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乔布斯的偶像,比尔·盖茨的恩人,以「偏执狂」名震商界

冯仑风马牛 2019-07-20 08:22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作者风马牛,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商业周刊》总编斯蒂文•谢帕德曾说,英特尔创始人和前 CEO 安迪•格鲁夫的一生,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白手起家的故事之一。

他少年死里逃生、中年带领英特尔壮大和度过无数难关、晚年教书育人兼与病魔斗争延寿,直到生命最后那刻都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作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之一,格鲁夫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商界,被乔布斯等众多企业家称为精神导师、商业偶像。

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1936 年,格鲁夫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人生的起点,他就得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一连串的艰险现实。

年幼时,格鲁夫相继经历过猩红热病、匈牙利政府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军占领匈牙利,差点一命呜呼。然而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 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格鲁夫父亲的企业被收归国有,母亲被苏联士兵强奸。他和一群难民坐船偷渡出境,一路流亡到美国。

在自传《游向彼岸》中,格鲁夫写道: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匈牙利。每当我想到匈牙利,就会想起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我的童年本不应该遇到这些事情,它们使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使一切都黯淡无光。

刚到美国的时候,格鲁夫英语磕磕绊绊,他一边打工一边在纽约市立学院学习。1960 年,《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是《难民拿下工程学班级头名》。此后,格鲁夫再接再厉,获得世界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格鲁夫进入仙童半导体公司,并迅速成为了集成电路领域的专家。

1968 年,格鲁夫与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一起创办了英特尔,他主要负责公司具体管理和经营,其他两位忙于技术和外交。这份工作使得格鲁夫踏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好在他拥有执着、好学、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在格鲁夫看来,做企业和当导演一样,必须掌握极为复杂的技艺。格鲁夫每次从报纸、杂志或者书籍上看到有用的文章都会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他在别人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格鲁夫把管理视作一门独特的专业。他对自己的学习有着真实的紧迫感,格鲁夫从未失去一个匈牙利难民对即将降临的灾难的深切担忧。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格鲁夫常将自己比作一个「压力锅」,整天疑虑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梦见被一群野狗追赶。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格鲁夫写道,「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在英特尔早期发展过程中,公司的资金、人员流动、具体业务等问题,都是格鲁夫在解决。他曾发动了一场一年内从摩托罗拉手中抢到 2000 多家新客户的战役。尤其是 1978 年,格鲁夫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联手,建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商业同盟。当时微软只有 11 个人,而英特尔已有 1 万人,如此大的悬殊并未影响格鲁夫对比尔·盖茨的信任。

当公司壮大后,会议变得冗长。彼时,格鲁夫在英特尔内部提出了「高效会议」——有人做会议记录、有人管时间、有人管会议流程;如果觉得会议跟自己无关,可以不参加。当然,格鲁夫不能忍受迟到,他是一头拼命的驴。

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成功导致自满,自满导致失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为了鞭策员工进步,更多时候,身材矮小的格鲁夫在英特尔扮演强硬派的角色,《幸福》杂志曾将他评为美国最严厉的老板之一。有一次,一位女员工犯错,他训斥道:如果你是男的,我会打断你的腿。

八十年代初,格鲁夫曾提出「 125% 的解决方案」,表示英特尔是美国电子业迎战日本电子业的最后希望所在。他要求员工必须发挥更高的效率,以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那一刻,上万名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似乎被共同的命运所吸引,甘愿牺牲一切去生产芯片,并把它卖掉。格鲁夫让员工学会了如何既做工作上的对手,又做生活中的朋友。

比尔·盖茨与格鲁夫

从创业开始,英特尔便无数次走进「死亡之谷」,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候日本的存储器厂商登台了,在与高质量、低价位、大批量生产的日产部件竞争的过程中,英特尔一直在赔钱。到 1984 年秋天,英特尔的订单如春雪一般消失无痕。

当时产业界都怀疑英特尔是否能生存下去,英特尔管理层不断地开会、争论,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争论越是继续,英特尔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回忆说:这是形势严峻、令人大失所望的一年。我们努力工作,却不知事态是否会好转。我们迷失了方向,在死亡的幽谷中徘徊。

直到 1985 年的一个秋日,格鲁夫和创始人戈登·摩尔在办公室谈论英特尔的困境。他问摩尔,「如果我们被踢出董事会,他们找个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死死地盯着摩尔说,「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

