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硅谷会出卖人民吗?

2020-04-14
生存还是隐私?这是一个问题。

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Nino Z.,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美国的疫情,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

抗疫之战加速升级,美联邦政府不得不向各行各业寻求助力,硅谷科技巨头更首当其冲。

但不论是先进的科技还是宝贵的数据,这些措施在让白宫看到一丝希望的同时,又引发了巨大的隐私争议。

紧锣密鼓的信息合作

3月11日,美国白宫。

总统办公桌的案头,摆放着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1000例关口的简报。人们注意到,对疫情向来“乐观”的特朗普,从这天起悄然改口。除了号召病人“在家待着”,还颁布了一项对欧洲公民前往美国旅行的禁令。

但在“欧洲”后面,特朗普匪夷所思加上了一个括弧——(英国除外)。

这使得禁令的作用变得相当有限,不过,美国政府好歹开始重视新冠疫情了。

毕竟,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首席技术官、总统副助理迈克尔·克拉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脑子不糊涂。

从3月11日开始,他接连召集谷歌、微软、苹果、脸书等硅谷巨头,共商抗疫大计。从消除新冠病毒谣言、缓解民众恐慌情绪,到支持远程办公、远程医疗,乃至调动16台超级计算机,加快对疾病传播预测和药物建模的工作速率……

这让美国抗疫,多少展现出科技大国的风范。

硅谷巨头们开始纷纷行动:

脸书禁止发布可“治愈”病毒的广告,并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免费的广告位;

谷歌、苹果,则将应用商店中非官方和政府健康机构发布的相关应用全部下架;

谷歌在新冠病毒搜索页面将预警信息置顶,与美国政府合作建立的疾病预防与教育网站,也在3月21日上线。

……

但“311”会议的真实目的,很快浮出水面,并演变成一场“罗生门”。

据政治意见网站Politico消息,联邦政府对科技巨头们隐秘的要求是:分享数据,以帮助政府追踪病毒,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比如,通过分析手机定位数据,就能确定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方法是否有效。

这个消息,立刻遭到白宫的否认。

但谷歌一位发言人则回应称,公司正“探索有助于对抗COVID-19的汇总匿名位置信息的方式,该项目将遵循严格的隐私协议,并且不会涉及共享任何有关个人位置、行动或联系方式的数据”。

这反而证明了传言确有其事。

实际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已经推出了“500城市”项目。它通过追踪美国500多个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信息,以确定人们是否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

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大量人群聚集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里,随即把情况通报给了地方当局。

苹果的声明则义正辞严:公司参加了白宫新冠病毒工作会议不假,但重点在远程医疗、远程学习提供支持领域。苹果甚至保证,绝不会跟踪并暴露用户的隐私信息。

但美国政府没有轻言放弃,一直试图说服相关企业。

《华盛顿邮报》就爆料称,“311”会议前一天,美国政府已经在跟电信巨头谈判,以获取对匿名手机汇总数据的访问权限。

除了谷歌、脸书、苹果等企业巨头,白宫试图说服合作利用位置数据的公司,多达60家。

白宫科技办某官员的说法则恰恰相反:政府是“受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游说”,他们希望能利用匿名大数据,为新冠病毒建模提供关键信息,以便追踪新冠病毒传播的踪迹和模式。

首席技术官克拉西奥斯则言辞恳切:美国科技公司的快速行动,对防治新冠病毒的进程已是至关重要。

但是,人们的隐私怎么办?

由来已久的分歧与博弈

在中国,隐私泄露不是难以容忍的问题;但在美国,对隐私的重视深入骨髓,产生的争议也由来已久。

美国《宪法》第一、第四修正案中,通过保护言论、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不合理搜查、扣押的方式,构建起保护隐私权的法理壁垒。

1974年出台的《隐私法》,则是美国个人信息保护最重要的联邦法律,并对政府搜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做了详细规定。

此后,美国细分领域的隐私措施,更是不厌其烦。从《电子通讯隐私法》、《金融隐私权法案》、《有线通讯隐私权法案》、《电视隐私保护法案》等国家、联邦立法,到“在线隐私联盟”、“个人隐私选择平台”等行业自律协会,乃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类非盈利组织等,无所不包。

美国构建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隐私保护体系。

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改变了一切。

2001年10月,小布什总统签署了由共和党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作为主要起草人的《爱国者法案》(以下简称“爱国法”)。法案规定: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在全球范围搜集电话、邮件、医疗、财务、金融等各类记录,允许从美国互联网公司提取音频、视频、图片、邮件和文档记录;甚至允许使用“黑客”手段,入侵、破坏、窃取国外的数据情报。

