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晚间，佳士得在香港的夜拍现场，藏家们突然爆发出阵阵掌声，掌声之外，还有记者们相机接连发出的快门声——这些都是献给苏轼的画作《木石图》，在这场拍卖会中，它以逾4.1亿港元（不加佣金）的价格被拍出，以4.636亿港元成交。
这个价格创出了中国古书画的最高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佳士得香港拍卖史上最高单件拍品纪录以及苏轼个人作品最高纪录。
这个拍卖价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此，它同时显示着，在总体经济形势不被看好的今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行情却仍然向好。
佳士得首席执行官Guillaume Cerutti在接受腾讯《棱镜》专访时表示，全球艺术品市场能维持现在的态势，得益于目前卖家和买家，都有较强的意愿参与交易。而当中，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亚洲买家，担任了重要的买方角色。
中国买家频繁在全球艺术品市场崭露头角的背后，是全球财富版图的变化。这些富有的中国买家，如同当年新崛起的日本富豪，从欧美“老钱”手中，豪掷重金购买印象派作品。如今，全球75%的印象派艺术品则是由中国买家拍得。
在Guillaume Cerutti看来，这是中国买家趋于成熟的表现。十几年前，中国买家的收藏还主要围绕书画、瓷器等中国艺术品展开，而现在，他们学会了放眼全球。
不过，正是在10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买家开始越来越多在全球艺术品市场崭露头角。在这几年创全球价格纪录的拍品中，不乏中国买家的身影。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11年，中国市场的艺术品成交额达553亿元，坐上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头把交椅。到2016年，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为318.3亿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8%，超出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我们用了过去10到15年的时间来培养亚洲这个市场，而亚洲艺术品市场繁荣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亚洲正在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此外，这些富有阶层也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私人博物馆，这也刺激了对艺术品的需求。” Guillaume Cerutti分析。
从他的观察来看，亚洲的买家较以往变得更加成熟，最初，他们多聚焦亚洲艺术品，而到现在，这些买家的兴趣正延伸至各个品类，他们用于艺术拍卖的半数资金都在购买西方艺术品、珠宝等，这是成熟的表现。
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大师、后印象派代表人物梵高等艺术家的作品，正是当下最受中国买家欢迎的藏品。
例如，2014年，华谊兄弟董事长，也是北京松美术馆创办人的王中军，以3.77亿元人民币拍下梵高的一幅静物画《雏菊与罂粟花》，这在当时创出梵高静物画的拍卖纪录。紧接着2015年，王中军再度豪掷1.85亿元人民币，拍下了毕加索于1948年创作的油画《盘发髻女子坐像》。
同样在2015年，上海龙美术馆创办人刘益谦以10.8亿元，拍下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的《侧卧的裸女》，创出这位画家的画作拍卖纪录，也成为当时全球第二高价的艺术品。
1986年，佳士得全球总裁兼首席拍卖师Jussi Pylkkanen加入佳士得，那一年他见证了梵高的《向日葵》以创纪录的价格由日本藏家拍得。他说，这在当时堪称震撼，而那次拍卖也引发亚洲藏家的喜好开始变化。3年前，当刘益谦击败美国藏家，竞得莫迪利亚尼的《侧卧的裸女》时，他也在现场。
《侧卧的裸女》竞拍现场
“印象派作品的收藏路线，最早从德国、瑞士的藏家开始，后来被美国的藏家关注，二战之后，日本成了印象派作品的购买主力，而现在全球75%的印象派艺术品由中国藏家买走。” Jussi Pylkkanen说。
在重金购入印象派作品之外，热爱艺术品收藏的中国富豪们，也在开拓更大的收藏版图。
Guillaume Cerutti说，11月16日，战后艺术家David Hockney的《泳池与两个人像》这幅作品竞拍时，有来自4个大洲的6名买家激烈交锋。出于对买家隐私的保护，他拒绝透露当中是否有中国买家参与竞拍，但他说：“你可以由4个大洲来自己推测，都有哪些国家的买家。”
来自佳士得的西方古典大师艺术部的亚洲区代表王汐楚说，很多中国藏家也开始关注欧洲的古典油画，其中，有上了年纪的藏家，也不乏80后年轻人，有的钟爱欧洲宫廷画，有的则喜欢古典肖像画。“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中国藏家对此很有研究。”她说。
在中国买家的崛起之下，2019年艺术市场的表现将何去何从，Guillaume Cerutti说：“乐观中还需要谨慎对待。”审慎的是全球经济仍有波动迹象，而乐观的是2017年佳士得全年的流拍率是19%，而今年上半年降低到16%，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对Guillaume Cerutti说，11月26日夜拍过后，他可以稍微放松下。被视为佳士得今年秋拍最重要的作品——苏轼的《木石图》以4.1亿港元（不加佣金）的价格被成功拍出，超过了佳士得提前预估的4亿港元。
对他和佳士得的工作人员来说，算是圆满完成今年任务。对市场来说，现在仍是好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