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收破烂儿」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三声，作者 刘丹。

北京是Zak离开英国后到达的第一个城市。

那是2007年1月，出租车从机场开往前门要一个多小时，路程是Zak从家到曼彻斯特机场的三倍。Zak看着窗外由荒芜的城郊变成高楼林立的市区、人挨着人的景点，弄不准自己是否要在这个城市定居。那年夏天，他学会跳过菜单上的中式英文，用中文在餐馆点牛肉面和几种盖饭，发现了鼓楼各种好玩的“地下”场所。

2019年的夏天已经过去，Zak还在北京，鼓楼给了他留下的理由。十多年里，他体验过这个城市的不同侧面：二环之内，窝在胡同里，“舒坦”的北京；四环开外，挤压在丽都高档小区里，生活以工作为圆心，“枯燥”的北京。

Zak在后一个生存场景中赚到了钱，但总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最终回到前者。他租下一间大杂院里的平房，和房东签了五年租约，终于有了一个符合自己生活要求的房子。他从小就喜欢逛跳蚤市场，现在家里收藏的老物件越来越多，有儿时的熟悉感。

离开英国时，他想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离开丽都后，他知道了这种生活的确切模样，“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精神的质量。”

回龙观在五环外，距离鼓楼30多公里，常住人口近30万，被称为“亚洲第一大社区”。蝴蝶公主是30万分之一，从小到大，她心中的北京也存在某种割裂感：“观里”，居民楼密密麻麻，少有大型商场；“观外”，三里屯对于蝴蝶公主而言远得像在另一个城市。

今年暑假，她抛下对“高档场所”的紧张感，第一次逛了三里屯，“居然有这么多好玩的店，北京真是一个大城市。”

作为一个从小“超级无敌虚荣的人”，蝴蝶公主的穿搭与三里屯脱节。她最近着迷于00年代的风格，常穿豹纹吊带、荧光色旗袍，水钻恨天高。受限于钱和阅历，这是她最具性价比的自我表达方式。

和痴迷老物件的Zak不同，蝴蝶公主的复古情怀不限于特定的东西、场所，而是一种野生的、富有本土特色的“过时”审美。她喜欢具有年龄感的声色场所，不随时间变化的欲望实体。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与城市发展步调错开，像Zak一样停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或者像蝴蝶公主一样与北京更为缓慢的角落保持同步。发展越快，城市在时间或者空间尺度上分裂出的“两面”冲突越强，怀旧或者回望就会成为一些人的本能需要。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01 | 无用主义

进入30岁后，杨函憬很难熬夜加班，对喝酒蹦迪也没什么兴趣。唯一让他深夜也有动力出门的是去逛鬼市。来北京后，他专门去过几次大柳树鬼市，12点出门，凌晨3点顶着月光回来，“表示自己还活着，我能够在夜市出现，证明我对这个城市文化感兴趣。”

旧物仓从厦门一路开到广州、深圳、珠海和北京等地，杨函憬现在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剩下的时间全国各地跑项目，被各种人问，“旧物仓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七年前，旧物仓是厦门东浦路上一间“破烂儿”仓库，里面装着破产负债的杨函憬和他用近十年时间收集的旧家具。曾经帮他采集旧物的师傅们回乡盖起了别墅，杨函憬在没有空调、晚间断电的厂房仓库里，招待打着手电筒来的债主和买家。

“卖破烂儿”成了他意料之外的收入来源。旧物仓由此起步，但转折点不在于商业模式，而是杨函憬又一次疯狂行为：2014年厦门修建地铁，许多老花砖要被拆除。杨函憬本能觉得，这对城市来说可能是不可逆的损失，于是开始成吨收购这种“水泥块”。再次面临破产，杨函憬发起一场“花砖众筹”，全国2000多人参与，一共筹到了190多万。

在杨函憬看来，这是一种“无用主义”的胜利。“旧物可能在物化的过程中是无用的，但在情绪、情感，美学心理上是有用的。”

