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疫往事:毒王、坑货、殉职者,和那场不顾一切赢来的胜利

宅总有理 2020-02-23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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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作者宅少,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最要紧的是,

我们首先应该善良,

其次是要诚实,

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逝于1881年2月9日」

出自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

01.毒王

2003年除夕,广州沉浸在新年气氛中。春晚开始时,邓练贤对妻子说:“10多年都没陪你好好过春节,今天我陪你出去走走。”

正要出门逛花市,电话就响了。

当晚,邓医生赶到医院,抢救了一个病重男孩、一位被感染的护士,直至凌晨3点。别人欢度春节,他和医护组忙得满头大汗。

更可怕的事,发生在第二天。

次日,周姓海鲜批发商被送到三院。进手术室时,人已烧到神智不清,浑身发烫,不住地咳血,不得不上呼吸机。就在麻醉师上手插管时,周老板肺泡内的大量分泌物喷溅而出,直冲天花板。在场者都被溅上大量血泡。

邓练贤顿觉大事不妙,招呼大家快戴口罩、穿防护衣,切记消毒。16人换好防护,历经6个多小时,终于将周的病情稳住。

谁也没料到这背后的代价是何等惨重。

数天后,16人全部感染。

原来周老板,是一个“毒王”。

1月29日,他开始出现发病症状。由于生意忙,生扛了两天。病情恶化后,去中山二院治疗,很快又被医院司机转至三院。

就在转院和抢救这条路上,周老板表现出来的“毒性”,远超传染病专家们的想象。送他转院的司机,迅速患病,高热不退。二院里接触过他的30名护士,相继倒下。待送至三院,以邓为首的抢救组无一幸免。

至此,专家可以判定:

周老板身上的“毒性”,比之前佛山、河源出现的类似患者有数倍之厉。

凡接触他的人,没有不感染的。

处在新年气氛中的广东市民并不知道:

第一个“超级传播者”,就这么出现了。

02.怪病

在周老板之前,已有非典病例。

在深圳,35岁的野味厨师黄某初出现染病症状。由于担心深圳费用过高,黄跨越了300公里的行程,回乡治疗。到镇上卫生所时,黄某初已高烧40摄氏度。

医生确认发炎后,就当重感冒治了。

结果12月15日,黄开始咳血,家人赶忙将其送到河源医院。救治无果。又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在呼吸科主任黄文杰的抢救下,总算转危为安。就在此时,河源医院传来消息:

接触过黄的8位医护,相继感染。

可黄医生和护士们抢救时,都没做防护。

黄文杰不安地等待着“宣判结果”。而此时,河源又出现一个郭姓病例。救治无果,迅速转至广州医院学第一附属医院。

该院呼吸研究所所长,正是钟南山。

郭先生躺在ICU里时,河源接触过他的5名护士均被严重感染。医院赶忙召开紧急会议。

2003年1月2日,河源将“黄、郭”的情况上报。次日,省卫生厅派6位专家赶往河源。此时,“怪病”消息不胫而走,城中百姓万分紧张。胡乱听些消息,就冲到医院买特效药。听说专家组抵达河源,情况愈演愈烈,罗红霉素、板蓝根、白醋被抢购一空。

一番调研后,专家组需要写一份调查,上报卫生厅。一名专家认为,河源这么多医护感染,情况不是很乐观,应该视为“感染爆发”。

但为避免更大的恐慌,报告中的陈述意见,最终被影响为“有一定传染性”。随后,当地报纸告诉大家不要紧张:

“此为非典型肺炎,尚未形成疫情。”

当时,黄某初的病情正一天天好转。

参与抢救的黄文杰等医护人员,无一病发。

这让所有人都觉得,传染只是个别现象。

即便黄文杰这样的医师也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但一切都被“超级传播者”的出现改变了。

03.蔓延

周老板这个毒王,有多可怕?

