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蓝字，创业邦经授权转载，图源：摄图网。
专利制度，一面天使，一面魔鬼。
有人把它视为守护发明、鼓励创新的摇篮，实验室里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可以凭借一项划时代的专利，成为叱咤风云的商业大亨。
却也有人视之为排挤对手、压制创新的大棒，借助现代社会庞杂繁密的法律体系，企业可以通过一纸专利诉状，文明而又野蛮地终结一场商战。
它是现代商业文明的核武器，不在乎数量的多寡，只需哪怕一枚，就足以改变战局。
2013年，诺基亚以72亿美元的低价卖掉了手机业务。
从千亿市值的北欧王者，到微软旗下一个鸡肋部门，诺基亚只用了两年时间。
“巨人倒下的时候，身体还是暖的。”
马化腾这句话后来被人一再引用，「诺基亚」三个字，早已消失在消费者视野中，即便手机业务由HMD公司复活，销量也是以砸核桃的功能机为主。
诺基亚早期的手机产品
在主流商业叙事中，它成为彻头彻尾的、行将就木的失败者。
然而国人不会知道，今天的诺基亚，仍是手机厂商最头疼的对手。
不需要推出性价比神机，也不需要把店开到家门口，它只需要一种武器：专利。
- 2014年到2018年，三星每年需要向诺基亚支付专利许可费2.18亿欧元；
- 2017年，仅起诉苹果在显示器、芯片以及软件等方面侵犯了诺基亚的32项专利权，诺基亚就从苹果身上薅来了20亿美元赔偿；
- 就在上个月，诺基亚在英、法、印度等多个国家对OPPO发起专利侵权诉讼。
如果采用诺基亚的5G专利方案，OPPO每售出一台手机将要支付3欧元的专利费。
手握专利大棒的诺基亚，2019年净销售额达到了233亿欧元，与爱立信、华为依然并列为三大电信设备巨头。
与诺基亚重新崛起相对应的，是遭遇美国制裁和列强专利绞杀的华为。
在被迫剥离荣耀、断芯断供之后，华为手机的市场份额迅速从全球第二暴跌至全球第六。
就连中兴、小米辛苦耕耘多年的地盘，也没能逃过专利铁蹄的踩踏。
回顾往事，专利本身就是半部商业史，而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场赌命的较量，已经从青铜迈入了王者段位。
VCD之觞，当木棍遇上航空母舰
1992年，时任安徽观代集团总经理的姜万勐，在美国一场展会上留意到了C-CUBE公司展示的MPEG解压缩技术。
他很快意识到，这项技术可以将图像和声音存储在光盘里，造出物美价廉的视频播放设备。
姜万勐很快和C-CUBE公司的董事长孙燕生接洽，两人决定成立「万燕」公司，随后开发了世界第一台VCD影碟机。
在那个市面上只有镭射影碟机的年代，VCD的出现，犹如2011年的小米之于三星、HTC之流，在价格上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1993年，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VCD可行性报告甚至这样描述：这是本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可能领先的惟一机会。
但万燕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斥资1600万美元研发出VCD后，首批上市的机器几乎被国内外家电公司抢购一空，高额的研发和营销成本必须均摊在后续的机器上，这使得万燕的VCD早期售价同样高达5000元，而由于缺少专利意识，竞争对手在简单研发后很快上线了自家的VCD。
短短两年时间，蓝海化身为红海，最多国内有1000家企业在生产VCD。中国式内卷在30年前和今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价格战+广告战。
电视台和明星代言日进斗金，而VCD很快被卖到了几百元，先驱万燕甚至没能走进新世纪，在1997年被美菱集团重组，沦为先烈。
但仍然没有企业在意专利。
更熟悉商业规则的日本企业缓过神来，开始露出獠牙，东芝和索尼研制出了性能更优越的DVD，并大肆申请专利，昨日还是啸聚山林的中国企业，发现自己全部成了笼子里的奶牛。
DVD时代，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组成了臭名昭著的「6C联盟」，沦为代工厂的国内企业，每生产一台DVD，利润是200元，却要上缴20美元专利费给6C联盟。
6c联盟形成垄断之势
这笔高达7成的专利税，每年净赚15亿美元，让日美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也把中国企业压在食物链最底层动弹不得，做是惨淡度日，不做更是没饭吃。
这就是专利的可怕之处。
随着中国加入WTO，6C联盟甚至要求中国电脑企业在采购DVD光驱时，必须选择6C专利许可的产品。
直到迅雷、旋风快车、百度云盘、电视盒子的兴起，国人对DVD乃至于光驱的依赖才逐渐消失。这笔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烂账，终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不了了之。
但坐上发展快车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更多行业与专利巨头们发生了遭遇战。
华为VS思科，凤凰在涅槃之前
2003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二，中国人已经开始放松紧绷的神经，盼望着一周后的春节假期。
一份多达77页的诉状，被思科递上了美国德州联邦法院，指控华为非法侵犯思科知识产权，包括非法抄袭、盗用源代码和商业机密、不正当竞争等21项罪名。
对彼时的思科来说，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这家1984年成立的公司已经称霸全球通信领域多年，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002年，华为子公司在亚特兰大通讯产品展亮相，宣告正式进军北美市场，思科CEO约翰·钱伯斯发现同等性能的产品，华为的价格居然能低20%甚至50%。
华为与思科之战的网络报道
华为动了思科的蛋糕。2002年巴西数据产品招标会，华为居然击败了思科。
很快，一个名为“Beat HUAWEI”的秘密小组在思科内部成立。钱伯斯决定发挥本土作战的优势，将价格战升维至专利战，佐以1.5亿美金展开公关战，誓要把华为一举踢出北美市场。
