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华商韬略，作者何凝，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为了创业，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苏州，来到这个柔中带刚的城市。
一
铛——
7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25家首批登陆科创板的企业集体鸣锣。
来自苏州的三家企业——华兴源创、天准科技、瀚川智能位列其中。
开盘首日，科创板就实现了惊人的集体造富：25家公司平均涨幅达140%，合计市值暴增3173亿元，124位企业主身家过亿。
截至当天收盘，华兴源创实控人陈文源、张茜夫妇持股市值达187亿元，成为“科创板首富”。
据中国证券网科创板信息披露平台，在149家已受理的科创板企业中，苏州企业有11家，总数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
领跑全国新一线城市科创申报量的是苏州，让人多少有些意外。
印象中的苏州，是个山温水软的城市。她像个小家碧玉，在江南烟雨中像雾又像风。
今天的苏州，保留了千年的柔美，又在历史的涤荡中多了坚韧和包容。
最为重要的是，她以自主的个性，活出了让热血创业者们愿意投身于此的样子。
二
约在公元前1120年，一位姬姓王子因在朝中受排挤，率领众人渡江南下。一路上艰险重重，王子在颠沛中离世，后来的首领在太湖之滨建立吴国。
吴人性格骁勇、有闯劲。打下江山后，他们以这片蛮荒之地为家，世代勤勉，繁衍生息。
几百年后，吴王阖闾建苏州城。他的儿子夫差在靠近太湖的灵岩山为越女西施修建了一座宫殿。两人常在太湖游玩，这里的翠山玉湖见证了西施的“沉鱼之美”。后来，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文人纷纷下江南，吴地由尚武转为尚文。
阖闾战死后葬在一座山，据传这山上常有虎，故名虎丘。今日苏州的虎丘区由此得名。
1991年，苏州新区成立，次年11月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几次区划调整，高新区与虎丘区政府现已联合办公，“虎丘区”成了苏州高新区的别名。
1994年，北京，苏州桥附近。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新生徐一华拖着行李来校报到。
2001年，在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后，计算机博士徐一华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四年后，他成为北理工首位微软奖学金获得者。
“我一个星期会花100多个小时去研究，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当时就是想去研究。”
那是中国IT男狂奔突进的时代，成就了马化腾、雷军等商业精英。
待在高薪稳定的微软，受众人羡慕的徐一华却越来越想加入创业的浪潮。
终于，2004年，徐一华下定决心从微软辞职，创立天准科技。
“中国一直沦为世界工厂，在精密测量领域没有自己的高端品牌，所以我创立了天准。我们自己研发，自己找投资，自己销售，在没有销售额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坚持。”
但是，不到五年时间，他的公司就到了卖房借钱都救不了的程度。
幸好这时，北上广不信的眼泪，苏州信了。
苏州高新区自成立以来，就将产、学、研结合落到实处。
不同于“捡到篮里就是菜”的野蛮填充，苏州高新区围绕产业链需求引进人才。
中科院苏州地理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周成虎认为，高新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引进一个大院大所，高新区都在努力培育一个相应的新兴产业”。
2009年，徐一华入选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项目，还拿到了一笔创业资金。
同年，天准科技接到第一笔订单，来自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由于产品打破了高精度测量领域的国外技术垄断，降低了成本，江苏本土的科研机构成为天准早期的大客户。在和院所、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天准也吸纳一些专家担当高管。天准的董事会成员，就有来自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王晓飞。
近年来，包括中科院光电所苏州研究院、南京大学苏州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苏州创新研究院、伯明翰-东南大学苏州联合研究院等在内的百家高校院所签约落户苏州高新区。
截至2018年12月，苏州高新区共引进孵化企业1300家，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297项，并计划在两年内实现硕士以上人才总数超过3万人。
敢想敢干，勤勉务实。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
2014年，徐一华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2016年，他获评“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我一直觉得我和苏州挺有缘分的。因为我在北京差不多待了十五六年吧，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街、苏州桥附近，一直在围绕苏州桥附近3公里的圈子里活动，后来就来到苏州，我觉得挺有意思。”
三
太湖古称震泽，由客水形成。湖水通过淞江、娄江和东江入海，便是《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所指。
淞江，又称吴淞江。吴淞江由西向东，穿过江南运河，汇入黄浦江。
吴淞江流至上海的部分叫苏州河。苏州河在苏州的部分，还是跟着祖上姓吴。
源源不断的外来水形成苏州的河道，也塑造了苏州的开放与包容。犹在近代战乱后，大量新居民涌入，让苏州“移民城市”特性凸显。
1985年，苏州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开放地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苏州被拉入现代国际经济循环。
80年代末起，全国各地陆续推进园区建设，其中不乏佳作，但推着推着，一些盲目规划、并无产业之实的“空城”相继出现，开发没搞好，人、财、物倒赔了不少。
而吴淞江边的苏州，从打算做园区开始，就放眼海外找出路。
1993年，首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苏州考察，也把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经验带到苏州。
裕廊工业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通过简化行政流程，放权自主管理，兼顾产业、环境、生活综合发展，成功由初加工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延伸，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使临港经济渐趋成熟。
1994年2月，中新政府签署《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苏州工业园区在吴淞江边开建。