据统计,被他传染的病例前后多达130余人。2月,周老板在二院接受治疗,可谓“横扫千军”,重创整个呼吸科及ICU。

二院撑不住了,又转到三院。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倒下,还是搞不定他。2月底,送他转院的司机不幸去世,捐献遗体以供研究。

更不妙的是,邓练贤也倒下了。

4月21日,邓练贤停止呼吸,光荣殉职。

而那个时候,远在北京,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战疫”正式全面打响,将会有更多医护人员,冒着被传染、被夺去生命的风险,行走在重症患者的病床前…

此为后话,暂且不表,先说回广州。

由于周“毒性”太强,又被送到第八人民医院。最终,在医院专家和护士们片刻不歇的救治中,周老板身上的毒素,总算被解决了。

但很不幸,自周入院以来,民间还有更多严重病例蹿了出来。紧急抢救周老板时,2月9日的广州,已有100多例患者。国家卫生部迅速派专家到广州协助调查。

此时,由于“毒王”出现,一个接一个医护人员倒下。“怪病”袭城一事,已从民间传播开来。单在2月10日一天,广东省的短信突破4000万条,关于“传染病”的短信几乎占了一半。

对“非典”知之甚少,民间各种猜测都被端了出来。本来专家认定是飞沫传染,有人给传成了“看到就传,沾上就死”、“早上发病,晚上嗝屁”。不久,广州迎来药品抢购风潮。

这期间,有人故意夸大病情,借机发“国难财”。甚至有人把一瓶白醋的价格炒到1000元。相关举报电话,瞬间被打爆。

此前,省卫生厅只针对各单位下发防治文件,并未向公众开放信息。眼看民间恐慌,省部当机立断,要求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各大媒体到会。通报会上,卫生厅公开了从去年12月开始的各种病例情况。

对于“染上必死”言论,钟南山表态:

“没那么可怕。它可防、可治!”

这一及时反应,为广东战胜SARS打下基础。

但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系统出现误判。

2月21日,一名刘姓感染医生进入香港。

这为日后“北京毒王”现身,埋下了祸根。

04.轻慢

刘医生入港,是因为重视不够。

钟南山讲完话后,恐慌解除了。但由于对非典认识不足,警惕也放松了。不久,中、巴足球队友谊赛进行,现场超5万人聚集。

随后,洪院士的话,又让放松警惕更进一层。

经过研究,国家CDC的洪院士宣布“非典”致病凶手是“衣原体”。被重要媒体报道后,大家觉得:既然是衣原体,就很容易治好。

那一天,广州罗大佑的演唱会如期举行。罗大佑说:“今年能在羊年开演唱会,来之不易,大家能来,说明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看了报道的钟南山,却忧心忡忡。

2月18日,钟南山参与医学专家组会议讨论,给出重要意见:“这个病,绝不会是衣原体那么简单。”为慎重起见,广州CDC连夜做样本检测,发现个别患者确实有衣原体存在,但是大量样本,并不支持“衣原体”一说。

次日,南方三家报纸顶风将此结论爆出,表示广东专家组对“衣原体致病”高度怀疑。可惜,这一发声并未引起普遍警惕。

“衣原体”之说,一直是主流意见。

言多必四,具体问题,就不详细展开了。

咱们先来看看病毒是如何进入北京的。

2月21日,由于缺乏警惕心,刘医生入住香港京华酒店。入港前,刘就已经发热咳嗽。经自己诊断,没有出现白肺,认为是一般流感。结果22日,病情突然恶化,入院呈白肺。6名医护人员感染。不久,与其接触的6名游客离港后,分别在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发病。香港成为了继广东后的第二个疫区。

而刘又是从哪儿感染的呢?

没错,中山二院,“毒王”周老板。

三月底,香港病例高达100多人,被刘传染的一位美籍华裔,辗转到了越南,进入越法医院就诊。就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他叫乌尔巴尼。

乌尔巴尼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小渴望为人类谋福利,22岁去非洲工作,忍受恶劣条件帮助当地居民。41岁时,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最终落脚越南,救死扶伤。

美籍华裔进入越法医院后,施救无望,赶紧找来乌尔巴尼。乌一边救治一边寻找相关信息,最终认定这绝非普通肺炎,而是一种“非常凶险、严重的传染性疾病”,遂将其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3月5日,他火速将此信息上报给世卫组织。

