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在深圳出生的双胞胎女孩，基因组被编辑，删掉了CCR5的有功能基因片段。拿着基因手术刀者是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
11月26日，人民网刊发了一篇《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对此哗然的不仅仅是媒体，科学界也哗然：这把基因刀，该不该挥向胎儿？
伦理之关
基因可以改变万物，包括人类，特别是生殖细胞的基因，更是人类的致死命脉，至今为止鲜有国家允许对人类胚胎的基因动刀。
“国际人类基因组学已经形成共识，禁止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对于修改基因来说，如果是对患者进行基因矫正，这个技术是被鼓励的。在学术上，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则。”国际细胞治疗协会副主席黄家学对笔者表示。
之所以国际上有这样的共识，是因为人类胚胎基因一旦被编辑，种族的基因图谱就会发生不可知的改变。
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人类拥有了改变和修饰基因组的能力，目前最为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就是CRISPR，它可以用单链引导RNA（sgRNA）和Cas9蛋白, 可以在体内和体外简单、迅速、低成本地实现基因编辑。这项技术被认定后，迅速运用在全球各国实验室，进行几乎所有细胞系和大多数常用实验动物的遗传物质改造，在人类遗传性疾病、病毒感染疾病和癌症的相关研究中所显示出的效果，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它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商机。但是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本身，依然是当前科学家们比较重视的，因为更需要考虑的是安全性问题和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
2015年，在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科学家达成并发布了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共识：鼓励基因编辑“基础和临床前研究”及其“在体细胞层面上的临床应用”。同时，因为“生殖细胞的临床应用”将会“作用在被编辑后代的所有细胞上，该编辑基因会传至其后代并成为人类基因库中的一员”；大会共识认为，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还存在各种技术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其安全性目前还无法估计，且一旦被编辑的基因进入人类基因库，该影响将“不可逆，不受地域限制”。声明认为“目前为止还不具备进行任何生殖细胞临床应用的条件”。但是贺建奎副教授，让中国成为了第一家。他竟然在一对双胞胎上动了基因刀！
“这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不可预测，一定是伦理争论的焦点。即使技术是100%可靠，人类是否可以或应该编辑自己的生殖细胞和胚胎，（看到这个消息）绝大多数人肯定大脑一片空白，包括我自己。”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对笔者表示。
对于伦理，中国也有相关规定。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受试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原国家卫计委在2016年9月30日通过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并于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其中规定范围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对于委员会的成立，同时也做了规定，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应当从生物医学领域和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中遴选产生，人数不得少于7人，并且应当有不同性别的委员，少数民族地区应当考虑少数民族委员。
但在笔者调查过程中发现，贺建奎所通过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下称《申请书》），却疑点丛生。
“我们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是2017年5月8日成立的，我是其中一名委员，但是这个《申请书》涉及的会议我没参加，也没有签字，更不知道试管婴儿跟我们这个口腔科有什么关系。”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口腔科医生黄华峰有点愤然地对笔者说。
这份日期记录为2017年3月7日通过的《申请书》，早于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成立的时间。
笔者从《申请书》的七个署名中，辨认出四位，这四位皆为深圳和美妇儿医院的医生，而与国家对伦理委员成员的要求都相去甚远。
爱丁堡大学人群健康科学和信息学乌舍尔研究所研究员Sarah Chan博士认为，世界第一例基因组编辑婴儿在中国出生，这是非常严肃的伦理问题。评估这条新闻时，我们首先应该记住，这些声明都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研究结果既未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也没有得到独立的科学审查。然而，无论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否得到证实，故意引起轩然大波和制造震惊的做法，既不负责任，也不符合伦理。人类基因组编辑是一项备受争议的前沿技术。虽然它有着巨大的利益前景，但其发展必须得到全世界的严格监管，必须包括全球范围内所有相关人士的群体讨论。然而，先是偷偷把基因组编辑投入应用，然后随意把它作为既成事实而公布，这一关键技术的整个未来都遭到了威胁。它有可能危害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可能影响中国科研的国际声誉，还会严重阻碍宝贵的基因疗法的研究。好的科学不是在真空中生产知识，背景和后果也极端重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确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不仅国际专家对此哗然，中国业内的专家也如此。120多位学者通过《知识分子》杂志官方微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从媒体获悉信息的国家卫健委也同样表达了气愤，在11月26日发出声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同时做出要求彻查的还有广东省卫计委、深圳市卫计委，但是此时彻查，对已经出生的两个婴儿来讲，似乎为时已晚。
修改基因无法改变结局
贺建奎称，修改CCR5基因，就可以抵抗艾滋病毒。但这个基础研究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相关论文发布，反而有学术证明修改这个基因，无法预防艾滋病毒。
美国波士顿BIDMC医学中心博士后王宇歌对笔者表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在2014年发布的文章证明，中国艾滋病病毒主要流行的是AE亚型，占比为46%，同时发现该毒株X4嗜性，该毒株是中国流行毒株。
“这个毒株成了中国流行株的始祖病毒（founder virus），这个病毒是R4嗜酸性，如果要编辑基因应该编辑CXCR4。但敲除CXCR4会影响胚胎发育，所以不能敲除CXCR4。所以敲除CCR5不能预防艾滋病，除了基因编辑本身的风险，还可能影响免疫发育，目前其风险不得而知。” 王宇歌表示。
事实上，CCR5基因在人体中的表达十分广泛，在免疫系统激活中扮演角色。如今，艾滋病感染的症状通过药物能够得到控制，数百万艾滋病毒阳性患者过着正常的生活。如果检测不到艾滋病毒的滴度，将艾滋病毒传染到婴儿的风险是极低的——特别是其父亲为艾滋病毒阳性而母亲为艾滋病毒阴性的时候。
伦敦国王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系干细胞科学准教授Dusko Illic博士认为，CCR5突变带来的HIV抗性似乎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些HIV阳性的病人也缺乏普通的CCR5。研究者只删除了这两个婴儿里有一个身上的CCR5的一个拷贝，这不会让婴儿抵抗HIV，大概只能减缓疾病的发展。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李沉简教授则表示，“他的文章没有发表，所以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仔细看。仅从他的新闻（AP）来看，是有严重违反医学伦理之处的。首先， 基因编辑有严格的法律条规，贺教授违反了。第二，艾滋病的防止，手段太多了，完全不用基因敲除。第三，基因编辑的CRISPR-Cas9系统我的实验室就在做，它的脱靶效应（即误剪切了其他基因）一直是未解决的大问题，贺教授无法解决而仓促胡来，非常错误。第四，被切掉的CCR5基因有除了艾滋病接到之外的其他免疫功能，它的去除有可能造成这个婴儿对其他病原体高度易感。总之，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也向笔者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无论何种理由，擅自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的胚胎，并且让其出生是不负责任的；其次，CCR5分布广泛。而且，CRISPR-Cas9技术本身也被报道有潜在致癌风险。另外，即使编辑掉CCR5也不能完全保证不感染HIV。”
这种可能存在的错误的编辑，将给刚出生的一对婴儿带来什么？没有人能知道！基于这种可怕的未知，人类现在是没有能力动自己的基因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现在还是有机会在不可挽回之前关上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