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骨朵网络影视，作者聆雨子，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5月中国电影分账票房（不含服务费）和观影人次的同比增速均为负，出现2011年后的首次下降，其中，分账票房（不含服务费）累计249.41亿元，同比降幅达6.35%。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次不期而至的“负增长”，显得过于猝不及防。毕竟，过去的整整九年里，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它，早已习惯了各路资本炙热的目光，习惯了市场增速爆炸式的高光，习惯了“年度票房六百亿”“单月票房过百亿”和“单日票房13亿”的荣光。
仿佛属于它的，就该是默认的、持久的兴隆昌盛，就该是把打破纪录和创造奇迹视作探囊取物的寻常。
没有人能够永远马不停蹄地狂奔，没有人能一路以加速度前行却不用经历节奏调整，偶尔放慢脚步，也未必就是末日和万劫不复的沉沦。
关键在于，要想清楚下降的原因，要揭开数据所表达的内容、所隐含的律动，以及它所传递出的，可以参照、可以反思、可以修正、可以引以为鉴的深层信息。
作为过去时的红利期
第一个问题在于，过去九年，电影产业超高频上扬的动因何在，而这个动因，在当下，为什么会难于为继？
当然，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甚至是过热增长的春风，没有谁不是借力和得利于时代。电影票房，也无非是“持续扩大内需”的一个部分，只不过，相比于一些宏观而抽象的名目（比如“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似乎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娱乐，更易于被谈论、关注和感知，相比于另一些更让人焦虑和恐惧的泡沫（比如房地产），它似乎也更让人快乐和没有负担。
这种联动性，决定了一荣俱荣，也完全可能导出一损俱损。
首当其冲的，就是“城镇化”的趋于饱和：大城市的对外辐射和扩张、小城市乃至小城镇的现代化设施改造，是一个和中国电影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互文过程——前者意味着，每增加几个新的住宅板块，就要配上一个shopping mall，而众所周知，现代商务综合体里的必备功能区，除了购物和餐饮，就是电影院；后者则是典型的“院线下沉”，让那些之前没有电影院的地方也建起了电影院，甚至，以“建起电影院”作为迈入时尚生活的标杆符号——而这个过程，在上一个九年里，其实完成得差不多了。
扩张总有扩无可扩的一天，下沉总有沉到了最底的一天，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中国电影的这一轮增长，最本质的东西，只不过是银幕数的增长，那么，总有一个时刻，能建上银幕的地方，都已经建上了银幕。
当所有的增量都变成了常量，你去哪里寻找新的增量？
更大的可能反而是，一旦失去增量的兴奋点，常量就成了变量——全国六万块以上的银幕，大量闲置和空场放映，几乎不可避免。
另一个瓶颈，来自于移动互联时代里屡试不爽的、我们都曾反复受益过的阳谋：赔本赚吆喝的市场圈地。
也许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票补”，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内核也无非就是“我帮你付一部分钱，从而吸引你来我这里花钱”，它和滴滴、美团、拼多多、共享单车、瑞幸咖啡所做过或正在做的事情，别无二致。
第一部启用“票补”战略的电影是2014暑期档的《变形金刚4》，最终，它成为当年内地票房冠军。“低价”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吸引力，根本不用怀疑。一年后，猫眼、淘票票等在线大平台的年度票补数值就已经到达10亿元以上。许多院线也随之跟上，主动参与了这场互联网游戏。就连制作方，也逐渐默认要把投资预算的一部分，专门用于“贴钱促销”，2017年票补总额里，来自片方的比例，开始占到60%。
这种玩法，给我们带来了大量“8.8元低价看电影”的机会，但这种玩法本身无异于饮鸩止渴，是畸形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到2018年底，总局出手电影管理新政，票补正式取消，接下来，报复式反噬开启：19年贺岁档院线齐齐涨价，网友们已经开始调侃要失去“电影自由”，而两个月前《复仇者联盟4》动辄高达三四百元的预售票，大家或许还记忆犹新。享受过廉价午餐的人，要重新建立奢侈消费的习惯，这份心理建设，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
此外还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生活在娱乐形态过于多元化的今天，对电影的热爱，无时无刻不在遭遇着其它娱乐终端的干扰、分流和侵夺，“看什么电影？是抖音不好刷、网综不好看还是手游不好玩？”这样的自嘲式天问固然还带有几分玩笑意味，但当代人最熟悉、最适应、最愿意采用的文化信息接收方式——碎片、短体量、互动性、即时反馈、多线程作业，其实都与电影艺术“灯光全息、手机调至静音的封闭空间内两个小时左右的全身心沉浸”要求背道而驰。