这时,全球各地出现相关病例和死者。

WHO随即向全世界发布警告。

由于乌尔巴尼的报告,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SARS的人。上报后,乌尔巴尼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在一线奔走,呼吁疫情。因为他的吹哨,越南疫情迅速就被控制住。

可他自己却不幸病倒,因疗治无望去世。

为纪念他,WHO将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即他提出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定为这种传染病的官方命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ARS。

而就在乌尔巴尼上报越南病情的前四天,2003年3月1日,一位姓徐女士,从山西的医院悄然转到了北京。

此前徐女士出差的地点,正是广东。

3月北京,春寒料峭,阳光明媚。

人们对徐女士的到来,浑然不觉。

05.土亢

3月1日,徐女士被家人送入北京301医院。

没两天,其父母也相继确诊,被送入医院隔离。此前2月,她曾去广东出差。临行前,其母还特意询问广东的媒体朋友,对方说:

“没事,很多都是谣言。”

2月18日,也就是广东省卫生厅向公众通报了疫情的第七天,徐女士落地广州。

上车后,出租司机一脸轻松地告诉她:

“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都不害怕的,你看,什么事也没有。”

五天后,她返回山西,高烧不退。因害怕得了非典,前去就诊。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重感冒”。没想到几天后,病情恶化。徐女士住入“特护病房”,被防护隔离。

3月,病情持续恶化,紧急入京。

此后,她们一家人被隔离治疗。由于其父情况危急,院方请传染病专家姜素椿来救治。姜老带领一个医疗组,还是没能留住徐父。

抢救失败,姜老知道大事不妙。

要求所有医护全身消毒,更换防护!

可是为时已晚。不到一天,插管的麻醉师病倒。8天后,姜素椿感染。医院里被感染的医护,多达13人。好在身为传染病专家,姜老久经战场,遭遇过几次状况,都化险为夷。意识到感染后,姜老并没有慌,那天下午,他平静地给院长打电话:

“我被感染了。”

院长心里咯噔一下,要派司机送他去隔离区。

姜老说没必要,不要引起更多感染。

当晚,老伴儿要送姜老。姜老同样阻止。

就这样,老人家独自一人,走进了隔离区。

而在姜素椿跟病毒抗争时,北京还有一位从香港探亲回来的老人,日后被称为“北京毒王”,以及一位不知如何被感染的出租车司机,将病毒散播到了首都各处。

老人出现症状后,被转至东直门医院,造成大面积感染。抢救老人时,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11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

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不幸殉职。他是北京首位牺牲的医务人员,年仅34岁。

至于那位司机,不知拉了多少乘客。

可春天里的北京,对此毫无察觉。

接下来的事,则是这么个事:

WHO向全球发出警告,呼吁大家联手找出病原体后,很快,“冠状病毒”就被定为了病原体。病毒来势汹汹,3月20日前后,世界各国开始强控,各个疫区被初步确定。

3月25日,广东疫区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因感染SARS逝世,成为非典时期第一名殉职的医务人员,引起极大震动。

3月27日,北京被列为疫区。

但仅仅5天后,又被解除。

为什么这么快又被解除?好,聊到这里,这事儿咱不能说太细。再细的话,后面的战疫,就不能往下讲了。我只能说,队伍里,有坑货。米缸里撒了把绿豆,坑货表示,那不叫一把绿豆,那就是几颗芝麻。

4月初,经过一个月奋战,广东疫情已得到良好控制。天河体育中心,领导班子带领两万名群众开始春季健身长跑。经调研,歪果仁对广东抗疫经验提出高度赞许,觉得大家只要学习广东,问题就不大。原话是:

“广东医生做了非常杰出的工作,他们有效阻止了病毒的传播。”

包括世卫组织专家、德国病毒学专家普赖泽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广东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其它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范例。”

既然广东没事,或许,就都没事了?