Zak家里“没用”的老物件越来越多，他好像从北京的“游客”变成了北京的“居民”。

来北京只是因为偶然刷到一张单程打折机票。飞机落地前，他对北京的认知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某个“典型老外”朋友口中有武当山、能学功夫的地方；二是一些70年代的武侠电影，以及高中课堂上学过的中国近代史。

Zak先是在前门大栅栏住了两年，2012年左右搬到丽都，和一个朋友一起在家里办英语培训班，后来又拉了那时的女朋友入伙。小区很高档，家里什么都是新的，没有适合摆放老物件的地方，“我觉得我心里就没有营养，因为很少出来玩。”

在丽都的时候，他们的客户主要是家在顺义的富人家庭，钱好赚，事也多。一位合伙人想把生意继续做大，Zak和他理念不合，于是退出公司，一年后和女朋友分手，“我们将来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她要的是别人对她的尊重，我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几年后再相见，两人都有了不同的心境，从前的合伙人已经在顺义开起了有名的教育公司，Zak成了胡同酒吧里的小老板。

刚开酒吧那时候，Zak在门口收破烂的板车上淘过两个老闹钟，价格都在10块钱左右，如果他愿意，转手再卖个300元不成问题。但价格并不是老物件的绝对衡量尺度，比起“售卖”，或许“交换”才能实现老物件的价值最大化。

这两年Zak搬进了一个大杂院，毛坯房，他自己找工人来建了个独立洗手间。尽管还是租的房子，Zak觉得生活的临时感终于消失了，家里摆放的东西越来越多，收集老物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了。

他现在已经有了上百个老闹钟，一部分在家，有30多个摆在酒吧门口的置物架顶层。架子高，钟又摆得密，得站在沙发上才能够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的指针已经停转了，有几组是重复的款式，还有一个钟面上衬着文革招贴画，“我知道是假的，其实不是文革时期的，但是我喜欢”。

有一款闹钟上贴着金色的东方明珠塔浮雕，随着时间流逝，金属光泽被锈迹覆盖。Zak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去上海旅游的见闻，但他也承认这种设计有点土，“我自己不会摆在家里”。

这个老钟被放在架子的角落，有个客人一眼就发现了它。多年以前，他家的显眼位置曾摆着同款。那是单位发给父亲的奖品，又新又洋气，他至今都记得父亲把它摆在桌子上的样子。

02 | 胡同鬼市

9月，Zak连办了两次“胡同鬼市”。

如今Zak从交道口的十字路口往鼓楼走，一路上能看到20多家空置待租的店铺。因为前两年整顿“拆墙打洞”，Zak的酒吧从方家胡同搬到寿比胡同，后来又来到郎家胡同。现在酒吧两公里开外是南锣鼓巷，在Zak眼里，这块被规划出来的娱乐区和当年的方家胡同完全是两种氛围。

老物件越研究越上瘾，摸着这个线索，Zak发现鼓楼这一片儿的同好还是不少，于是就把“胡同鬼市”办起来了。“胡同鬼市”开在酒吧小院儿，十来个喜欢收集老物件的玩家，每个人分得一张旧木桌，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没有人抱着一定要卖出东西的心态来摆摊。“未来商店”的胡子和二昆在正对小院儿门口的地方摆了一桌老玩具。大部分玩具现在已经停产，乍看上去带着点灰败感。圈外人只能凭借童年记忆认出诸如“忍者神龟”“米老鼠”之类的形象，听到价钱后，本能反应可能是：这么贵？

这话一落地，买卖基本就吹了。胡子和二昆觉得，老玩具的价值不在“贵不贵”，而在“懂不懂”，“如果他对玩具有了解，或者能说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个买卖才有可能做成。”

胡子从小喜欢看漫画和动画片，上班后偶尔翻闲鱼或者是淘宝看到小时候熟悉的玩具，慢慢地就开始收藏和研究。童年记忆被老玩具激活，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时候的动画片，常常会收获和小时候不同的观看体验。

