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没想到有这样一天，一度被钉上审美“耻辱柱”的霓虹灯，会因为可能消失的命运迎来如此大规模的追忆。
事情的起因是一条被疯传的“谣言”。有人发出一张装满被拆卸霓虹灯的卡车照片附文，“香港将引入内地城管管理办法，将霓虹招牌统统拆掉”。
一时间，关于香港夜景暗淡、城市记忆难留的讨论铺天盖地而来，不少人恍然发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已经成为大众香港印象中不可磨灭的标志和突出印记。
虽然事后香港特区政府屋宇署向媒体澄清，香港没有针对霓虹灯招牌的大规模执法行动，图片也是经设计师PS创作的作品，然而，香港霓虹灯淡出历史舞台确实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香港商报》报道，屋宇署自2014年起实施“目标街道大规模行动”，对危险及违例招牌发出法定清拆命令，过去5年内，香港共有1.6万块招牌拆除或修葺，现存1.9万块。
过去，霓虹灯通常作为“土味审美”的代名词出现在大众视线当中。事实上，就在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官网信箱的一则留言才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上海外滩夜景各种装饰灯光、跑马灯，有“浓浓的乡镇味道”。在其看来，“作为国际知名城市，全世界人都知道上海，但上海的夜景灯光越发花里胡哨，没有一流城市的格调。”
不只是香港、上海，这几乎成了近些年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城市到底需不需要霓虹灯？这个似乎无需多言的话题，如今又掀起新的浪花。
灯光“痼疾”
自灯光被用作城市照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不断赋予各种意义。黑色夜幕中，灯光的亮度、颜色格外显眼，不同特质对应着不同经济和文化层次，成为城市自我表达的另一个阵地。
最基础的一层是“亮度竞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曾提到，此前，光亮程度常被用作衡量国家或者城市繁荣程度的一个指标。东京、纽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整体的光亮程度较高。在国内，一线城市夜空的明亮程度也远远超过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
而当以弯曲灯管充入惰性气体后呈现出明亮颜色的霓虹灯被引入城市战场，立刻成为商业世界残酷竞争的显影，足够鲜艳、显眼的霓虹灯招牌，似乎才配得上城市迅速成长繁荣的商业面貌。
于是，以商业闻名的城市纷纷被霓虹灯招牌“攻陷”。从美国拉斯维加斯、日本东京到中国上海、香港，霓虹灯重构了城市的天际线，尺寸巨大、配色刺眼的招牌成为繁华城市统一的标志物。
香港旅游发展局曾这样描绘当时香港的霓虹图景：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谁家招牌更抢眼，自然就更容易获得关注和知名度。
一个个更大、更有创意的霓虹灯招牌应运而生，层层叠叠但又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道两侧，打造出极度梦幻的赛博朋克之感。1970年代，弥敦道上超大霓虹灯牌覆盖大厦一整面外墙，规模之大更是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反思也随之而来。当以密斯·凡德罗为代表的现代建筑大师们说出“Less is More”，并推动极简主义成为“高级”审美的代表，动辄使用高饱和度颜色的霓虹灯变得不入流，被视为城市的“痼疾”。
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在建构街道美学理论时，也批评了招牌的存在。他观察日本的商业街发现，招牌林立的外墙上凸出来的东西非常之多。“这些凸出物中有暂时性的，甚至还有飘动的，要创造稳定不变的街道的视觉形象也就越发困难”。
在《街道的美学》一书中，他执着地表达着一种观点：“凸出物”有碍于街道美学的塑造，要维持建筑轮廓线的秩序和结构。
一些希望拿回形象塑造主导权的城市开始视霓虹灯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墨尔本大学城市设计专业副教授巴里·谢尔顿提到，欧洲国家试图限制城市招牌的数量、类型和尺寸，市政官员希望通过控制招牌为城市街道“带来秩序和品味”。
中国城市也有类似做法。早在2006年，就有报道提到，上海“面临灯光广告杂乱无章的尴尬”，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对市中心区的灯光广告进行集中清理。今年，上海更新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为霓虹灯等划定控制区，限定其尺寸、形式，以“与市容市貌和建筑物形象相协调”。
城市记忆
但失去了霓虹灯的城市，却迅速倒向天平的另一端。
有人对比拆掉霓虹灯店招前后的一条香港街道，比起老街上浓浓的地方特色，新街道更为整洁，安全性或许也有所提高，但却和任何一个城市的街景再无二致。
走得再远一步的城市，甚至直接为招牌套上严格的框架——在国内多个城市，都曾出现过统一店招的政策，这些或者只允许使用给定配色、或者甚而直接限定为“黑底白字”的招牌，一经推出无不引发强烈反弹。