更不要说那些在之前的票房神话里被掩藏、被忽略了的先天不足，那些被酷炫的成绩单冲昏头脑后想当然就无视了的漏洞和隐患：3D、IMAX、巨幕、4K超高清等纯技术层面的噱头所引起的盲目追捧——“进了影院不知看哪部电影、那就选名字后面挂着3D的那部”——以及这种追捧的迅速落潮。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三年前那部“全世界都是2D版本，唯独特供中国内地3D”的《谍影重重5》，以及它留下的“摘掉眼镜是谍影，戴上眼镜是谍影重重”的著名笑话。
越来越不可控的政策风险，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内容分级制，今年频频发生的临时撤档闹剧，对投资者和观看者积极性的双重打击。
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食物链顶端的赢家通吃下，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炮灰：以2017年为例，《战狼2》豪取56.78亿票房，可在排行榜末尾，喜剧片《村长相声哥》（还是李金斗主演，卡司还不算太烂）总票房1205元，歌舞片《我的舞林江湖》总票房550元，动画片《嘻哈英雄》总票房255元，累计观众6人。
作为将来时的冷静期
由此可见，“蛋糕做大了”，只不过是被端到桌面上的一个可见结果。
至于是用什么材料做大的、用什么技艺做大的，这背后，完全可能是由一套让人生疑的逻辑在催化和支撑。或者说，蛋糕做大了只是因为“更多人吃上蛋糕了”、“以前没有吃蛋糕习惯的人学会吃蛋糕了”，只是因为“以前买不到蛋糕的人有机会买到蛋糕了”、“以前买不起蛋糕的人能够买得起蛋糕了”。而不是因为“以前就一直在吃蛋糕的人，变得越来越喜欢吃蛋糕了”。
最后这句话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蛋糕做大了”，而是“蛋糕做好了”。
逆推这九年，开篇刚好是2010贺岁档的《阿凡达》，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电影的理解，依然在于“奇观性”——看得好爽，就像1998年影响了几代人的《泰坦尼克号》，1995年开启了进口分账大片成功序幕的《真实的谎言》。过去九年的繁荣，确切无疑地养肥了整个行业，但同时，它还确切无疑地训练了观众。
九年过去，一代从小经历过欧美日韩电影洗礼的、阅片量远超父辈的年轻观众，开始成长为市场主体，大众的审美基准线也被拉到了新的维度上。脱离戏剧体验和情感体验的视觉性，早已经不是收智商税的万能药方，与之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地介入到影片思想性和故事性的讨论与研判中，无论是豆瓣上的参与评分，还是朋友圈的主动推介：从《大圣归来》到《红海行动》到《我不是药神》，都是起初市场品相并不看好，经过普通网友的“众筹式口碑发酵”，最终逆势上行的典范。
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电影土壤依然摆在那里，中国人的电影需求、电影判断力依然摆在那里。只不过，它不再依赖于鸡血和狗血，而在呼唤一种更加健康的模式。从这个标准上看，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原因都是外部的，内在的断裂则应该表述为：中国电影在内容上的火候、段位、能力、口碑，依然没有与它在经济上的攻城略地形成表里如一的匹配。
既然如此，与其急着扔出“衰退”这种过于武断的判词，先把这次的下降定义为“冷却”，好像显得更加客观与理性，至少是，更加中性。虚火过盛的、臆症式的高热跟前，“跑一场流量＋搞一个ip＋占一天微博热搜就能快速挣钱”的盲目跟前，“冷却”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能够导出“冷静”。
别忘了，之前的辉煌期，其实，也是从冷静里萌发的。
正是成功地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墨攻》《天地英雄》的“古装大片阶段”降火降热，冷静到了《失恋33天》《人在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中等成本类型片阶段”，2012年间，中国电影才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恰切的发展形态，之后的九年，我们才会走得如此业绩斐然。
如果说，那是一次投资形态和制作形态上的理性化。那么如今，我们能否把“负增长”看作一个机会，进入一次产业形态和内容形态上的理性化呢？
毕竟，不管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飞升还是落潮，对于电影人来说，踏踏实实地编写和叙述故事、勤勤恳恳地磨练和运用技术、认认真真地思索和讨论道理，这才是永远正确的事情。用一个流行的政治学术语来形容：中国电影接下来需要的，是一场“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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