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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基建与地摊成为热词，但900多年前，早有人用这套方法来挽救经济，他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
范仲淹的简历不用多介绍，他与包拯、晏殊、欧阳修同朝为官，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他一生留下了无数金句，像“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他抓经济也有一套。
范仲淹对搞基建情有独钟，纵观他的经历，你会感觉他更适合做“包工头”。
（图片源自网络）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32岁。彼时泰州西溪一带的捍海堤坝因年久失修，多处决堤，每逢秋天大风暴雨时，海潮便会倒灌，良田被淹，肥沃的土地渐渐变成了盐碱地。不止良田，各大小盐场也因此受损，盐灶、房屋皆被毁。三千多户百姓没了吃饭的营生，只得外出逃荒要饭。
范仲淹看不过去，于是上书江淮漕运张纶，与其逐字逐句分析其中利害关系，建议重修堤坝。不过那个时候范仲淹刚当官7年，性格耿直，喜欢直言强谏，屡遭贬斥，一直都不被重用，所以张纶也就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
不过范仲淹没有就此放弃，他找到了同朝为官的滕子京，两人多次为重修堤坝向宋仁宗谏言，不过他们俩皆为基层官员，人微言轻，根本得不到重视。
不过，范仲淹的坚持还是打动了张纶，他自己也上奏朝廷，谏言重修堤坝。
天生元年（1023年），范仲淹终于等来了一直期盼的消息：他被任命为兴化县令，主修捍海堤坝。经过一年的努力，他汇集了西溪一带四万多民众，在数百里的海岸线上修筑堤坝。工地上号子声此起彼伏，工匠川流不息，盐灶皆被改为饭灶。为了工程进展顺利，他彻夜不眠，亲临一线，将自己全部私人积蓄用于筑堤。
只不过他只是一届县令，财力有限，着实经不起这么折腾。
幸好张纶也是个好上司，为了支持堤坝建设，他再次奏请朝廷让范仲淹监楚州粮科院，也好让他能有权调用国库粮草，为工程所用。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修堤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冬季雨雪来临，海潮意外涌来，冲垮了堤坝，吞没了正在施工的一百多个民工，工程被迫停工。好在滕子京闻讯赶来，带着士兵冲到一线，这才稳住阵脚。
滕子京这个人，在北宋官声很差，他在担任泾州知州期间，泾州财务收支账目出现巨额亏空，多达16万贯钱不知去向，不过对范仲淹还是够意思的，所以后来范仲淹才为他修建的岳阳楼写下了千古名篇。
朝中并非每个人都认同搞基建，反对修堤的保守派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弹劾范仲淹，说其耗费人力物力反而让更多人受灾。仁宗耳根子软，接到弹劾就派了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调查修堤一事。
实地调查后，朝廷终于意识到堤坝确实是年久失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一度停工的工程才又重新启动。
然而事事多磨难，堤坝还未修好，范仲淹就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按照当朝律例，他必须辞官返乡替母亲守丧。
离开前，他因放不下修堤之事，特意将工程托付给了张纶，拜托他一定要把堤坝修建完成。
经过一番波折，绵延数百里的捍海堰终于修建完成。堤外烧盐，堤内种粮，给整个泰州周边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屏障。而筑堤取土又形成了一条与堤坝平行的大河，此河便是贯穿南北的盐运河。至此，受灾百姓可以重返家园。
（范仲淹捍海堰示意图，图片源自网络）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再次将精力投入了治水一事。此时，他45岁，任苏州知州。
因太湖平原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带来大量泥沙，一到汛期便会冲毁堤坝。
“沦稼穑，坏室庐。”“观民患，不忍自安。”
范仲淹又看不过去了。
他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聚集灾民疏通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奚浦等吴淞江的支流，引其入海，并在这些支流入海、入江之处设置水闸。如此一来，太湖周围的人在遇到洪涝时可以宣泄洪水，遇到大旱时还可以引水灌溉，海潮侵袭时的泥沙淤积问题也得以解决。
范仲淹对搞“新基建”上了瘾，他曾在苏州老家给自己买了块地留作养老之用，不过后来听说这里的风水能出进士，便把这块地拿来办学校了。
康定元年（1040年），51岁的范仲淹要上战场，他开始对边关的“新基建”下手了。
当年，宋朝与西夏关系日趋紧张，战事一触即发。范仲淹被调任陕西经略副使，协助军事长官韩琦，负责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务。视察边关后，他立即向朝廷提出将自己调往延州亲自指挥作战的要求。
宋仁宗也算听话，很快便批准了他的请求。一到前线，范仲淹立刻进行改革，并对边塞进行了修复和重建。庆历二年（1042年），他亲自指挥修建了马铺城，切断了西夏与少数民族的来往，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敢轻举妄动，边关百姓得以安宁。
庆历三年（1043年），边关的“新基建”建设让范仲淹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被提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这给他大搞“新基建”的想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年九月，他向仁宗提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帷幕，范仲淹的“新基建”建设真正得以展开。
这次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增长国民生产总值。
其中“后农桑”一条，范仲淹建议朝廷要求各级政府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为此，他特地认真研究了江南的圩田古制，结合自己当初治水的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思想。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农田水利“新基建”被提上日程。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改革核心便是寓兵于农，修复堡寨。范仲淹的策略不无道理。修复堡寨虽然耗费财力，但与深入西夏境内，占据人烟稀少的横山以北还不能守护疆土相比要经济实惠。至少可以替国库节省一半的军队花销。