这波“春节攻势”，思科在前期舆论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制造等同于抄袭复制，华为绝对是靠侵权才能做出产品。
谙熟公关运作的思科，总能第一时间将法庭对华为不利的消息通过全球近百位新闻发言人公布给媒体，并警告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
重压之下，华为不得不停止销售被质疑的路由器Quidway，并将争议代码送去检验。
转折点出现在开庭前，华为找到了思科的老对手3COM公司，双方火速成立了合资子公司，并由3COM的CEO在法庭上提供了对华为有利的证词，这才让案件得以进入持久战，并最终以思科停止诉讼告终。
经此一役，华为彻头彻尾地认识到了专利的威力。
没有价格优势，只是销量多少的问题，专利的锤子落下，可以让你在这块市场绝收。
2004年10月，官司结束不到3个月，华为成立海思公司，做自研核心器件，哪怕只是备胎。将每年10%的销售额拨付研发经费，也被早早写入《华为基本法》。
到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华为的专利申请量高达5405件，位居全球第一，超过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7个国家的申请量总和。
华为是“越努力，越幸运”的代表，尽管它最近日子有点难熬。
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这样走出来。
修罗场，专利流氓的无差别攻击
光是2010年前8个月，联想、中兴、华为、斯达康四大企业在美国被告的专利案件就达到26个。
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发难自“专利流氓”。他们手握数十亿美元资金，在美国成立众多科技、专利公司，主要针对中国、日本企业发起专利战。
2013年，专利流氓Blue Spike盯上了小米，起诉MI 1、MI 2、MI 3等产品侵犯其美国专利，两年后又进一步起诉小米大量产品侵犯其专利8、930、719——这是这家公司在2015年初最新得到授权的专利。
初出茅庐的小米怎么也没料到，来到海外的第一战，不是来自友商，而是“专利流氓”的无差别攻击。
像Blue Spike这样的“专利流氓”，还有一些别名：专利蟑螂、专利鲨鱼、专利海盗。
它们本身并不制造专利产品或者提供专利服务，而是从其他公司、研究机构或个人发明者手上购买专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然后专门通过专利诉讼赚取巨额利润。
小米曾经的专利短板
经过高人指点，小米聘请了Fenwick（泛伟律师事务所）迎战，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代价是每小时高达数百美元的律师费，有人估算，请Fenwick打官司，每单至少百万美元起跳。
随后在2014年，小米还在印度被爱立信起诉侵犯专利后禁售，为此小米付出了“每台手机向法院预缴100印度卢比”的条件，获得了临时解禁，到底印度法院在此事中算不算专利流氓的帮凶，至今仍有争议。
对比之下，小狗电器就没那么幸运了。
作为吸尘器霸主戴森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2017年，小狗电器向IPO发起冲击，希望募集更多资金支持。
就在这时，戴森扣响扳机，发起外观专利侵权诉讼，要求小狗电器停止生产D-535“手持/杆式无线真空吸尘器”并索赔100万。
这引发了监管层和媒体关注，最终导致小狗电器不得不延缓上市计划。
商务部调查显示，仅2002年，我国有71％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有39％的出口产品因此受到影响，最终的经济损失达170亿美元。
难怪有人总结：三流企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战事被写入教科书，更多中国企业选择拿起了枪。
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
西方世界的专利游戏规则，可以简单概括为：先抢地盘，再收保护费。
2002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了《21世纪专利战略发展纲要》。
2003年，日本成立“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首相小泉亲自挂帅。
在国内，很多企业看重短期效益，专门组建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像华为这样砸钱养备胎的企业。
“这个专利申请下来有什么用？”
如果回答不上来，你的工作饱和度和专业能力可能会面临老板的挑战。
许多专利在发明之初，就连申请人都不能定义其价值。海蒂·拉玛早在1940年代就申请了跳频技术的专利，并送给美国政府支援二战，但军方科学家反应冷淡。
直到后来高通以此起家，研发出了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人们才缓过神来，尊称她为CDMA之母，这距离她发明这项专利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正是因为天才级的专利可遇不可求，新一代的企业才要提倡极客精神，鼓励人才尽可能多地将发明创造专利化。
6月28日，#腾讯获推荐婚恋对象专利授权#的新闻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解读为腾讯即将进入婚恋交友市场，更多的人则怒批腾讯没有把资源用对地方。
鲜少有人留意到，这个专利的申请日期是2016年，甚至申请人已经离职了，腾讯仍坚持将这个看似滑稽的专利申请下去。
实际上，腾讯几乎每天都有专利公开，绝大多数专利的画风，比你在微博热搜上看到的要硬核得多。
诸如“一种用于多比特量子反馈控制的量子测控系统”、“双向转发检测BFD会话的建立方法、处理方法以及相关设备”这样拗口难懂又让人不明觉厉的发明，注定是要劝退吃瓜群众的。
腾讯内部对发明创造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包括马化腾在内的腾讯总办（最高决策层）有6人都申请过专利。