于是歪果仁屁颠儿屁颠儿地走了。

事就是这么个事。

结果不久,国际劳工组织官员在京患病死亡。随后,一个不能说名字的人,给不能说名字的地方写信。谁要是好奇,请默念言多必四。

事就是这么个事。

于是4月12日,北京又被列入疫区。

4月20日,疫情信息透明,迎来重大转折。

至于如何转折,请再次默念言多必四。

事就是这么个事。

随后,“非典”卫京之战,全面打响。

在讲述大决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北京的严峻情况。

06.生死搏斗

艾略特写诗,四月是个残酷的季节。

对那年4月初的北京而言,何止是残酷。为挽救一个又一个病人,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们每天都在生死之间,走钢索。

最早正面迎击的,是北京地坛医院。

3月25日,地坛医院接到指令,集中收治非典病人。次日,两名患者被送至医院。一名护士在抢救时口罩不慎脱落染病。不久,医院再次接到通知,开辟第二病区。

当晚,21名重症患者进入。

由于医护人员屡遭重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被定为受感染医护人员的特定治疗处。院方紧急开辟34个床位,结果不到两天,感染者超出50人。无奈之下,大家临时搭建隔离区。随后几天,地坛医院将400多名其他传染病人转走,集中收治非典患者。

医护感染,床位不够,火烧眉毛。

院长见状,态度坚决地说:“如果非典患者被放走,在别的病区引起交叉感染,会更麻烦,就是拼了命,我们也得收!”

护士医生,咬牙硬顶。

而最为惨烈的,是4月5日收治了一名秦姓患者的人民医院。查血、拍摄胸片后,秦的情况十分不好。医生警惕地问,有没有去过广东。该患者说没有。由于不停发热,又不能仓促断定是非典,就先将其转入监护病房。结果经疾控人员调查,秦女士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因怕医院不收非典患者,刻意隐瞒了病情。

整座医院,赶紧内部隔离。

然而为时已晚。

病人刻意隐瞒,导致15名急诊护士感染。与秦接触的患者,又导致另外11名护士感染。尽管如此,为及时收治,无数医生、护士,仍冒着风险穿梭在消毒的长廊里。

4月下旬,院内战斗力锐减,人民医院实在无力接诊。上面派人来实施封院时,前后已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医院紧张起来,学校也提高警惕。

4月12日,中央财经大学收到医院报告,说该校曹教授疑似“非典”,学校立马全面排查。原来4月5日,曹曾去人民医院看病,回来高烧不止。4月8日送到急诊科,十个小时后去世。直到去世,还被视为肺炎。

很快,曹家中6人接连出现感染症状。其儿子工作单位,也有病例出现。他们的居住楼层,出现发热患者。日后经过排查,到4月28日为止,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

得到院方通报后,财大果断出击,停止一切聚集活动。消息一出,一夜间,全校跑得只剩下400个学生。几天后,一墙之隔的北方交大也出现群发患者。前后出现发热症状31人,送出医院治疗13人,重点监测85人。

若学校成为传染聚发地,后果不堪设想!

4月19日,教工委火速起草停课报告。

要求不上课、不流动,严防死守。

同时,财大、交大两幢学生楼被隔离,学生们开始14天的“战疫”生活。

4月20日,很多人都被告之要看新闻。

有大事要宣布。

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疫情开始一天一报。“五一”长假被取消。王市长临危受命,各层级单位进入“抗疫”备战状态。

在强烈呼吁下,人们终于紧张起来。

抗击非典之战,全民All in。

07.北京战疫·上

由前文可见,非典战役的号角吹响之际,整个北京的局势是何等危急。

首先,前往医院的病人络绎不绝,情绪急躁。医院一再添加床位,还是无法及时收治,导致很多病人对护士恶语相向,甚至吐口水。

其次,即便做了层层防护,很多护士还是不慎感染。整个收治过程中,女护士接连倒下,占到被感染总数的六成,损伤惨重。

再者,由于前期很多不确定病源在社会上流窜,加大了疾病来源追踪的难度。当初从财大逃离的学生、从各工地返乡的民工、以及之前离开医院的临时工,都成了潜在的传染源,必须一个个隔离、诊察。

很快,北京确诊病例多达988例,疑似患者1093例。每天新增,200例以上。

这座拥有1300万居民的城市,迎来了建国历史上最大的防控考验。一旦疫情控制不住,这座汇集了天南地北务工者、人流量巨大的城市,将危及更多的省市,乃至全国。

4月23日,北京依法对重点疫情场所采取隔离。医院、工地、学生宿舍、居民楼、非典病区,一张又一张防护网迅速铺开。

为全面把控疫情,次日,全国非典防治指挥部在京成立。韩德民、梁万年临危受命,一上来就借调医学专家。专家组几乎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医疗人员,并设立会诊、甄别、转院、临床研究各个医疗组。