“比如说看到哥斯拉的玩具，就会再看一下《奥特曼》，然后就发现剧情跟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特别蠢特别逗。看《奥特曼》又会发现其他玩具，就这样循环下去。”

因为喜欢听爵士乐、看老电影，胡子认识了他的女朋友二昆，恋爱后二昆在胡子的影响下开始喜欢老玩具。最近他们把家搬到了通州，搬家的时候装老玩具的箱子收拾出了20多箱。

最近两人都辞职在家，想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生活要精打细算，他们还没舍得在新家安置玩具展柜。怀疑自己的选择，担心路走窄了的时候，两人就各拿一个老玩具，你一段我一段地编故事。回过神来，半天时间过去了，桌子上不知不觉摆满了玩具。

“这就是玩具的意义！”二昆说，“你可以通过玩具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精神世界都放到这里面来。”

一定程度上，对音乐、电影，玩具的爱好相互影响，“老玩具可能与电影有关，或者与动画有关，与以前的文化历史或者乐队有关，这些都可以让我在看到玩具的时候想起来，再去听一下乐队，看一下电影，把我带入一个新的东西。”

听说Zak要办复古市集，Ryan第一个报名。他俩是在一个黑胶唱片市集认识的，就像Zak所说，音乐和收藏的圈子交叉度很高。

根据Ryan的保守估计，他手上单是黑胶唱片就有上万张。量太大，家里到处都是，甚至厨房、阳台上都堆满了唱片。Ryan想过“断舍离”，也不排斥卖出去一部分唱片，但念头往往终结于四个字：有市无价。

他是在“打口时代”建立音乐体系的那批人，上世纪90年代，国外唱片业发行过剩，数以百万计的打口磁带和打口碟被当作塑料垃圾倾销到中国。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商机，另外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不同于港台流行乐的新世界。

在五道口和新街口的小店里，两者形成地下交易的默契。买家收到风声提早守在店门口，老板开门，把装着唱片的硬纸壳箱子往外一扔，就像扔一块肉。一帮人扑上去疯抢，手里抓着，屁股底下压着，凭瞬间的眼力抽出几张CD，谁也不确定今天能买到什么。

Ryan毕业的时候正赶上“非典”。在网络时代来临和监管收紧前，打口碟的生命周期被短暂地延长了一会儿。城市停摆，Ryan的实习搁置了，但他一点也不焦虑，每天早上坐着302路公交，像上班一样定时定点从团结湖出发到五道口，一圈子朋友吃吃喝喝、谈论音乐，一块买唱片。

很快一切恢复运转，Ryan实习、就业、辞职、做自由职业者，开酒吧，总能见到当年和他抢唱片的那批人，“反正都没有脱离大的音乐圈子”。

03 | 民间神仙

3月，蝴蝶公主办了一场联谊舞会，主题是庆祝她主办的交友杂志《缘来是你》创刊1周年暨停刊纪念。整场舞会成本10000块，花光了蝴蝶公主攒下的压岁钱。原本她想把场地定在年轻人常去的夜场，后来要么包场费用太高，要么是场地方不接受她的风格，最终她来到一家中老年舞厅。

与杨函憬带有理想色彩的“无用主义”相比，蝴蝶公主对“过时”的迷恋来自更加实用的需求，经济拮据和物质欲望构成了蝴蝶公主“又土又华丽”的两面。这个念大四的北京女孩穿着来自淘宝爆款和外贸店的打折衣服，大多色彩饱和、剪裁贴身，看起来像90年代离开小县城去南方打工，而后衣锦还乡的小姨。

联想无所不包、“按需造神”的奶奶庙，或许比较容易理解她“又土又华丽”的质感。易县县城北的“奶奶庙”依山而建，山顶香火最旺的庙原本挂着“救苦殿”的匾额，后来便于理解，直接换成“正殿”两个黑体大字。这里寺庙密集，神仙亲切，用塑料板搭个棚子，棚里放个纸壳箱，各种材质的神仙带着同样用黑体字书写的“名片”坐在箱子里，“厂家批发，就地开光”。

