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抢、被绑、被灭门,企业家需要一份暴力危机应对手册

盒饭财经 2020-06-17 10:16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姚赟,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封面:IC photo

2003年1月22日上午,冯引亮对妻子杨满兰说:“我再找他一次,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算了!”说完背上自己那把已锯掉枪管的土枪,开车出了大门。

早在这之前,冯引亮怀揣着枪支,已在村里到处转悠了几天。与这次出门一样,他的目标很明确——李海仓。李海仓是冯同村同岁的昔日好友,是当时的山西首富,还是当时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

10点左右,将车开进海鑫集团大院后,冯从车上下来,没有拔车钥匙,没有锁车门,径直朝董事长李海仓的办公室走去。因集团上下知道冯与李海仓的关系,并未加以阻拦。

一上午,接待了数批客人的李海仓,一直在忙碌。直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李海仓返回里外套间的里间办公室后(在外间尚有一新闻媒体的记者及服务员),服务员听到里屋间两声异响。

开枪打完李海仓后,冯引亮连位置都没有移动,接着开枪自杀身亡,前后过程就是两三分钟,一共开了两枪。

冯在当地曾办过一家造纸厂,在经营中亏损,后又去炒股票,也赔了钱,又在甘肃省永昌县投资600多万元办过一家造纸厂,后来被当地取缔。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冯多次找到李海仓,欲将其转包给他人的土地以160万元的价格强卖给海鑫集团,但遭到了李海仓的拒绝。

而这,便是李海仓遇刺身亡的直接原因。

近日的何享健绑架案,与十七年前的李海仓枪杀案,都属于针对企业家群体的恶性暴力案件。事实上,针对中国企业家的绑架、劫持、威胁、抢劫,甚至被砍、枪杀、灭门、炸弹袭击等恶性暴力事件一度频频出现。

那么,哪些企业家曾遭遇暴力?企业家们为何容易成为被暴力的对象?又该如何防范此类暴力伤害?

不应被遗忘的“高危”时代

近日,78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度过了如港片一样的惊魂12小时。

何享健居住的君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和美的集团总部之间,仅隔着一条美的大道。在佛山北滘镇,何享健的家庭住址不是秘密,不少美的员工都知道何宅的具体位置。

6月14日晚间,有自媒体在网上爆料称,何享健在家中遭到劫持,经初步了解,有可疑人士带着爆燃物品进入何宅,何家公子何剑锋从别墅旁边的河中游泳到河对面报警。

15日一早,佛山市公安局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通报称,6月14日17时30分许,佛山110接报警:美的集团君兰生活村一住宅有外人闯入,威胁住宅内人员人身安全。目前,佛山警方已抓获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处置过程中,无人员受伤,事主何某某安全。

随后,美的集团官方微博转发了此则通报,并表示:感谢公安,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侧面印证了通报中的“何某某”为何享健。

6月15日,美的集团股价开盘下跌。截至收盘,美的集团股价跌3.30%,报58.00元,市值4059.69亿元,比上一交易日6月12日收盘的4198.28亿,缩水近140亿。

何享健是谁?

2012年便正式退休,交班于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而后更是低调不常出现于公众,何享健这名字确实有些陌生。

(中国富豪排行榜,来源福布斯)

根据福布斯实时数据,何享健个人身家为232亿美元,折合1644亿元人民币,是中国排名第6的富豪。另据美的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控股目前是美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为31.73%。

“居然是真的?” “国内还会发生这种事件?” “真不是在拍电影?”相比惊魂未定的美的与何享健,舆论的主流情绪是震惊。

确实,近十几年此类具有广泛传播度的恶性暴力事件,鲜少发生。但,2003年前后,针对企业家有目的有组织的绑架、挟持、抢劫等事件,频繁发生。

1998年,俞敏洪在海淀区上地小区家门口遭劫,在这次遭遇中,俞敏洪被绑住手脚,甚至被注射了麻醉针,然而让俞敏洪没想到的是,更为惊险的一幕还未到来,一年以后,他在自家门口再一次遭遇抢劫。

1999年,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及其家人被杀死在五楼4室1厅的家中,被害人包括吴世界夫妇和两个未婚的女儿,一家被灭门。

2000年,著名民营企业恩威集团的总裁薛永新的住处及其长子的座车在10多分钟内连续遭遇炸弹爆炸。所幸无人伤亡。

2013年9月,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疑因报复在家附近,被人砍断左手四个手指的肌腱。

雷士CEO张开鹏也曾人身安全受威胁,“雷士照明纠纷”的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表示,雷士CEO张开鹏在压力之下,很可能会卸任CEO一职。同时他暗示,此前张开鹏的人身安全或受到威胁,出于“保命”的因素考虑,张开鹏可能会选择离职。

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两次遭遇绑架,都与黑社会有关。第一次,王德辉夫妇从港岛山顶驾车开往位于中环的公司上班时,被绑匪截停,连人带车都被绑走。匪徒勒索11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王德辉平安归来。几年之后,王德辉再次遭遇绑架。绑匪将王德辉运到船上藏匿,并索要50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赎金被人迅速提走,但王德辉却下落不明。数年后,王德辉被宣布死亡。

据官方数据统计,1984年全国发生绑架(劫持)人质案件5起,1985年12起,1986年16起,1987年29起,而在20年后的2004年,公安部公布该年的绑架案件数为3863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企业家及其子女身上。