以当时国外数据预测,北京疫情,一时半会儿根本下不来。而以梁万年等人的研究,给出结论是:高峰期预计两周。只要防治、隔离到位,就能度过“高峰”,迎来“拐点”。但若稍有松懈,后果不堪设想。

一句话,北京失守,全国危矣。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从这天起,铁道部通知旅客可全额退款。防治非典药物,24小时内必达目的地。全国严控人员流动,严查来自北京的返乡者。

随后,胸科医院接到指令,扩建床位。北大医院1800名医护主动请缨,要去一线抗疫。扩建好床位后,700名医护率先到达战场。

穿白大褂的人,此刻都成了战士。

战役打响第一天,前线医疗资源告急。口罩、呼吸机、防护服,根本不够。由于SRAS毒性极强,医护人员必穿三套。短短四天,防护服需求陡增至100万套。即便集全国之力,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么多物资。

为缓解危情,政府开了1个亿周转资金给负责部门,开始全球采购。为了找到足够的医疗物资,采购部门的电话,随时处于爆炸状态。

设备是大问题,床位更是大问题。

北京二级以上医院共175家,八成都不具备收治条件。眼看专治病房告急,4月22日,小汤山建院方案被提出,被要求扩建1000个床位。在很多人看来,短短几天建一座现代化传染病医院,还要1000个病床,简直天方夜谭。但疫情之危,已容不得再找别的办法。

决策当晚,设计任务被交到建筑学家黄锡璆手中。设计组23日凌晨拿出具体方案。

这时,北京市建委已将六大建筑集团施工队派往小汤山。23日早晨,500名先遣人员到达现场平地。次日拂晓,4000名工人和500台设备抵达时,前一天的麦地早已变成平川。

随后,施工队增援至7000人。

7000人昼夜赶工,累了就睡在地上。

为避免二次污染,400多吨建筑垃圾,用掉了2万多个垃圾袋。4月28日,一场大雨袭来,所有的工人冒雨施工。

没有他们的奋战,床位之急,根本无法解决。

好在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赶上了。

5月1日,小汤山医院竣工。

而早在4月27日,征兵电报飞往各大军区,上面只有一个条件:精兵强将。

当晚,1300多人组成的军队医疗大队火速集结。大家经过三天防感染训练,立马投入战斗。各种医疗设备,十万火急地开向小汤山。4月30日,相关人员对600多套设备突击验收检测,半天结束任务。

施工人员撤离当晚,156名患者入住。

一千多名医护,早已在此备战等待。

七天,一分一秒,都没有耽误。

被紧急任命的院长张雁灵说:

“我们要么带着耻辱离开,要么大规模感染死在这里,要么有效地救治!”

与此同时,北京全城防控,也进入最高级别。

08.北京战疫·下

4月22日,北京和当初的河源、广东一样,出现了一阵抢购风潮。

由于突然宣布疫情,市民人心惶惶,得知接下来无法出门购物的人,到处抢购米醋油盐。各大商场的卫生纸、方便面,被哄抢一空。

随后,“北京封城”和“飞机撒药”的流言传来。

很多人的心情,就像记者柴静说的那样:

“就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有些人啥也没买到,东西就没了。

见此情形,全国各地紧急运来1500吨大米、500吨面粉、890吨食油、4350吨食盐、20万箱方便面投放到北京各商场。由于物资及时供应,短短半天,抢购风潮平息。新闻反复告诉大家,不要紧张,物资充足!