蝴蝶公主没去过奶奶庙，看过相关报道后就被吸引了，这成为她的审美来源。与奶奶庙相比，她觉得自己作为“蝴蝶公主”的各种尝试都不够真实和野生。

此前，学校布置过一个“无用装置”的课题，她根据民间各种人为致残的传说做了个“花瓶姑娘”，把一个假人头放在花瓶上，给她起名叫丽丽，以丽丽的形象在平台上直播。借由丽丽的眼睛，蝴蝶公主见到了更多奇怪的人，比如丽丽的朋友，一个文绉绉的男主播，每到深夜就变成聒噪的变装女郎；还有丽丽的仇人，一个听丽丽说她来自中国后，立刻破口大骂的男人，他警告丽丽，下回就说你是日本的，别给中国人丢脸。

听说快手上有很多“妖魔鬼怪”，她也想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捏着嗓子说话的家庭主妇，想让人们讨厌她、骂红她。但奇怪的是，总有人留言说觉得她像是从哪个年代穿越来的。骂她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夸她声音好听，人很温柔。

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或许能由“奶奶庙”给出一些答案。

在精英文化的解读中，奶奶庙是经济挂帅下的粗鄙审美。毕竟奶奶庙所在的河北易县曾经是离北京最近的贫困县，去年刚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探访奶奶庙的媒体也感到疑惑：奶奶庙香火旺盛，高峰期能吸引超过一百万人朝拜，不少人专门从北京赶来，跪在从旧椅子上拆下的跪拜垫上，面色虔诚——有时候，审美是根据经济和欲望定制而来的。

关于这些“民间神仙”，甚至于大部分老物件、网络“妖魔鬼怪”的多维解读空间，都来自某种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来的分裂感。

Ryan去年在四惠地铁站出口开了个酒吧，单是威士忌就有好几百种，日常还有演出和艺术展。四惠站是换乘站，北京地铁1号线和八通线在此交汇，连接着市中心和通州新城，上班族多，人流量大，他觉得这里有点东京街头的意思。

开店一年多，Ryan不得不承认：四惠地区没有喝酒属性。来店里喝酒人不多，“大家宁可打车去三里屯，也不愿意在家楼下酒吧喝一杯。”偶尔办活动，四九城里的人来到他的酒吧，他恍惚觉得自己好像在鼓楼。

而鼓楼，不仅有Zak迷恋的胡同，live house，各种酒吧，也有苍蝇馆子、修自行车铺子、理发店，各种因为低价房租聚集起来的外地人。整顿“拆墙打洞”，胡同门脸上的店面被封，有的邻居去看热闹。后来大杂院里头也被拆，胡同里的酒吧和小生意都少了。

胡同里的居民和店家也会有摩擦，酒鬼在街头吵架，邻居往酒吧院子里扔玻璃瓶。Zak他们的酒吧和邻居相处得很好，他喜欢观察胡同，还有来来走走的人，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但在一些城市规划者眼中，“那是很脏的东西，要把它抹掉。”

蝴蝶公主小时候会有种自卑情结，不敢进出咖啡馆和图书馆这种“高档”场所，后来她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假装高档，她就是喜欢“土”的，基于本土文化诞生的东西。

配合《缘来是你》“本土、艳俗、廉价以及诙谐，但很强调真诚”的风格，舞会当晚，蝴蝶公主穿着大红色的蛋糕裙，在绿衣白裙的伴舞簇拥下手拿绸扇跳舞，《butterfly》的旋律交织着台下的年轻男女和大爷大妈们的欢呼声。蝴蝶公主在舞厅认识的微信名叫“飘”的阿姨应邀前来，一直玩到了凌晨三点。

新和老都不是绝对概念。年轻人想要寻找的昨天，正是“飘”的年轻岁月，也是迪斯科音乐响起时，舞池中自由轻盈的舞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