在格鲁夫的眼里,做一个追随者是没有前途的。他说,「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面的车的尾灯行路会容易很多。尾灯战略的危险在于,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面的车,就没有尾灯可以导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因此,早早行动的公司正是将来能够影响工业结构、制定游戏规则的公司,只有早早行动,才有希望争取未来的胜利。」

那时候英特尔有两个如教条般坚定的信念,都把存储器看作是生产和销售的顶梁柱。然而格鲁夫说做就做,他力排众议,顶住层层压力,坚决砍掉了存储器生产,而把微处理器作为新的生产重点。

正是这一壮士断腕的果断决策,让英特尔穿越死亡之谷。1992 年,微处理器的巨大成功使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事后,格鲁夫总结道:存储器业务的危机及其应对手段,使我懂得了战略转折点的含义。虽然战略转折点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它却有助于我们打破僵局,飞跃到一个新高度。假如我们一旦迟疑,便会鸡飞蛋打,两头扑空。在今后 10 年里,失败和成功都将以 10 倍速度的节奏发生。因此,这种状况要求企业领导人能随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偏激心态,一旦危机显现,就能够抢占有利地位,捕捉机会或者逃离陷阱。我知道,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但没有什么规则是不可以变化的。

1994 年,格鲁夫第一次访华,看到北京中关村大街人潮熙熙攘攘,每个电脑柜台前都挤满了前来攒机的人。他不禁热血沸腾,回去之后马上制订一个计划:直接向中关村供货。

话音刚落,新的危机又来临了,英特尔畅销全球的奔腾处理器被顾客投诉有产品缺陷问题。起初,格鲁夫以为只是个例没有在意,结果电脑制造商那里也传来了坏消息, IBM 宣布停止发售所有搭载奔腾处理器的计算机,而关于英特尔芯片缺陷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

彼时,格鲁夫再次陷入艰难的时刻,他说,「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家后变得很抑郁,好像陷入了没有出路的包围圈。」

为了扭转颓势,格鲁夫最终更换了所有的问题芯片,并且改进芯片设计。英特尔为此付出了 4.75 亿美元的代价和半年的研发时间。但同时又一次活了下来,而且更加生气勃勃。

事后,格鲁夫表示:过去我们从未强调与顾客的交往,我们没有解决顾客问题的经验。如今,我们突然要大规模地解决顾客的问题了。

虽然格鲁夫拯救了公司,但接踵而至的是要拯救自己。

1994 年秋, 58 岁的格鲁夫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医生告诉他有:手术、放疗、冷冻手术、什么都不做,这几种办法。于是,格鲁夫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通过阅读医学论文、采访医学专家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病情和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彼时,有记者采访格鲁夫,问到,「你如何看待死亡?」格鲁夫愣了一会儿,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缓缓地说:应该还是怕死的。不过格鲁夫立马补充道:与其说我怕死,还不如说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而且我想继续享受生活。当记者再提问:青少年的经历是否会使你形成怪僻的性情时,格鲁夫立马提高了沙哑的嗓门,犀利地反击道:好像从来没有人称我为一个怪僻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我是一种恭维还是一种侮辱?

1995 年 7 月,格鲁夫和妻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个为期一周的自行车旅行。旅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打电话预约了几周后接受高剂量放疗。

治疗那天早上,局部麻醉后, 16 根空心针从格鲁夫的胯部扎进了他的前列腺。清醒后的格鲁夫有一个可怕的幻觉:自己像一只豪猪,任凭冰冷的医疗仪器插入到皮下和细胞深处。接下来的 48 个小时里,他 4 次推进放疗室。一切结束后,第二天格鲁夫就飞回家中,第三天便开始工作了。

作为补充治疗,格鲁夫的体外放疗共做了 28 天。他每天早上去完医院后,立马精神抖擞地回公司上班。虽然只不过几分钟的事儿,但「老顽童」格鲁夫却觉得实在很麻烦。他甚至生气道:让我最恼火的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可能是因为我不得不改变食谱的缘故。我 5 周内长了三四磅,这对我来说是够多的。

放疗后 3 周,格鲁夫「生龙活虎」,在瑞士召开的「电信 95 」大会上做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次演讲,活动的间歇,他还游览了欧洲。