这时期,北京许多商场明知没有顾客,还在坚持营业。数百商家发出抗非典联合宣言,140万商贸职工和50多万交通职工像平日一样上班,保证生活物资顺利运转。

为控制病毒蔓延,还要严防人员流动。

4月下旬,许多外地民工要求离京,钱不要了,回家保命要紧。可一旦这些外来务工者离开疫区,不定会给别的城市带去多少危险。

早在4月15日,一名患者离开北京,隐瞒接触史,在天津导致其主治医师患病死亡。随后,唐山、张家口、石家庄、邯郸,相继出现病例。内蒙古、山西、甘肃等地出现确诊患者,无一不是来自北京的“输入病例”。

这都为人员流动敲响了警钟。

若不严加防范,很可能出现第二疫区。

面对这一情况,北京严禁在通风不良环境下居住,拉线排查非法群租。一支2500人的流行病学调查队成立。全市对学校、市场、机关、铁路、民航、出租车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场所全面消毒。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单位,都要做到严查、严防、严控。一旦发现疑似患者,就地诊断、隔离。

流调组的人,毕竟有限。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在整个排查、防控过程中,市民和社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每一个普通人,戴好口罩,搞好通风,不聚集,勤洗手,是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最大的支持。

那时,小汤山前线的护士,随时承受着感染风险。由于SARS攻击性极强,穿了三到五层防护服,戴两层口罩加护目镜,依旧有人倒下。5月初的北京,气温30摄氏度以上,护士们穿得密不透风,又不敢轻易脱换。

经常有人胸闷气短,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当护士,不但要救治,还要对病人实施心理疏导,消除他们的恐惧。不管自己内心多么恐惧、崩溃,面对病人,必须从容、耐心。

为了准确诊断病人,北京协和医院组建“非典筛查诊断专家组”。一个病人,3个专家会诊。光确诊这一件事,要找遍所有依据,压力之大,难以想象。这期间,曾有主治医生不堪重负,半夜嚎啕大哭。

每每排查完病人,护士们心力交瘁。有家不能回,委屈不能说,实在压力大得不行,就往顶楼跑,去看看空旷的北京。

有一位护士开玩笑说:

“把我的恐高症都治好了。”

眼看北京危急,四面八方伸出援手。上海运来两万箱药皂、100万个口罩;河北紧急供应生活物资;美国华人送来各种消毒、防护物资;香港被借调8万件防护服;青岛市民排起长队,一天高达600人次,创血站历史之最…

全国各地,个人、单位、企业,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各项物资连夜赶制,各地开设“非典”紧急通道。北京曾向全国紧急求购无纺布鞋套、帽子,仅一个上午,就有400多个援助电话从全国各地不断涌入。

更多医院参战,大型活动取消。

各村各地设关卡、量体温。

拿顺义一位65岁老人的话说:

“要像防鬼子一样防‘非典’!”

那个夏天,一线医护、流调队伍、防控人员、普通市民、社区、企业、学校,加上全国各地的帮助,结成了一条密不透风的抗疫战线。

非典指挥部的梁万年曾说,只要防控得当,毫不松懈,两个星期,就能脱离高峰。时至5月4日,在齐心努力下,确诊、疑似病例,果然出现拐点。随后,梁表示:

“只要继续坚持,马上能迎来下降期!”

由此可预测,6月的北京,就能恢复正常。

照这么说,高考不用推迟了?

当决策者向社会公布这一信息时,有人惴惴不安。但梁认定:“只要信息透明、措施到位,从一线到后勤,从后勤到社区,从社区到每个人,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防线,人和资源努力配合,一定能迎来胜利。”

事实证明,梁万年是对的。

那些冒险抗疫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些昼夜奔走的人,没有被辜负。

5月19日,北京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5月22日,北京高三学生复课。

5月23日,747名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自由的空气,慢慢回流了。

09.胜利

5月29日,北京SRAS新增病例,为零。

6月1日,北京防治非典指挥部撤销,停止执行因疫情制定的临时防治措施。非典的防治工作,从此转入日常防控。

消息传到WHO时,歪果仁都抱有怀疑。

不到一个半月,能把北京这么大一座城市给控制住?WHO的来华调查者进入小汤山后,才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想到,这样一座现代化感染病医院能如此快速建成,各种后勤保障又是如此完善。北京在这里有效集中收治了世界上最多的SARS病人,治愈率远超他国。

除了震惊,别无他言。

6月7日,北京高考如期举行。

6月20日,小汤山医院送出了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在一线医护人员的昼夜奋战中,672名患者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4天后,WHO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上解除。