以裕廊为蓝本，苏州工业园区在规划阶段就把功课做足，“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园区开建20年后，实景图竟和1994年的规划图极为相像。
1994年12月，三星电子落户园区，成为园区招商引资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园区以电子信息、机械装备为制造业支柱，形成了集成电路、光电、航空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链，近年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成为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不过，随着人力成本提高，园区面临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耐克、诺基亚、希捷等企业的工厂关闭。
有人去，就有人来。
2005年，人到中年的陈文源和妻子张茜一起，用100万人民币创立了华兴源创。当时他们可能并没有想到，14年后会在一日之内身家窜过百亿。
陈文源是技术员出身，妻子张茜曾在技术公司做行政工作。俩人携手创业后，陆续拉来一帮前同事，构成公司现在的核心团队。
华兴源创的产品主要应用于LCD与OLED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汽车电子等行业。他们从一家小厂房起步，逐渐成为服务于苹果、三星、LG、京东方等巨头的工业自动检测设备与整线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近三年的年毛利率均在45%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30%。
2019年6月，华兴源创成为首支获准的科创板股票。
同时，苏州工业园区还诞生了一家获准首批上市的公司——瀚川智能。
2007年12月，30岁的蔡昌蔚从广东番禺离职，来到园区创立苏州瀚川机电有限公司，后改名瀚川智能。
从第一台汽车连接器高速插针机推出起，蔡昌蔚用了12年时间，将一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变成在汽车电子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知名企业，“在汽车电子细分领域连接器和传感器方面已达到和国外一线同行竞标的水准”。全球前十大汽车零部件厂商中，有七家是他的客户。
2016年，瀚川智能走出国门，在德国成立子公司。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庆祝建国70周年的活动上，瀚川智能作为中资智能制造代表参会。
截至2018年，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吸引外资项目超4000个，实际利用外资300多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万亿美元，超过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园区立项，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家外资企业来园区发展。
用当地人的话说，“一个小区，住着17个国家的人”再正常不过了。
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在黄海鸣炮。在这场看上去和吴淞江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海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让苏州成为通商口岸。
1895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移用拟作甲午军费的54.76万两借银成立苏州商务局办苏经苏纶股份有限公司（即“苏纶纱厂”），它成为当时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纺织厂。
张之洞希望，中国能在经济上走向独立自主。他还曾打算在苏州划出一片区域，用官商合作的方式经营。如果当时这个想法能成型，苏州很有可能诞生中国最早的开发区。
虽然在封建制度下，“独立自主”只是笑谈，但苏州人自力更生的个性由来已久。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的苏州，常有需要建桥的时候。一般碰到这种情况，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向中央要钱，可在苏州，大家喜欢自筹自建。上到官商、下到平民，众人纷纷解囊。
清末苏州吴江的万知县就是一例。为了修建松陵镇三里桥到大浦桥的塘岸，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很受百姓爱戴。
这个万知县老来得女，名冬儿。冬儿20岁时嫁给淮安的周劭纲，生下一子名叫周恩来，他成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
1992年，苏州吴县县委组织集资修建太湖大桥。它由3座特大桥组成，全长4308米。这项浩大的工程共筹集资金1亿多元，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西山诸岛的交通。
1994年，太湖大桥通车，其收益由出资民众共享。
同年，苏州启动建设工业园区，选择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装进具有个性的“中国内容”。
1997年，园区成立全国首个基于个人账户存款的地方性公积金，2012年后逐步与全国社保接轨。参考美国社会学家C.A.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概念和新加坡实践，园区建成配备有超市、餐馆、银行、诊所等设施的邻里中心，服务居民日常生活。
2006年，园区成立全国首支市场化运作的母基金，投资了包括北极光、金沙江、松禾成长等人民币基金，多个项目实现IPO或者并购退出。近年来，硅谷PNP、百度创业中心、腾讯云基地等一批创新型孵化器，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一批国际尖端实验室在园区设立机构，园区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渠道打通。
2011年，苏州诚品书店在园区开工，这是台湾诚品书店在大陆的第一家分店。在以古典园林著称的苏州，诚品是其现代生活的人文景观。金鸡湖东畔，毗邻洲际酒店，诚品书店、诚品生活文创平台、诚品居所构成了苏州“城市生活综合体”的代表作之一。
借鉴“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的“花园城市”理念，园区还建立了一批生态“绿廊”，建成方洲、白塘等十多个大型生态公园，并盘活了居民小区的地下水系。
2019年4月12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25周年成果汇报会在苏州举行。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书写了苏州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的变革。
6月，苏州高新区宣布，拟设立30亿元的科创板产业基金，“借助自身的资金优势以及上交所的政策指导优势培育区内更多企业发展壮大，并支持科创板上市”。
同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园区联盟暨集成电路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苏州召开，呼吁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等九城（区），按照常态化要素对接机制、市场统一机制、政策协同机制共同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五
