方面,香港新浪潮把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家庭及香港文化纳入为电影题材,为艺术片焕发新生机。

但重新开始的吴孟达只能回去演些犄角旮旯里的小龙套。

1981到1985年,是自我修正的四年。

他在很多采访里说过,那是自己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当年演艺班的教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演员的自我修养》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研究这本书的还有一人——比他小11岁的周星驰。

3

1962年一个潮湿的夜晚,周星驰出生于香港九龙的穷人区。

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木板房里,睡的是上下铺的架子床。

母亲凌宝儿,是早期逃港大军中的一员。在命运裹挟下,嫁给了早几年离港的宁波青年周驿尚。贫贱夫妻百事哀,终日指责谩骂争吵,却被躲在床角的周星驰当作娱乐节目观赏。

吃着豉油捞饭,在爸妈日复一日的拉锯中,周星驰长到7岁。

1969年,电影《埃及艳后》在香港上映,母亲攒了几星期的钱,带着周星驰去看。

眼尖的周星驰指着前排座位大喊,妈妈你看,爸爸在那里。

凌宝儿往前一看,看到搂着陌生女人的丈夫。

忍无可忍的凌宝儿,主动提出了离婚。这段被历史促成的脆弱婚姻,终于还是被定格在一纸离婚协议上。

离婚后,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凌宝儿同时打4份工,艰难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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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母亲身后的周星驰

吃饭时她习惯性地把鸡腿夹到周星驰碗里,而周星驰会故作嫌弃地把鸡腿扔地上,凌宝儿因为这件事打了他,最后哭着把鸡腿洗干净自己吃了。

后来提及往事,周星驰说出原委:“不把鸡腿弄到地上,母亲不会舍得吃的。”

凌宝儿忙的时候,周星驰被寄养到外婆家。他常常跟着70岁的外婆,搬个小竹凳,去庙街摆地摊卖指甲钳,指甲钳5毛钱一个,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去二三十个。

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庙街,被一座天后庙分为南北两段,聚居着香港最底层的一群人,这里也是香港最出名的夜市,不定时的粤剧表演,公共厕所旁算命看相的摊档,躲在破旧门帘后的站街女,经常让年幼的周星驰看得出神。

周星驰喜欢观察市井生活,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当香港被功夫片浪潮席卷时,他成了李小龙的狂热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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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爬上装满水的大缸练习飞檐走壁,或者钻进厨房,把绿豆倒进铁锅,用右手不断翻炒,练铁砂掌。

1972年盛夏的某一天,阳光暴烈,因为赶着去看偶像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周星驰把自行车骑得飞快。

在公园拐弯的地方,不小心撞倒了一个男孩,两个人互说了声对不起,扶起车子就匆忙离开了。

到了电影院,周星驰发现,旁边座位上坐着的,正是刚才被撞的那个男孩。

他叫梁朝伟。

仿佛带着某种玄妙的宿命感。因为共同爱好撞上的两个人,连命运轨迹也如出一辙。

7岁那年,梁朝伟的父母也离婚了。他变得十分孤僻,在学校里总是一人呆在角落,不和同学们玩耍。

“我小时候挺调皮的,后来,爸爸没有说一句话就扔下我和妈妈走了。我就开始不爱讲了。”

梁朝伟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自卑感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年纪尚小,他就被迫退学进入社会,做过会计、报童、修理工等一系列工作。

自那以后,周星驰经常找梁朝伟演戏玩,两个人跑到山顶,周星驰做导演,演正派,梁朝伟演反派,最后都会被周星驰“打死”。

初中毕业,周星驰去茶楼跑堂,后来又去电子厂做工人,在流水线上虚掷青春。

1981年夏天,邻居家女孩戚美珍考进无线艺员训练班的消息不胫而走。

那时候训练班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红到发紫的演员。周星驰再也没法淡定了,当即鼓动做勤杂工的梁朝伟,一起报考第11期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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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与梁朝伟合影