200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国土安全法》,允许对美国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数据挖掘”。

“两法”让美国公民隐私权几乎荡然无存,在朝野引发巨大争议。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针对“两法”发起了50多起诉讼;包括纽约在内的3个州、246座城市也通过决议,明确反对“爱国法”。

反对者中最著名的人物,正是昔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克里。

当年,克里曾投票支持“爱国法”。但他随后发现,FBI除了对美国公民实施窃听、查看私人邮件和上网记录,甚至还监察图书馆借阅记录,以判断读者是否受恐怖主义影响。

这些荒诞举动,让克里转而成为最激烈的抨击者:“布什对‘爱国法’的运用,无意涉及、也没有涉及与反恐有关的方面去。”

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出于国家安全和基于“政府授权”的前提,美国公众在隐私问题上,做出了事实上的让步。

2011年,美国成功击毙本拉登,让“爱国法”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但此时,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正尽情品尝着权力的滋味。尽管饱受争议,他们极力为“爱国法”续命。

结果2013年,“棱镜门”爆发,“爱国法”的底裤终于兜不住了。

在美国政府看来,“两法”足以让全球信息尽在掌握;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知道,恐怖分子经常会换手机号,NSA就要重新布控、撒网、走程序。等拿到“政府授权”再去窥探信息,黄花菜都凉了。

怎样才能将下一个“911事件”扼杀于无形?NSA决定铤而走险:绕开一切授权,利用美国根服务器的独霸优势和“爱国法”中的“时间弹性”,大搞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搞多了,就成了先斩不奏、乱斩乱奏。

于是,连斯诺登这样的“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棱镜门”曝光后,NSA的恶行公之于众,不仅全球哗然,美国内部更是舆情汹汹。NSA成众矢之的,起诉其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个人和组织不计其数。

奥巴马明白,“爱国法”可能保不住了。

2014年,美国政府启动对NSA的监控改革;国会也顺应民心,制定了《美国自由法案》(以下简称“自由法”),以便为NSA勒上“自由”枷锁。

“自由法”规定,NSA只有在获得秘密法庭的许可,才能向通信企业索要记录。否则,再也不允许大规模收集美国公民的隐私数据(但监控全球不受约束)。

有趣的是,“自由法”的提案者之一,还是共和党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当年“爱国法”的主要起草者。

美国隐私权斗争史,由此经历了一场奇异的循环。

政客与硅谷的另类搏斗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法”出台,没能消弭纷争,反而成为更大纷争的起点。

2015年5月20日,美国国会山。

号称“美利坚头号嘴炮”的兰德·保罗,开始了他惊世骇俗的表演:从下午1点到凌晨12点的10个半小时里,他滔滔不绝,连珠炮般谴责NSA对公民隐私的肆意侵犯。

参议员们见状抱头鼠窜,可哪怕参议院里空无一人,也阻挡不了保罗的口若悬河。

这犹如疯人院般的表演,却深藏着这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计谋。2014年11月,在众议院众望所归的“自由法”,却在参议院惨遭否决。为今之计,只能趁“爱国法”2015年6月1日到期时,拖过投票期,让法案自动终止。

靠着保罗“无耻”的拖延战术,6月1日,“爱国法”寿终正寝;6月2日,“自由法”正式生效。

奥巴马表示,“自由法”既保护了自由,又维护了安全;以起诉为能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盛赞这是隐私权的“里程碑”。

但硅谷大佬们知道,“自由法”只是白宫、国会和情报部门政治妥协的产物。早在2013年,苹果、脸书、谷歌、微软等硅谷企业就成立了“改革政府监控联盟”,希望对政府收集隐私信息行为加以约束。

而今,“自由法”把“公民自由联盟”这种技术废柴糊弄过去了,但硅谷大佬们不糊涂,称其存在“令人无法接受的漏洞”。思科CEO钱伯斯更直言不讳,如果NSA依然监听全世界,新兴国家客户会对美国高科技制造避之不及,最终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政府,选择了装聋作哑。而硅谷大佬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各不相同。

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揭示出大数据时代隐私泄露的深度困境。

2014年,“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一个性格测试应用,开始在脸书上搜集用户数据。尽管只有27万人下载这个应用,但通过数据爬虫,剑桥分析逆向溯源,最终窃取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

而它功成名就的“战绩”,就是通过分析建模、大数据操纵,帮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大选;此外,英国脱欧公投、非洲国家选举,背后都隐匿着剑桥分析的身影。

脸书对此心知肚明,但在商业利益面前,选择了默不作声。

这显示出,在“自由法”与大数据捆绑的年代,美国隐私保护走向了更大的困境:在大数据公司看来,它不需要知道你姓字名谁,却深知你的脾气秉性、职业偏好、心理选择,进而潜移默化地干预你的想法,操纵你的行为。

