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功夫财经，作者熊志，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整体来看，财政困难系数的排名，和经济总量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压力较小。
很显然，一个地方政府节衣缩食过紧日子的年代正在来临。但不同身份、发展水平的地区，在应对能力上会形成巨大的差别。
面对财政支出压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重点应对手段不是经济转型，而是想办法巧立名目搞创收。
每年中央将一笔庞大的资金分配给地方时，会考虑地方财政困难，财政部设置了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最近一份文件则首次公开了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困难程度系数。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是根据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占标准财政收入比重及缺口率计算确定。说的直白点，就是负担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开支，不同地区的压力有多大。
Part.1
第一财经的排名显示，财政困难程度系数前五的地区，分别是青海、宁夏、西藏、甘肃、广西；排在最末尾的分别是，厦门，宁波，上海，青岛和北京（倒数第一）。
单独来看，地域规律还是相当明显的。排在前列的省区，基本上都是位于中西部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整体区位没有太大的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庞大收支缺口并不意外。
像财政困难系数排第一的青海，去年的经济总量为2865.23亿元，相当于什么水平呢？江苏的县级市昆山，户籍总人口不到百万，但2017年经济总量达到3520.35亿，2018年财政收入超过387亿。青海常住人口在600万左右，上交中央后的地方预算收入是272.87亿。
再将目光对准财政困难系数低的地区，可以发现，除了直辖的北京和上海，剩下的厦门、宁波和青岛都是计划单列市。还有两个计划单列市大连和深圳，同样排名靠后，财政压力相对较小。
北京和上海不用说，政治和经济地位摆在那里，任何时候都不会太缺钱。计划单列市则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权，不同于省会城市，不需要供养周边的贫穷兄弟，钱袋子会更宽裕些，广州和深圳是经典的例子。
整体来看，财政困难系数的排名，和经济总量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压力较小。另一方面，它基本上是各地财政收入榜单倒过来的呈现。
像广东和江苏，虽然人口体量同样不小，公共服务品的开支规模大，但它们的预算收入在8000亿以上，财政困难系数整体也比较低。
当然要指出的是，财政困难的地区差异，发展水平的不同不是唯一影响因素。
一些资源型产品，由于属于国家垄断经营，实际上是以较低的价格从中西部地区拿走，红利往往被东部地区获取了。此外总部经济汇总纳税的形式，导致税收和税源背离的局面，税收不是在税源的贡献地被征缴。
所以为了兼顾公平，平衡区域发展，每年国家都会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补偿，比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返还。
数据显示，2018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量排在前五的地方，分别是四川、河南、湖南、云南和湖北，超过3000亿元；人均转移支付额度排前五的，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人均超过1万元。
Part.2
在财政困难系数排名中，位次靠后的几个地区，其实同样有负担和压力。总体来看，对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有财政盈余的地区，其实主要就是7个省级行政单位和5个计划单列市。其中7个省级行政单位是指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天津、福建。
根据“PPP领投会”的数据统计，这两年上述地区的盈余在逐渐减少，而其他24个省市的收支缺额则呈扩大趋势。比较典型的是东北地区，亏空额度从2017年的2000亿多提升到5000亿左右。
与之对应的是，近几年中央转移支付的额度，在不断提升。去年总量接近7万亿，是分税制确立的1994年的140倍，2019年的转移支付的预算增幅高达9%，是近五年的新高，它变相说明一些地区对中央财政输血的依赖程度在加深。
为什么地方的财政压力会扩大？简单地讲，收入来源在减少，而支出规模在扩大。
先看收入。压力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下行。这两年无论是全国，还是过去高速增长的地区，都进入了升级换挡的转型期。典型如重庆，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9.3%掉到2018年的6%。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全国GDP同比增长6.4%，比上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因此，不排除全年增速相对去年继续下滑的局面。经济转型提质，淘汰落后产能，财政收入自然会受到影响。
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减税降费。不久前的两会上，中央宣布，在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的基础上，2019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力度前所未有。
从开局来看，减税降费的效果明显，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仅为5.4%，去年同期增速是17.3%，也就是说增速下滑了11.9个百分点。
再看支出。财政困难系数高的中西部地区，过去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往往比较快，无论是人口竞争还是争夺内迁产业，都得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机场、高铁站，建高速和轨道交通线，几乎都是倒贴钱的生意。
像贵州，以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出名，成为中西部率先县县通高速的地区。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从2013到2020年，交通领域基建规划投入累计接近万亿。如此庞大体量的基建投资，短期内很是很难有回报的。
事实上正是考虑到地方的债务风险，去年发改委的52号文，从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等标准上，将地铁的建设门槛再次提高，避免地方争相上马，透支财政。
另一方面，在老龄化加速来临的阶段，部分地区的养老负担也在加重，支出压力因此也在不断提高。像转移支付额度排在前列的四川和东北，正是属于老龄化相对突出的地区。辽宁2018年的养老金补贴，达到596.49亿，全国第二；黑龙江456.72亿，全国第五。
一方面是人口流失，税收和消费贡献无法留在本地，一方面是老龄化加剧，少数地方的养老基金只能靠全国调剂，靠富裕的地区输血养着。
Part.3
今年两会财政部部长曾提到，“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比较突出，平衡确实非常困难”。随着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地方的财政收支矛盾还会放大。
关于这种趋势，此前已经有一些先兆了。去年6月，湖南的耒阳地区，因为煤炭经济萎缩导致财政资金不足，公务员的工资一度发不出来；安徽六安地区同样在去年出现财政困难，因此上演教师集体讨薪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很显然，一个地方政府节衣缩食过紧日子的年代正在来临。但正如财政困难系数、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所显示的，不同身份、发展水平的地区，在应对能力上会形成巨大的差别。
如果分地域来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沿海省份虽然汇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一旦落户政策放开，公共品的供应负担将大大提升，但它们的产业结构往往比较多元，税源丰富，人口结构也相对年轻化，能够更加灵活地化解财政压力。
广大中西部省份，尤其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地区，一方面债务压力会随着投资效益的边际递减而逐渐上升，另一方面作为人口外流的劳动力大省，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老龄化考验。
从城市等级规模来看，对财政收入减少的抗压能力，同样会形成巨大分化。事实上，像前面提到的耒阳、六安等地，基本上都是中小城市，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它们往往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地区。
这种大中小城市分化的逻辑，和眼下火热的收缩型城市是极为吻合的。对那些正在收缩中的中小城市来说，压力来自两个方向：其一，人口流失会直接导致税源减少，那些外来人口虽然房产还在本地，但日常消费和税收贡献，都发生在大城市。
与此同时，收缩型城市过去为了维持运转，建设了大量的公共项目，如医院、广场等。这些项目随着人口减少，利用率将大大降低，甚至如底特律等地区那样出现大片闲置区域。维持公共项目、基础设施的空转，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财政资金。
过去，口袋里的钱不够花的时候，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财政生钱，但眼下日益严格的调控尺度，以及高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饱和的局面，都会对卖地的财路造成影响。很显然，还想出手阔绰地花钱，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
对各地来说，财政压力当前，其实也不算是坏事。它本身就是转型的契机，可以倒逼地方尽量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改善营商环境，让属地企业能在低税费的前提下轻装上阵，进而扩大税源。与此同时，缩减不必要的开支，将钱都花在刀刃上。
面对财政支出压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重点应对手段不是经济转型，而是想办法巧立名目搞创收。这种补窟窿的模式，迟早会将地方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殆尽。
本文（含图片）为合作媒体授权创业邦转载，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