北京保卫战,就此落下帷幕,以胜利告终。

但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

整场战役中,北京医护人员感染超过500人,9人以身殉职。全国确诊病例中,医护患者占到了20%。一旦有人倒下,迅速有人顶上。有医生在一线坚守20天后感染,病愈一周后又重返岗位;有人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忍受着极端恐惧,一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系…

“但没有人临阵逃脱,大家都是迎难而上。”

那时,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被冠以美誉。

但有两位被治愈的医生如是说:

“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已足够幸运,更值得铭记的,是那些默默的牺牲者。”

2003年夏天,北京迎来“双解除”后首个周末。百货商场里人如潮水,各大柜台前挤满前来购物的男女,食客们涌向美食街,为了搞一顿痛快的小龙虾,把空啤酒瓶堆成山。随后,游览景区相继开放,外国旅行团抵达首都机场。时间推进,电影院、酒吧、迪厅,一个接一个苏醒,长安街上,人流穿梭。

一场大雨过后,碧空如洗。

新鲜的空气,流漾在城市楼壁间。

人们终于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上。

但我们应当知晓,这场胜利,是耗费多少人力、资源昼夜奋战,拼了命联手换来的。而只要把徐女士和北京毒王的传播链往回倒一倒,就能发现,跌倒的代价,是多么巨大。

需要声明的是,在这里,我无意于任何宏大叙事。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悲伤、痛苦、恐惧、努力和血泪,都容易被宏大的叙事消解。

在这场战斗中,无论被救治者还是救治者,生者、死者,每个人的经历,都沉重如山。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用任何一种视角,将这一份份沉痛,化作轻飘飘的尘埃。

那会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

经过这段时间,想必大家也清楚,在一场疫情战斗中,一个个不断被更新的数字和一个个陌生的名字,真切代表着什么。那是深夜敲锣,是跟车痛哭,是放弃治疗,是全家感染,是被人闯家扇耳光,是剃发时流眼泪…所以,回溯当年北京“非典战疫”的脉络时,务必深记上述道理。只是在这里,囿于全局视角,无法把每一个个体的悲喜,呈现在文字之中。

穿越时光的层层迷雾,回望17年前,当你阅读上面那些文字时,一定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场景,就发生在最近。抢购、瞒病、出逃、哄抬物价…此外还有哪些场景,诸君亮点自寻,在此不再赘述,也不便深入展开。所谓“哀之鉴之”,想必大家这段时间听得很多。

言多必四,点到为止。

武汉当下之急,就像17年前的北京。武汉保卫战的难度,并不比当年的北京低。这场“战疫”,武汉输不起,全国输不起。

回望17年前,我们清晰可见:当战疫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都力所能及地干好自己能做的事,那就是往胜利的天平上,多加了一块砝码,就是在与病毒拔河的这条漫长绳索上,让一双手变得更加有力。

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你待在家,也是在战斗。复工的人,防火防盗防同事,也是贡献。勤防护,少乱窜,别让病毒找到你。

17年前的历史已经告诉过我们:每当人们态度轻慢、放松警惕,就给了病毒可趁之机。

每少一份轻慢,就能避免一次传播。

每少一个病人,医生就少一份负担。

春寒下的我们,就离胜利更近一步。

目前武汉的情况,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前线医生之苦,患者之痛,情势之急,文字不足以表其万一。还是那句话,武汉无路可退,唯有一胜。无论冲在前面的人,还是待在家里的人,再难也得撑一撑,再闷也得等一等。

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立春”已经过去快要一个月了。

希望武汉真正的春天,尽早到来。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非典启示录》,王宏甲

[2]《“面对面”非典时期采访》,王志

[3]《SARS的前世今生》,南方人物周刊

[4]《北京发布加强和完善非典防控工作的意见(全文)》,新华网,2003.5.20

[5]《非典“毒王”传染130多人,痊愈后消失》,新快报

[6]《钟南山和洪涛的“非典”学术之争》,中国科学报

[7]《北京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感染经历》,中青报

[8]《全国各省区市支援北京等地抗击非典纪实》

[9]《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中青报

[10]《非典十年祭》,凤凰网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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