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奢靡到大众:内地KTV三十年兴衰,出路何在?

深先生 2020-02-17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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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深响,作者鸿键。

核 心 要 点

  • 《时代》1999年评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人物”,卡拉OK的发明者井上大佑也在榜中。

  • 90年代,卡拉OK在内地遍地开花,由于市民过于热情,北京文化局甚至将歌厅的营业时间从0点放宽到凌晨三点。

  • “量贩式”KTV的出现让卡拉OK真正进入市民生活。2010年以前,龙头企业钱柜在北京朝外的门店月收入超过1000万。

  • 传统KTV行业目前市场规模超千亿,但面临着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新业态冲击等多重挑战。

1999年8月,《时代》周刊出了一本特刊——《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人物》。

在这份榜单中,政治人物有中国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印度的甘地,新加坡的李光耀,企业家有丰田英二,文化界有黑泽明、泰戈尔等。

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榜单里还有个知名度不高的人——井上大佑,大多数人不认识他,但很熟悉他的发明——卡拉OK。

1940年,井上大佑在日本大阪出生,长大后在酒吧当伴奏乐手。1971年,一位老顾客希望井上能到旅行地进行表演,但井上因故无法同行。于是他找了个折中方案,根据老顾客熟悉的音调和节拍录了一盘伴奏带。

伴奏带效果大获好评,“请帮我制作一首曲子”的要求接踵而至,这催生了井上发明卡拉OK的灵感。

在尝试中,井上制作了一台由扩音器和计时器组成的机器,并将之命名为“8 JUKE”,这台机器可以重放录制好的8音道的磁带,使用者可以在机器的伴奏下进行演唱,这便是卡拉OK一号机。

卡拉OK机摆上酒吧柜台后,井上请女服务员做“托”演唱,再请客人同唱,很快收到了效果,麦克风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一点半都没有停歇,酒吧的生意随之兴隆。

不少公司从卡拉OK机中嗅到商机,于是根据井上的创意推出了自己的机型,卡拉OK很快风靡日本,涉足卡拉OK的公司在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

有意思的是,井上本人没有申请专利,即使这能为他带来1.5亿美元的巨款。这位发明者心态颇为乐观,称自己不后悔损失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让他在80年代一夜暴富,他也可能因为过度涉足各种投资,在日本经济衰退后留下大笔债务。

卡拉OK的出现让腼腆的日本人放下包袱,像明星一样大展歌喉。在火热发展中,卡拉OK走出了日本,风靡亚洲。

卡拉OK对亚洲文化的影响有多深?《时代》周刊对井上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被改变的不只是夜晚,还有娱乐产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后,卡拉OK在重塑国人夜生活的同时,也发展起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卡拉OK在国内几经起落,形态一再迭代,如今,它再次来到一个危险档口,这一次,年过半百的卡拉OK还会有未来吗?

卡拉OK热潮席卷90年代

卡拉OK在亚洲其他国家风靡之际,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广州,正在寻找和外商合作的机会。

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尚有顾虑,负责外事工作的官员希望外商先尝试性地进入中国市场,而卡拉OK正是一个既不需要太多投入,又能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新鲜事物。

1988年1月,中国内地第一家卡拉OK厅在广州东方宾馆悄然开业,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是一个能容纳60人的开放大厅,圆形的小舞台上摆放着点唱设备。

当时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招待的多是外宾和有身份的人物,不过这一新鲜的娱乐形式很快就在广州和其他城市流行起来,进入更多人的生活。

1988年夏天,北京东郊出现京城第一家卡拉OK歌厅——“你歌卡拉OK厅”,已经消失40多年的营业性歌舞厅在北京重新出现,虽然引起了争论,但还是迅速遍地开花。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282家,到1995年,包括歌厅等在内的新型文化娱乐场所已达1400多家。

卡拉OK开得恰逢其时,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传遍大街小巷。小虎队无人不识,1988年的龙年春晚,歌手程琳演唱了一首《信天游》,带起了民间的动感节奏。在日渐丰富的娱乐生活里,人们渴望一展歌喉,渴望更多个人化的表达。

那时候卡拉OK厅火热到什么程度,饭店里有,酒楼宾馆里有;街面上有,胡同里有;有的地方甚至连粮店、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厅。

北京的夜晚由此改变,过去一到晚上七八点,商店关了门,人们吃饱看会电视就准备睡了,卡拉OK的出现点燃了人们夜生活的热情,晚上10点都还只是卡拉OK刚开始热闹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0点,后来逐渐放宽到凌晨两点,经过特批甚至可以开到凌晨三点。