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总结道:肿瘤总是要长大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果断地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另外,因为前列腺癌的领域非常复杂和多变,做做调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别把任何人的话当成圣经。如果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投资,那么我想你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

乔布斯与格鲁夫

1997 年,格鲁夫战胜了英国王妃戴安娜、克隆绵羊多莉之父伊安·威尔马特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时代周刊》新一届的年度风云人物。巅峰时刻,这位好斗、爱发脾气、有驾驭力的铁腕人物决定隐退江湖。

1998 年,格鲁夫正式将 CEO 职位交给继任者。在格鲁夫的领导下,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零件和 CPU 制造商,股价一度登顶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格鲁夫说,「职业改变总会消失的,这是一种温和的改变,就像它温和地出现一样。在这种时候,回顾过去就很有诱惑力,但是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适应新世界、学习新技能上。旧世界仅存有限的机会或者完全没有,而新世界则为你提供了一个灿烂的未来,值得你为之冒险。」

淡出一线后,格鲁夫一边做慈善,一边进入斯坦福商学院做兼职教授。斯坦福教授罗伯特·伯格尔曼说,「格鲁夫是我毕生所遇的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直接、刻薄、简短,是他对格鲁夫在教学和生活中的印象浓缩。

为了改进讲课方式,格鲁夫甚至会让他的妻子、丈母娘来斯坦福听他讲课,帮助自己提升讲课能力。有一次,格鲁夫十分生气,因为他认为丈母娘走神了,没有好好听课。

伯格尔曼说,「熟悉格鲁夫的人知道,他的偏执并无恶意,而是从言论上由内而外在传递他的价值观,从行为上对自己和周围人一致的严格要求。他擅长通过讽刺洞穿本质,让其他人因此而印象深刻。」

乔布斯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在最迷茫、无助的时刻给格鲁夫打了电话,就是否回归苹果征询他的意见。当乔布斯列举了回归的条条好处和坏处,说到一半时,格鲁夫突然打断了他,说,「乔布斯,我才不在乎苹果会怎么样?」乔布斯愣住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真正在乎苹果的,于是决定回归公司,让苹果涅槃重生。

实际上,格鲁夫除了强势、固执和小心翼翼外,他也十分幽默风趣。《商业周刊》总编斯蒂文•谢帕德说:格鲁夫爱自嘲,经常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他还喜欢和妻子一起跳热舞,尽管不熟练把脚扭了。 2000 年,当谢帕德随口向格鲁夫提及,应该向母校纽约市立学院捐一笔重金,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其中的工学院时,格鲁夫以一贯的生硬姿态摆了摆手,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什么破楼上面。但没过两年,格鲁夫还是悄悄给母校捐款了 2600 万美元,把谢帕德惊呆了。

晚年的时候,格鲁夫又被诊断出帕金森综合征,尽管自己已经像一头伤痕累累的老雄狮,眼眶里充满泪水,但他却强调:我现在仍然在人生之湖中游泳。格鲁夫还曾试图推动英特尔利用技术来对付帕金森综合征。

在他人生最后一次聚餐中,格鲁夫还对老朋友伯格尔曼说,「伙计,我知道你有听觉问题,因为刚刚我问了你三次问题,你才回答我。我知道你不想检查身体,但是你必须要检查,否则两年后你会后悔。」

2016 年 3 月 21 日,格鲁夫在美国去世,享年 79 岁。这位商业传奇人物,一代硅谷人心中的「灯塔」,静止了。

得知消息后,比尔·盖茨哀悼:我深感悲痛,我非常享受和格鲁夫一起合作的时光,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之一;苹果公司 CEO 库克则说:格鲁夫是科技界的巨人,他是美国精神最好的诠释;高通创始人艾文·雅各布表示:计算机、无线/智能设备都从格鲁夫的贡献中获益,我们应该向他深深致谢;英特尔董事长安迪·布莱恩特说:在企业战略和领导力方面,格鲁夫的思想仍然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在 PC 与互联网时代,他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英特尔的成功……

格鲁夫是硅谷精神的缔造者,美国式成功故事的缩影,乔布斯等无数企业家的偶像。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每个阶段都充满着传奇与不屈、进取与勤奋。格鲁夫不敬神灵、为人率直、喜爱争辩、笑口常开——往往发生在同一瞬间。即便时有瑕疵,格鲁夫也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次又一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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