为了弥补短板,复试前,他还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双2厘米的增高鞋。

讽刺的是,最后他没选上,陪跑的梁朝伟反倒被录取了。

两个人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分岔。

心有不甘的周星驰又报考一次,还是落选。

到了第三次,他终于收到录取通知,坐在木板房的沙袋下面,喜极而泣。

在演戏方面梁朝伟相当早慧,还没毕业,已经和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被称为TVB“五虎将”。

而周星驰直到毕业也只能在片场跑跑腿,扫扫垃圾,继续跑龙套。

1983年,电视剧《鹿鼎记》开拍,当时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主持人梁朝伟被确定为主演,他一走,周星驰就被拉过来顶班。

这一顶就是6年,每个月领2000块工资,入不敷出,还要靠母亲接济。

好在空闲时间多,下班以后他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攻读《演员的自我修养》,从卓别林看到斯皮尔伯格。

周星驰主持风格独特,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报纸上有篇文章说他很适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但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周星驰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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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演技越久,周星驰越是逮着机会就给自己加戏。

《射雕英雄传》里,他演一个小兵,主要戏份是被梅超风一掌打死。开拍前,他主动跟副导演商量:“我可不可以用手挡一下九阴白骨爪,第二掌再死。”

副导演觉得他事多,没理他。

正式开拍时,被拍死的一瞬间,他只好做了“啊”那样一个表情。

当时吴孟达也在这部戏里跑龙套,演的是丐帮叛徒。

这是两个失意的人第一次同组。

4

有一次,在一个叫做木人巷的冷巷里,周星驰看到吴孟达拿一张只有几句台词的纸,足足看了几个钟头,很不解。就问达叔看了多少遍。

吴孟达说:100多遍吧,就几句台词,没搞头。

周星驰问他:没搞头为什么要看100多遍?

吴孟达回答:正因为没搞头,我才要让这几句拍出来有效果,有看头!

这和周星驰的理念不谋而合,他因此称吴孟达为“老前辈”,经常跟他一起切磋演技。

但直到1988年,在电视剧《盖世豪侠》里,俩人才第一次正式合作。

那时吴孟达刚爬出债务泥潭没多久,正夹起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地拍戏赚钱;而周星驰刚刚从TVB少儿节目中跳出来,终于有了比龙套更像样的角色。

第二年他们又加入TVB台庆剧《他来自江湖》,饰演一对父子。

两个人的化学反应从这部戏开始。

单亲家庭出身的周星驰,对“父亲”这个身份的感情很复杂;而吴孟达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他几乎“从小跪到大“。

他们忍不住想,难道全香港的爸爸都一个样子吗?

为了消解父辈的严肃,两个人创作出了一对“亦正亦邪”的父子,爸爸没正形,还喜欢搞点恶作剧,儿子也天马行空,甚至可以教训老爹。

对权威的反叛,对正统的颠覆,迎合了无数香港年轻人的心理诉求,两个人的表演大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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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星驰住在吴孟达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街。

吴孟达不会开车,周星驰就每天载他去上班。两人都喜欢吃鲍鱼罐头,一个罐头里一般有两只,吴孟达吃小的,把大的让给周星驰,就这样吃了一整年。

两个在低谷期摸索过大半生的人,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底层人的悲欢。

为了积累表演素材,他们还经常观察酒吧的人表演卖艺,开车去约会圣地,偷听小情侣聊天。

常常听到一些前言不搭后语,但却莫名好笑的对话,周星驰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开创了一种新奇的喜剧模式——无厘头。

很快,“嘉禾”的吴思远看到二人表演很默契,于是给他们量身打造了一部喜剧《赌圣》。

电影里吴孟达饰演三叔,一被人叫到名字就会全身抽搐。这个设计是吴孟达临时编的,还起了个名字叫“先天性失控症”。编完他问周星驰听没听过这个病,周星驰说当然知道。

吴孟达回他:“你知X咩,我刚刚想出来的。”