东窗事发后,剑桥分析破产,脸书市值狂跌,扎克伯格更在媒体刊登整版道歉信:“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信息。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配为您服务。”

而与脸书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苹果。

2015年12月,美国加州发生一起14死21伤的枪击惨案,警方希望解锁嫌疑犯的iPhone5c获取线索。但苹果有项“变态”设定:连续10次输错密码,数据就会被删除。无奈之下,FBI要求苹果解锁,结果遭到拒绝。

于是,FBI向苹果发起诉讼,并要求其开发软件“后门”。但苹果CEO库克不但正面硬刚,还表示会继续升级系统,以应对更频繁复杂的数据攻击。

最终,FBI无计可施,在以色列第三方公司的协作下才成功解锁。

2020年初,相似的剧情再度上演。针对2019年底发生在佛罗里达某海军航空基地的枪击案,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公开施压,要苹果解锁iPhone。这一次,苹果提供了凶手的iCloud账户资料,但解锁iPhone——办不到。

不仅如此,库克甚至希望,政府出台一项明确公共安全与技术安全界线的法律。

这一坚持和倡议,赢得了包括推特、脸书等一众高科技巨头的应援。更有硅谷企业表示,虽然很多公司保持沉默,但全行业坚定站在苹果一边。

非常时期,是行非常之举,还是搞《全民公敌》

大疫当前,究竟救人要紧,还是隐私重要?在美国,一度引发争议。

3月3日,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推特上,公布了纽约第二例病人的详细信息,包括其单位、地址,以及儿女所在学校。由于患者就职于一家7人小律所,媒体很快确认了患者的真实姓名。

这位“超级传播者”,导致千人隔离,并惨遭“人肉”。3月10日,患者妻子在脸书上发声:“我希望丈夫的名字不是与新冠病毒相关联,而是与遏制病毒相关。”

这样的状况,让美国人对隐私再度担忧。参议员埃德•马基,就对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合作追踪新冠病毒的行为保持谨慎:“我们需要保证,收集和处理这些类型的信息,即使是聚合和匿名的,也不会对个人构成安全和隐私风险。”

为此,他要求政府详细说明:数据将如何被收集、保持匿名和存储,谁将有权访问这些数据,以及哪些公司参与了相关项目。

但隐私研究人员则承认:对位置数据进行真正的匿名化,几乎不可能;有些数据,本身就是企业秘密或非法收集的。所以,必须要有强力的法律保障措施。

因为曾失去公众信任,脸书在疫情中的表现极为谨慎。当传出将与政府共享个人数据的消息后,脸书发言人立即加以否定。此前,脸书曾透露他们正利用用户位置数据来制作预防疾病的地图,但这次又再度说明,“这些数据将会提供给研究人员,而不是政府”。

当然也有人认为,把匿名的位置数据移交给政府或专业机构,让专家分析了解人们的活动方式、预测病毒的传播途径,将大大有利于疫情防控。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副总裁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就力挺表示:“仅关注隐私而忽视公共卫生,将是一个错误。”

如今,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即将突破60万,对隐私数据的应用正越发急迫。

4月初,苹果和谷歌破天荒宣布一项合作计划,将在Android和iOS系统底层构建一项新功能,即:通过设备的身份识别功能,就能判断自己的手机在14天内,是否与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的设备接近过。

据悉,该平台可能监控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苹果表示,这个解决方案相当强大,如果人们都参与进来,将实现应用程序和卫生部门的生态互动。但即便如此,苹果依然强调:隐私、透明度和用户同意,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要素。

而处于弱势的民众,其实并不吝惜贡献自己的数据。他们只是关心,有多少数据是真正被需要的,能发挥多大效用?而当疫情过去,这些隐私数据又会不会被继续滥用?

相对来说,拥有欧洲最严格数据隐私保护措施的德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例。

▲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号称欧洲史上最严隐私保护法

2020年3月,德国卫生部起草了一部《感染保护法》,以追踪与冠状病毒感染者接触的人群。有学者表示,对个人进行不加选择的大规模追踪,在此前缺乏法律依据。而最新的法律,正是要对数据收集的人群、时间和目的,做出规定。

这样的效率和对个人隐私尊重并举的方式,值得借鉴。

1998年,当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全民公敌》全球上映,有人便预见到,数字时代的“一九八四”,或许不可避免。

但在国家和生命都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如何设定好边界,阻止疫情持续扩散,并让大数据真正发挥效用、挽救生命,这已经成为疫情第一大国美国,必须做出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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