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 tenyun700），作者汪丁丁，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长期以来，关于创造性，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十分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评论中国企业的创造性时，我应首先提供适合探讨中西创造性的理解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观念，就是“生态的创造性”。
生态，源自希腊语词“Οικολογία”。经济，源自希腊语词“Οικονομία”，其实是家政学。经济与生态共享的词根是“Οικο-”，现代译为“环保的”。由此可知，生活与环境的融洽，是生态的或经济的最初涵义。
诺奖经济学家史密斯获奖演讲的标题，使用了“生态理性”这一短语，试图整合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建构理性”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使用的“演化理性”。在史密斯获奖之前多年已获诺奖的西蒙教授，毕生致力于人工智能与有限理性的演化学说，他称建构理性为“全局理性”，而称有限理性为“局部理性”。
布坎南获得诺奖的年份，在史密斯之前，在西蒙之后。他曾撰文评述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弟子沙克尔的激烈主观主义学说，并在文章结尾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理性选择，只是机械的反应式选择。只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主张的演化理性，才意味着创造性选择。
与上述诸家相类，研究创造性问题的学者，将问题分为三类：
其一是简单问题（simple problems），例如烤制一块蛋糕；其二是协调问题（complicated problems），例如登月飞船；最后是复杂问题（complex problems），例如养育孩子。这样的问题分类，最初由加拿大的三位“社会创新”研究者提出。
对现代汉语而言，complicated problems通常译为“复杂的问题”，并且，complex problems通常也译为“复杂的问题”。我多年研读关于复杂现象的学术文献，或多或少理解这两种“复杂”之间的本质差异。所以，我特意将登月飞船工程这样的复杂问题译为“协调问题”。
当然，这样的翻译严重扭曲了原文，故仅在这篇文章的这一段叙述中，或可接受。更合适的翻译是将前者译为“复合问题”，与“复杂问题”相对而言。可是，这个“杂”字毕竟意味着复合，不适合表达“complexity”。斟酌之后，我认为，复合与复杂，不妨互替使用，必须为“复杂性”另寻汉语表达。
基于上述诸家学说，我为第二种复杂找到的一个汉语表达是“生态”。
事实上，复杂性研究始终未能确立关于复杂性这一观念的标准定义。究其缘由，或许因为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主要来自四大领域：其一，生物学与生命科学；其二，化学与自组织理论；其三，物理学与动力学非线性理论；其四，协同学与涌现理论。
在系统论视角下，复杂性是系统的一种性质，具有这一性质的系统，称为复杂系统。凡系统，均由两大集合构成，其一是“元素”的集合A，可以是任何事物或事务；其二是“关系”的集合B，由各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
因此，系统可记为，S=<A,B>。若没有集合B，那么，集合A就是集合论视角下的任一集合。A的元素也常称为“局部”，相对于S这一“整体”而言。我们常说，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其实，这一通俗见解的深入研究就导致了“系统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也称为“涌现”（emergence）。
哈耶克在论及“复杂现象论”那篇长文里，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这些性质，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不可能被还原为任何局部的性质——生命不能被还原为构成细胞的物理和化学原理，意识不能被还原为细胞，社会不能被还原为个体，诸如此类。
复杂系统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涌现，而且表现为“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无中心的各局部之间关系形成组织。有组织的行为，一旦涌现，可与其他有组织的行为互动，于是在涌现性质的基础上形成较高层次的系统。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不同层次的行为可能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的头脑决策与我们的肠道菌群之间有互动关系。
其次，由于上述的自组织与相互作用，复杂系统表现出强烈的“非线性”活动，也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一种表现形式。非线性，典型如“正反馈”，相当于经济学里的收益递增现象即常见的指数型增长，或网络社会现象里的“幂律”，于是导出复杂系统的另一表现形式，“互联性”，从大量简单活动的相互连接，可涌现更复杂的活动。
在互联网里最著名的是幂律现象，也称为“赢者通吃”。在幂律作用下，出现了不少被称为“独角兽”的企业。
互联的结构，不仅是企业能否成为独角兽的决定因素，更一般而言，是经济活动能否演化为市场经济的决定因素。最适合市场经济的社会网络，也就是被称为“小世界”的拓扑结构，与另外两类拓扑结构一起，构成社会网络的三分类。
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宏观生态。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微观经济活动。东方人的创新，与西方人的创新相对而言，更像是生态的而不像是纯粹微观的活动。也就是说，东方人倾向于在演化论视角下从事创新活动。
例如，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通常必须考虑企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他们在具体的技术创新之外，还努力使企业嵌入本土社会。三十年前，我在香港研究企业家精神。根据我的概括，西方人的企业家精神有三大要素——敬业、合作、创新，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在三要素之外还倾向于有第四要素——济世。
关于“济世”，不同的企业家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如果政治生态迅速恶化，官商勾结也可能被理解为济世。有鉴于此，与西方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有本质差异，我建议中国的管理学院增设基于奈特关于“社会过程”的政治学课程。与其让那些有济世情结的企业家成为官商勾结的牺牲品，不如使他们获得应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理论指导。
当然，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不仅涉及政治学课程，更要求洞察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特质。汇通中西，无从借鉴。故而我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学生们共同探讨这些主题。
完全无视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生态的技术创新，百年以来，引发了西方思想界日益激烈的批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最初发表于1920年，流于偏激，主旨是批评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反人文主义倾向。
由此亦可理解，既然企业家为成功从事创新活动而必须采取社会演化的“局内人”视角，他们就应努力承担在奈特社会过程中的使命。通俗而言，就是“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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