其中张小龙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73件，已有59件获得授权，授权专利比例高达80.8%，且全部为发明类型，包括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摇一摇、扫一扫等技术，微信支付之所以体验上极简到让人们忘从前在线支付有多繁琐，背后正是诸多专利带来的技术和产品保障。
现在腾讯员工申请一个专利可获得数千元奖励，全公司有6000个第一发明人，几乎每十个腾讯员工就有一个发明人。
蓝字计划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现，第一个专利申请人正是马化腾，他于2001年3月26日递交了名为“单窗口多页浏览装置”的专利。在此之后，他在即时通信、浏览器、语音通话等领域都申请过专利。
如今不敲代码好多年的小马哥，当年去见客户和演示产品都是用“工程师”的职称，而搭档兼总经理是另一位创始人陈一丹。原因是小马哥更懂技术，但如果是用总经理的名号来演示产品，未免有点难堪。
虽然腾讯在业内以产品黄埔军校出名，但庞大用户数量的背后，是技术在默默提供着支撑。仅在AI领域，截至2020年9月份，腾讯人工智能中国专利申请超过 5600 件，授权超过 1200 件，AI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总量位于国内互联网公司第一。
为什么核武器对于一个国家和平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核威慑能让国家在对外时获得了平等交流的起点。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万燕等一众VCD厂商就是前车之鉴。
2018年，谷歌宣布与腾讯达成专利交叉授权许可协议。虽然没有披露具体的细则内容，但可以想见，如果腾讯没有全球互联网公司排名第二多的专利申请数（43000+），排名第一且不需要考虑中国市场的谷歌，是不会给这个面子的。
只有持续不断地去发明、创造，企业才能为业务发展争取空间，形成正循环。
今年6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腾讯云的「百万方超大规模视频会议」方案评为中国专利金奖。
这项专利是云技术的底层基础性专利，疫情期间，正是基于这项技术，腾讯会议实现8天扩容超过10万台云主机，顶住了海外产品zoom的攻势。
另一个领域的蓬勃发展，同样和专利数量交相辉映：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球动力电池领域按照专利数量排列的TOP10申请人中，中国已占据半数以上。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赫然在列。
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专利20强企业榜单》也显示，在发明专利数量上，比亚迪、长安汽车、北汽新能源分列前三，数量分别为4368、1261、934。
就在10年前，中国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的核心专利申请仅有4件。同一时期，国外来华发明专利申请有767件，基本上都被日本、美国和韩国占据。
贝尔实验室的遗憾，和它的追随者们
1474年，威尼斯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近代特征的专利法。
300多年后，1790年，美国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专利法。
此后，专利制度开始全球普及。
时至今日，世界工业的核心格局依然是：美国专利，中国制造。
世界最大的工厂体系在中国，但产品的知识产权，大量在美国。以iPhone手机为例，苹果公司形成专利，但手机的制造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完成的。
工业世界里，最核心的东西不是技术，而是标准。往更深处追溯，美国之所以拥有首屈一指的专利标准，还在于大量人才的投入。
提到人才，你很难绕过贝尔实验室。
这个成立于1925年的实验室，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私人实验室。
在建立之初，贝尔实验室便致力于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编程、电信技术等各方面的基础研究。
巅峰时候，贝尔实验室网罗了上万名顶尖的科学家，手握各项先进技术的专利，走在全球科技的最前沿。
在贝尔实验室，这些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向进行研究，不论多久，无论成败。
充裕的研发资金和宽松自由的研发氛围，让贝尔实验室结出了最惊艳的硕果。
贝尔实验室曾硕果累累
这里诞生了11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4位图灵奖得主和16位美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射电天文学、晶体管、现代通信理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UNIX系统和C语言、 C++语言……毫不夸张地说，贝尔实验室几乎撑起了现代科技的半边天。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贝尔实验室产生了30000多项专利，平均每天获得一项。
可惜的是，1984年美国司法部盯上了AT&T（贝尔实验室母公司），多次对其提起反垄断诉讼。
AT&T被拆分，华尔街资本开始介入贝尔实验室，过去那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规范化”的业绩考核，大量科技工作者从研发部门调到了业务部门，贝尔实验室开始走向衰落。
正如任正非所说，资本是最没有温度的动物，是最没有耐心的魔兽。华为成立天才少年计划高薪养人、腾讯设立诸多独立的前沿实验室，某种程度上都是追随贝尔实验室的脚步，为科研创新留出空间。
自由不功利的环境，是创造力最好的土壤，也是专利最好的孵化器。
如何在激烈的外部竞争和耐心的科研投入中取得平衡，考验着每一家中国企业的智慧。
贝尔实验室星芒散尽，而专利，这场现代社会最文明又最残酷的制度，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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