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等人发现，拉斯维加斯的存在，对于那些习惯于批判的建筑师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脱敏”素材。在这里，无序才是秩序，这里缺乏总体设计，却体现出了“广袤城市”舒适而又动感的秩序。其中，表面上不协调的广告牌混杂在一起，却令人感到舒适，展现出混合式建筑所能具有的活力。
更进一步说，如果参照简·雅各布斯的理论，“城市中没有什么单一元素能够占据统治地位，只有混合体才行，而且它内部的相互支持才是秩序”，那么，每一个参与城市商业的人，通过发挥个体智慧打造的霓虹灯，正是建构城市秩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而在这些映射着当地生活、书写出当地叙事的霓虹灯光线里，也无不照出地方文化的剪影。
在东京，多元文化的特质在各异的霓虹灯光中被展露无余。秋叶原的灯光色彩丰富、动漫形象夹杂其间，与旺盛的二次元文化和偶像文化相得益彰；新宿歌舞伎町的灯光一片通红，令人联想到这里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涩谷的灯箱则被黑色或红色、各国文字所填满，吸引着各国游客前来消费……
而被认为是霓虹灯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城市之一，霓虹灯更是香港文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那个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霓虹灯几乎进入每个著名导演的镜头中。刚被拆掉的、拥有73年历史的油麻地庙街“美都餐室”店招，曾出现在《九龙冰室》《追龙》等多个电影的镜头当中，也是香港游客热门的打卡地。
而更令电影爱好者所熟知的，是《重庆森林》里梁朝伟坐在霓虹灯炫目的灯光下，在王家卫式抽帧中显得迷离又梦幻，在城市繁华中的一份孤独，是《堕落天使》中男男女女在城市灯光映照下的爱恋与困顿。两部电影摄影师杜可风说，“我们的空间就是霓虹空间，是个振奋人心的能量空间，是人移动的方式，是香港的能量，亦是街头相遇的那份刺激。”
去年，一部讲述香港霓虹灯招牌的电影《灯火阑珊》登上银屏。女主角张艾嘉回忆着香港霓虹灯招牌一步步走向没落，不由得发出一声疑问，“几十年历史，说拆就拆？”反过来，香港的霓虹灯被拆除，香港和香港电影的历史，也难免一道进入时间的洪流，成为一代人难寻的城市记忆。
霓虹美学
一面是灯光管理的需要，一面是文化特质丢失的风险，城市面临的这道“霓虹灯难题”，显然并不易解答。
从现实考虑，香港霓虹灯部分被拆或许在所难免。在媒体报道中，香港多年出现因霓虹灯坠落而砸中路人的险情，一些年久失修的灯管也已经无法完整显示文字。屋宇署也提到，其采取执法行动实时取缔的，主要是对生命财产明显构成威胁的招牌，并且对于继续保留使用的招牌，也要求每隔五年进行安全核验。
但面对灯光和文化的两难，城市能做的还有很多。
香港选择的是一条简单直接的道路——将霓虹灯作为文化特色“封存”。自2013年开始，香港跨越视觉艺术、设计与建筑、流动影响等范畴的M+博物馆，一直在搜集香港街头的霓虹灯招牌。在去年被拆除和修葺的近4000块招牌中，有5块被纳入M+馆藏。去年，这些招牌也被M+展出，让人们前往找回记忆中的香港。
类似的做法，拉斯维加斯也在尝试。在城市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那些被淘汰的霓虹灯，在城市中堆放成一座废墟。当地一家私人企业联合社团、政府在这个废旧霓虹灯垃圾堆放场建起一座博物馆，并不多加维护，却让城市的历史有了栖身之地。
相比之下，日本城市采纳的方案更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手艺。有人发现，日本城市在保留招牌个性的同时，也不忘进行一些设计的规范，包括颜色的明暗、字号的大小，通过细致的安排，提升招牌的和谐度和美学价值，也延长了招牌的生命力。
毕竟，比起在博物馆里沉睡，生长在建筑上的霓虹灯才更能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物，才能如哲学家Lius de Miranda所说，作为光、颜色、符号和玻璃的组合，形成一种情绪、一种氛围，不断对人们讲述城市的本质。
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城市能从根本上转变对霓虹灯的审美偏见。眼下，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
艺术家和设计师先声夺人，让霓虹灯配色“去污名化”。他们将霓虹灯及其跳跃的颜色引入室内设计中，掀起一波复古风潮，被网红店争相效仿；又参照霓虹灯大胆前卫的配色和赛博朋克的先锋感，将酸性设计风格运用至平面广告、服装设计等诸多领域，让高饱和度又金属感十足的颜色进入时尚领域。
城市也开始重新领略到霓虹美学的奥妙。蒙特利尔的 Guaranteed Pure Milk 瓶等好玩的广告牌已经恢复，开罗、都柏林等城市都有网站收集已被遗忘废弃的“幽灵广告牌”，并正在努力让它们复活，圣地亚哥的霓虹灯广告牌标志甚至被宣布为治理的国家纪念标志物。
而对于香港等国内城市来说，已经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比起事后补救，更重要的是如何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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