一开始,卡拉OK的音源多是来自日本、新加坡等地,内地唱片公司在发现商机后纷纷加入卡拉OK光碟的制作中。卡拉OK热潮和内地音乐的发展相得益彰,《弯弯的月亮》、《一封家书》、《涛声依旧》等是当年卡拉OK歌厅里最受欢迎的曲目,歌曲中的乡愁也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见证,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减。

KTV取代歌厅,大众狂欢

1995年,卡拉不那么OK了。

经过几年积累,卡拉OK厅的设备和服务逐步完备,投资者见有利可图,纷纷掷巨款对歌厅进行升级。最早的大厅式卡拉OK变成各种豪华包间,配上了当时少有的空调和大电视,加上各种洋烟洋酒,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由于当时豪华包间有最低消费标准,客人一晚消费几百上千是常事,卡拉OK厅逐渐成为只属于有钱人的高消费场所。

卡拉OK越来越贵的同时,酒吧、体育健身等丰富的娱乐活动正在兴起,普通人纷纷用脚投票,而卡拉OK厅违规收费、有偿陪待等情况引来了监管的注意,常客也去得少了,一度成为人们夜生活主要去处的卡拉OK厅日渐冷清。

1995年4月,北京日报在《歌舞厅应面向大众》一文中写道,豪华的歌舞厅上座率普遍不足4成,一些歌厅已悄然关门。到了2000年,北京关张的歌厅已达七成,即使是两家过去在王府井颇为红火的卡拉OK厅,也没逃脱关门的命运。

从群众中来的卡拉OK要想重振旗鼓,还是得回到群众中去。就在传统豪华型卡拉OK厅没落的同时,变化也悄然到来。

2000年,麦乐迪KTV在北京落地,带来了日本的量贩式卡拉OK。日语中的“量贩”有“大量批发”、“自助”等含义,引申出来的“量贩式”指的是透明、消费者自助和平价的经营方式。

麦乐迪的经营模式很好体现了量贩式的特点,比如明令禁止不能给小费、欢迎客人自带食品等。最吸引人的还是面积大、性价比高,一个可供四五个人用的小包间,麦乐迪的时价是白天每小时39元,晚上每小时100元。对于家庭、朋友聚会来说,KTV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要谈量贩式KTV的发展,不可不提的品牌是来自台北的钱柜。

钱柜KTV是KTV行业的领头羊,1995年1月,钱柜在大陆的第一家KTV落户上海静安,当时人们对卡拉OK的认识还停留在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夜总会上,钱柜的到来打破这一格局。2年后,钱柜在上海卢湾开了第三家店,而这会的钱柜已经火遍了整个上海。

2001年,钱柜进军北京,第一家北京门店在朝外开业。凭借富丽堂皇的装修、实惠丰富的自助餐,钱柜KTV令麦乐迪一下子相形见绌,京城明星和年轻人无不被深深吸引。之后几年,钱柜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的新店陆续开张,那会的钱柜不仅是一个KTV的名字,还是时尚和品位的象征。

钱柜的火爆程度从北京朝外店的经营情况可见一斑。据店员回忆,朝外店自开张后一直火爆,最火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当时包间需要提前两天预订,即使是工作日也会每晚客满,月收入能超过1000万。

鼎盛时期,钱柜还有自己的厂房,专门供应喇叭、音响等设备;开办了钱柜培训学校;拥有一家时尚杂志,风头无两。

不过,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钱柜开始像传统卡拉OK厅一样走向没落,量贩式KTV也迎来了挑战。

欢歌笑语中,变化悄然而至。

几度兴衰,出路何在

2015年1月,火了十几年的钱柜朝外店关门了。

这是钱柜2年来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门店,在陆续关闭首体店、雍和宫店和朝外店后,曾经的KTV行业龙头只剩下在惠新东桥附近的最后一家门店。

不只是北京,钱柜在其他城市的经营同样惨淡。2015年,钱柜KTV在大陆市场上的业务量大幅缩减,门店从原先的17家骤减到3家,其中2家在上海,而这两家店也在转卖,除了唯一盈利的徐汇店能卖个好点的价钱,剩下的八佰伴店的转让条件是帮钱柜还清欠款即可。

钱柜的衰落有其自身的问题,2008年,钱柜陷入管理层动荡中,原董事长刘英坚持“先把KTV都做起来”,再考虑盈利问题,其发展思路招来股东的不满。同年9月,董事会将刘英赶下台,钱柜易主练台生。