这部电影没有大牌卡司,只拍了一个月零七天。却在上映28天后,成为香港影史首部票房破四千万的电影。

在1990年的年度票房排行榜上,《赌圣》也是傲居群雄,打败了《倩女幽魂2》《无敌幸运星》等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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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无厘头喜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此后,吴孟达和周星驰也开启了长达12年的黄金搭档之旅。

相继合作了《逃学威龙》系列、《审死官》、《破坏之王》、《九品芝麻官》、《大话西游》系列、《食神》、《喜剧之王》等近30部影片。

在那些作品中,周星驰与吴孟达始终维持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的组合设定。

满嘴屎尿屁的背后,是用无厘头的幽默去消解从底层淬炼的苦难。

周星驰或是吴孟达本人都不曾解释过那些年两个人如此合拍的原因,几次采访中吴孟达谈及周星驰,提到最多的词语永远是“缘分”。

这段缘分于他们两人,是一段彼此成就的辉煌岁月。

而对电影本身,无厘头喜剧颠覆了旧时代的电影语言,完成了对市民形象的重构——不再是七十年代那个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中产面孔,而是略显市侩,灵活精明的草根形象。

5

吴孟达和周星驰都记得这样一个时刻。

1990年,《赌圣》上映,他们担心票房太惨,心里没底,两个人偷偷地跑进电影院,结果却发现所有的观众都笑地前仰后合。

黑暗中,吴孟达和周星驰在后排捂嘴憋笑笑,互换了一个激动的眼神。

那是彼此人生中最纯粹快乐的时刻。

11年后,周星驰导演电影《少林足球》上映,谁也没想到这是他和吴孟达最后一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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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喜剧之王》的情怀,小人物的奋斗史,当然,还有周星驰的功夫梦。

影片里,吴孟达是沧桑无助的“黄金右脚”,被人踩在脚底下还要赔笑脸。

在岁月磋磨下,他本来快要丢失理想,但因为遇见“大力金刚腿”的五师兄,暮年之时又重新打捞起昔日壮志。

带着一群不懂足球,却有功夫在身的粗鄙小人物,上演逆袭大戏,顺便,报了当年的仇。

那句经典励志台词“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给无数郁郁不得志的人带去希望。

但它依然无法抵挡,香港电影逐渐走向衰落。

97之后香港经济低迷,台湾八大片商撤资,制片厂失去了坚实的资金后盾。亚视逐渐没落, TVB却高层内斗不休,剧集质量不但没有跟上时代,反而不断下降。优秀演员纷纷离开,新人难挑大梁。

年产电影量从187部,迅速降至86部。而原来大肆欢迎港片的东南亚市场,也因为扶持本土文化,对港片限制配额。

后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港片市场雪上加霜,整体陷入颓靡。

千禧年以后,香港政府有意重振港片市场。但空降的911事件和非典病毒,又给了它致命一击。

自此之后,以港片为代表的的整个娱乐文化产业再也没翻起什么浪来。2003年的《无间道》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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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回避,都无法改变一个时代与我们不告而别的事实。

如今的造星工业中,阶层本身就是入场券。

前期培训、后期包装、上节目选歌编曲……无一不需要丰厚家底的支撑。何况粉丝们也都偏爱“哥哥不来演艺圈逐梦就要回家继承家产了。”的皇族人设。

前有低龄信徒呐喊开路,后有专业团队制造流量泡沫。

资本和滤镜的加持下,偶像被掏空自由意志,与现实生活越来越割裂,逐渐沦为精致空洞的消费符号。

离开周星驰后,吴孟达大部分时间都在不知名网大、网剧、广告里流窜。《流浪地球》几乎是他近20年来,职业生涯中唯一闪现的高分作品。

而周星驰,也在一次次的票房扑街后被扣上江郎才尽的帽子。

《新喜剧之王》恶评如潮,他苦笑着说:“自己早就过气了”。

比英雄迟暮更令人唏嘘的,或许是时势再难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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