范仲淹驻守边疆时便已经开始修复被西夏毁坏或占据的金明(今陕西安塞县南碟子沟)、承平(今陕西子洲县何家集)等十二寨的堡寨，因此挫败了元吴二次进攻延州的计划，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至延州一带防务大大加强。据《庆阳府志》记载，仅在今庆阳地区范仲淹修建的堡寨就有二十九座。不仅如此，他还招募弓箭手，授给田土，并对降汉的蕃部属户首领封官，使弓箭手人数大大增加，有力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
“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冠盗益少。”
不过“庆历新政”只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范仲淹改革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自身利益，以夏竦为首的政敌，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进行恶意攻击和抹黑。他也因此被罢免参知政事一职。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以边疆不稳为由离开朝廷，自请出京巡守，再也没回过京城。这一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是《岳阳楼记》开笔第一句。
不过他的“新基建”之路并未就此结束。
（图片源自网络）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piǎo jìn）枕路。”
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62岁，吴州（如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等地）闹饥荒，谷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两浙一带官府纷纷开仓放粮，在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却张榜要求商贩抬高谷价到每斗一百五十文。外地粮商得知此消息纷纷赶至杭州，市场在几天内饱和，供大于求，价格回落。
为了赈灾，范仲淹提出“荒政三策”，抬高谷价为一策，“搞新基建”是第二策。
当时杭州人喜好修庙拜佛。范仲淹便召集各寺庙的住持，要求他们修缮寺庙。“饥歳（suì）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意思是：灾荒之年，工价降低，刚好可以趁此机会大兴土木。寺庙在节省开支的同时亦可以帮助灾民再就业。
于是这些寺庙开始大兴土木，官府趁此机会翻修仓库、县衙以及建设公共设施，富贾商户见状纷纷效仿。
由此一来，大量灾民涌入城中做工，官府将对灾民的救助转化为了工钱，解决了就业问题。
“开展地摊经济”就是第三策。
吴人喜竞渡，也就是赛龙舟。“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
这次的龙舟赛，一赛便是一季度。
作为发起人，范仲淹出席每次竞赛，几乎夜夜笙歌。富人在官府的带动下积极参与，百姓们扶老携幼“聚众扎堆”，小商小贩挤在西湖岸边摆摊儿，附近的茶楼、饭馆、客栈生意爆满。
《增广智囊补》之范仲淹赈灾中提到，“凡出游者，必其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游以活者不知几十人矣。”意思是：凡是能来看龙舟赛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一个来西湖边游玩的人，至少能养活十个百姓。
“地摊经济”刺激了当地消费，资金流转，旅游、餐饮、服务行业开始复苏。这都是刺激内需的措施，让资产流动起来，从而达到救济贫民的目的。那些从事小生意、饮食行业的人，以及工匠、民夫，可以养活自己。
实践证明，这一年两浙路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也曾闹饥荒，但当时的主政者明令禁止百姓游船，无所作为，最终导致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求生路，最后酿成大乱。
范仲淹的做法看似不合常理，危机来临似乎应该看紧钱袋子，少折腾，但他反其道而行之。这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应对危机的原理，就是越是萧条，越是不能让人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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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经历过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的泡沫破裂的危机，2000年代IT泡沫破裂的危机，2008年雷曼金融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萧条，但是每次危机之后，他的京瓷规模都会扩大。
2016年，稻盛和夫先生在中国沈阳对中国企业家作了一场报告，名为《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为中国企业家分享了萧条之时战胜困难的5条心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必须在萧条期仍然保持高生产率，他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因萧条而订单减少，要干的活少了，如果仍然由过去同样多的人来生产，制造现场的生产效率会下降，车间里工作气氛会松弛。
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应该把多余的人从生产线上撤下来，维持制造现场的紧张气氛。
石油危机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他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员工失业，但订单短时间内骤减，如果仍由原有人数来做，就无法维持过去的高生产效率。作业效率一旦下降，再想恢复原有的高生产率谈何容易。
基于这种想法，当时他决定既然订单降至1/3，那么制造现场的人员也减至1/3，剩下的2/3的人员从生产线上撤下来，让他们去从事生产设备的维修、墙壁的粉刷、花坛的整修等工厂环境的美化工作。同时举办哲学培训班，甚至让员工们重新从基础开始学习他的经营哲学，使企业内全体员工掌握共同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稻盛和夫的原则是，在因萧条而减产时，也决不降低生产效率，要让大家有事做，这将成为使企业再次飞跃的推动力。
新基建和地摊经济，就是范仲淹应对危机的两个抓手，也让他在当时的环境下饱受争议。皇佑四年（1052年），他病逝于徐州，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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