不同于刘英“迅速扩张”的思路,新老板更看重成本控制,就任后先是砍掉自助餐,之后又缩减开支、停止门店扩张,大批员工因此离职,服务质量随之降低,钱柜收入也每况愈下。恶性循环中,钱柜变得徒有高价格而没有好服务,没落在所难免。

不过,这些年衰落的不止钱柜,整个传统KTV行业都在走下坡路。

KTV火热的时候,地产行业也在高歌猛进,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城市,商铺租金都水涨船高,而量贩式KTV吸引顾客的关键正是面积大,单个门店就有3000、4000平的规模,租金压力越来越大。

和地产一样瞩目的,还有互联网行业。

2016年,在中关村南大街上开了十多年,承载了周边数所大学上万学生回忆的麦乐迪KTV撤店,取代它的是一家口腔健康科技创新空间,这源自2015年开始的中关村业态调整。彼时,相比去线下K歌,全民创业才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几年前,团购APP之间靠低价来争夺市场的O2O大战历历在目,低价战让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利润被削薄。除了团购,移动互联网浪潮还带来了更多样的娱乐方式。互联网公司都在聚焦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人,Z世代们的娱乐方式丰富多彩,相比去线下唱歌,许多人更愿意在手机上刷视频、打游戏消磨时间。

即便是唱歌这个大本营,也遭遇着来自互联网的冲击。在线K歌APP、迷你KTV都在分流着本属于线下KTV的消费者。凭借海量曲库、灵活趣味的产品功能、加上互联网独有的社交属性,唱吧、全民K歌等在线K歌APP成为新的潮流选择。2016年开始在商场、超市、电玩城、步行街等人流密集区域大量出现的迷你KTV,让人们在逛街休息,或是等位就餐时,都能进入箱子样的迷你KTV里高歌一曲。

传统KTV也曾试图转型,比如钱柜就曾推出“钱柜KTV”APP,但与装备齐整的互联网军团相比,钱柜们的努力没有溅起一点水花。

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们越来越宅,KTV开始上山下乡,用时下的流行词汇,就是下沉。在广袤的下沉市场,KTV成了中老年群体最爱的社交场所,这门生意在许多地方仍旧红火,只是曾经是潮流象征的KTV,如今颇有几分“夕阳产业”的落寞。

面对现实,传统KTV也在努力,试图在体验上提供更多可能性:比如设计创意主题包间、加入电影点播设备让KTV变成私人影院、增加桌球和桌游等娱乐项目等。这些努力颇有成效,这两年传统KTV市场规模企稳回升,颓势有所逆转,但传统KTV的行业模式风险仍存。今年疫情的出现,让问题更加暴露。

几天前,与诸多明星有关联的北京“K歌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向员工发布的内部信广为流传。内部信称,因疫情时期持续闭店,北京“K歌之王”承受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将与全体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魅KTV投资人、桔子水晶酒店原创始人吴海最近的文章《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也引起热议,文章显示,去年12月,魅KTV总部和10家直营店成本总计551.54万元,人力成本占62%,租金成本占33%。账上还有1200万,不营业没收入的情况下只能撑2个月。

然而,刨除疫情,情况仍旧不容乐观,“K歌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在内部信中这样提到:“K歌之王”2019年度的效益与前几年相比,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很显然,即便没有疫情,KTV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

重线下、成本高、同质化是KTV行业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同时,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在推陈出新抓住年轻人的心上,KTV似乎优势不大。但仍有人选择坚守,比如吴海坚持认为KTV仍是一门好生意,发明了线上K歌模式的唱吧创始人陈华也通过线下的麦颂KTV踏踏实实挣到了钱。

事实上,线下KTV依旧是个大市场。

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8年整体K歌娱乐市场总规模达12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KTV业态规模高达1280.2亿元。体量庞大的KTV市场有其不可替代的线下特性,但在底层技术不断更新、新的娱乐设备和方式接踵而至的当下,危机仍旧四面潜伏。

KTV能重振旗鼓吗?回顾过往,答案不难找到:进入中国有三十余年,卡拉OK几度起落,又凭自身业态调整东山再起,说到底,衰落的从来只是跟不上变化的业态,歌唱和娱乐的需求从未淡去。

参考资料:

《四十年四十个第一:第一家卡拉OK厅》,CCTV

《卡拉OK的几度兴衰》,北京日报

《钱柜大陆余音:上海最后两家门店寻买家,暂留下北京一家店》,澎湃新闻

《最老牌的钱柜朝外店也关门了,KTV你还好吗》,第一财经

《北京钱柜KTV朝外店明起停业 月收入曾超千万》,新京报

《2017年中国迷你KTV行业白皮书》,艾媒咨询

《2019年K歌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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