“美人抽绎沾唾香，一经一纬机杼张。咿咿轧轧谐宫商，花开锦簇成匹量。”
这是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述的苏州丝绸产业盛景。在苏州，连续数代人经营丝绸的情况比比皆是。
自明清时期起，苏州的丝绸业就领先全国，并于民国时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全国出口的丝绸产品主要来自苏州。
苏纶纱厂成立24年后，1919年，东吴丝织厂成立，它是当时制造宋锦的最大企业之一。
1981年，英国王室公开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用品，其中就有来自东吴丝织厂的塔夫绸布料。
20世纪90年代，苏州丝绸产业在现代城市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2004年，在走过百年历史后，苏纶纱厂停产。同年，东吴丝织厂迁往高新区，业绩仍不见起色，于2008年停产，后被鼎盛丝绸并购。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七八十年代的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它们都曾是苏州的明星产业，而它们的辉煌都停留在曾经。
有没落的，就有流传的。
1734年，“吴门医派”的集大成者雷大升（字允上）创立雷允上药业。
经过200多年的传承和更新，目前，已入驻苏州高新区的雷允上药业成为集现代制药业、连锁零售商业、中医馆系统化服务为一体的中医药大健康平台。
自20世纪80年代起，苏州的吸尘器产业“一哄而起”。
1986年，中国早期家用吸尘器的代表——春花牌吸尘器在苏州诞生，第二年销售量即猛增7倍，并连续数年居全国之首。
进入90年代，春花吸尘器产量下降，被莱克电气（1994年成立）、爱普电器（1994年成立）、泰怡凯电器（1998年成立）超越。三家后来者迅速成为国产吸尘器巨头。
1996年，莱克电气出口额突破2000万美元，真正成为全国最大的吸尘器厂。据苏州高新区新闻网，截至2018年，莱克吸尘器产销量已连续14年保持全球领先，全球每6台吸尘器中就有1台产自莱克。
本土工商业的波澜起伏让自省的苏州人意识到，核心技术更新缓慢、业内人才紧缺、品牌营销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可能葬送百年“江山”；相对的，如果想要复苏老牌产业或者创造新的增长点，就须紧跟时代、不断超越。
1984年，苏州殷乃德私利非金属电镀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苏州首家民营科技企业，也是全国第一个私人创立、自负盈亏的研究所。
1994年，恒力集团成立。经过25年发展，恒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超亮光丝和工业丝生产基地之一、全球最大的织造企业之一。
自苏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成立后，苏州随即实行以投资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在靠市场推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
得益于此，苏州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涌现出一批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超大型加工贸易企业。
六
2004年，苏州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以“三年翻番”为目标，全面推进实施民营经济腾飞计划。
至2007年底，苏州成为除北上广深外第五个私营企业数超过10万家的城市。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收减、技术壁垒增加，在本地金融业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企业遭遇关厂潮，苏州企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泛而不尖”的问题显露。
苏州人再次自省。
2010年，苏州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之一，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制度建设明显加快。
2012年，《苏州市丝绸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出台，传承、重振、创新成为关键词。引入ISO9001质量体系、探索纳米技术的应用、汇聚全国样本档案，苏州复苏丝绸业“组合拳”打响。
同年，苏州实现了城乡养老、医疗和低保三大社会保障项目的并轨，向“内涵式城镇化”转变。
2014年，苏州成为江苏省首个民营经济注册资本超1万亿元的地级市。
2017年，科技进步对苏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2.9%，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苏州科技综合实力连续8年位列全省第一，并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
2018年，苏州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科研管理释放创新活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全市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措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在2018年全国城市GDP排行中，苏州排名第7，位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之后，领跑江苏各市。
2019年5月，苏州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十百千万”行动计划工程启动。这项计划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培养四个层级的年轻民营企业家。
两个月后，三家来自苏州的企业登陆科创板。
它们的共性是从小作坊起步、已经实现外国设备的国产替代。但是，由于市场波动和对大客户的过于依赖等因素，这些企业本身也可能被替代。
对于这些涉“市”未深的创业者来说，鸣锣只是一时风头，不断自主创新才可能带来一世财富。
借科创板东风，华兴源创开始以股权激励大量招聘研发人员，天准科技竞逐工业机器人市场，瀚川智能拓展了新能源、医疗健康、机器视觉等业务……
制造、研发、营销、服务，企业在变；不守成、不复制、差异化、高新化，城市在变。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在这部纪录片里，苏州的影像约占20分钟。
40多年后的今天，片中那些疏于治理的河道、衣衫褴褛的挑夫、“备战备荒”的标语已成过去式，只有苏州的景色，随着时间推移愈发美丽。
苏州，骨子里仍是那个自在的女子，听得钟鸣，闻得花香，食得甘苦，挑得大梁。
铛，铛，铛……
姑苏城外的钟声依然在响，不知有多少来客正在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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