而这些数据中,未包含没有报案的。

被暴力的高危人群

1998年,周末的银行除了对个人储存业务开放营业外,对公业务休息暂停状态。而周末往往是培训教育机构,收学费的高峰。

而当时的新东方租的还是一个漏风漏雨的破房子,甚至门随便一撬就能进去,在俞敏洪看来,刚收的钱成为烫手山芋:“我就想,要放在保险柜的话,更加麻烦,因为那么多的人都知道,保险柜所在的位置。”

左思右想,办法只有一个——拎着回家。

“我拎回家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公众行为。但是我一个人开车,来来去去,也没什么保安、司机。”于是,露了财的俞敏洪被人给盯上了,“结果他们发现,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会把钱拎回家。”

于是,在1998年某一天晚上,俞敏洪独自一人开车回家,在他的家门口截住。俞敏洪回忆,匪徒直接给他打了一针大型动物麻醉针:“那是给大象、老虎打的麻醉针,我就直接晕了,他们就到我家里把我拎回去的钱,全部抢走了,加起来差不多200万人民币。”

“前前后后,这波人从抢俞敏洪开始到2005年破案,一共干了7个人,其余6个没有一个活的,最后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在众多节目中,俞敏洪多次讲起这段因为抢劫差点没命的经历时,带着后怕。

但不过一年,俞敏洪再次被抢劫。原因也很简单,还是有规律地在周末带着大量现金回家。

从俞敏洪被抢,到李海仓被人在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枪杀,再到近期的何享健家中被绑架,都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高调“露财”,不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更没有安全意识。

包括,曾经轰动一时、令人发指的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深圳灭门惨案。作案人员的杀机,源起周一男的年轻妻子热情款待访客,不慎暴露丰厚身家而引狼入室、遭遇不测。

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犯罪中,大约20%是针对人犯罪,72%是针对财富犯罪。

中国绑架犯罪研究的知名学者张昌荣所著的《绑架被害预防》一书中,总结了三类容易遭遇绑架的群体。

“绑架被害有明显的群体指向性,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经济高收入的群体,如工商界知名人士或高层管理人员、文艺界名人、国外入境人员、归侨等。第二,服务行业中的职业弱势群体,如出租车司机和‘三陪’小姐,他们单身作业,接触的人员多数是陌生人。第三,容易被诱骗绑架的群体,如学龄阶段的儿童,特别是初中、小学年龄段的儿童。”

而企业家便在易被绑架群体的第一类。

第一步,先承认自己需要保护

绑架被害预防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害前的预防称为“潜在被害预防”,二是被害后的预防称为“既然被害预防”,即为人质解救。

我们先说,“潜在被害预防”。这一部分主要是安全意识,比如不露财、保护家人信息、建立安保制度等。

第一,在办公室、住所配备自保设备和建立安保制度。

工作日,携带枪支的冯引亮进入李海仓的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在李海仓的办公室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更是无人发现异常,直到血案发生。

第二,工作、休息、餐饮设立随机参数。

企业家高度自律的习惯成了问题。

恩威遭遇爆炸案后,薛永新在工作、上班、餐饮等方面还依然保持原来的规律,其实这样危险程度极高。“爆炸案发生后,我的秘书来告诉我,我说都是预料中的事,没什么可怕。其实我每天还是走同样的路线,在同样的地方上车,在同样的地方吃饭,从不改变,怕什么呢?”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说。

第三,建立起“我需要保护”的观念。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什么保镖,让人笑话”,说到配保镖问题时,李海仓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然而,有着“大善人”之称的李海仓出事上午,他刚刚把1万元过年费给了乡亲,村领导装着温暖的现金下楼。

而这些可能都是误区。曾有媒体总结了企业家保护自己的七大误区,包括了保镖万能、硬件崇拜、枪杀概率小、高层经理不需防范、国企老总无危险、事先防范多余、行善能避祸。

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提高实际的安全防范水平,掌握遇到危险后的自救办法,才是切实有用的。

接着是“既然被害预防”阶段。

俞敏洪第二次被抢时,正和司机一起上楼,上楼前他先跺脚,当他发现三楼的灯没亮时,马上和司机说“可能不对头”。两个人上了二楼,这时下来一名男子,他们没在意。到了三楼,司机正准备开门,楼上忽然冲下来三个男子,两个对付司机,另一个用枪顶住了俞敏洪的腰,并恐吓道:“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

“我发现歹徒顶在腰上的枪对着四楼反射过来的灯光,竟然不反光。下意识地一把抓住枪,使劲一掰,枪居然被掰断了,两人随后厮打起来。”俞敏洪讲起这段回忆时,带着些许自豪,因为这里反应了他的机敏、以小博大,“我们2个打4个大汉,最后打了15分钟,把4个大汉给打走了,都受了点伤。我虽然看着比较瘦,但我知道他们没刀,就没有了生命之忧,所以这个力气就爆发出来。”

但,从专业角度,这些都不宜模仿。

一旦被劫持或绑架,怎么办?解救人质这一环节,《绑架被害预防》一书提到了四点。

一是,与绑匪保持“合作”关系,努力适应绑架被害的环境,顺势而为,积极为自己的生存和自救寻找机会。

二是,不应表露出认识绑匪身份或容貌的言行。

三是,在稳妥谨慎的前提下,积极寻找逃脱的机会,但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可急躁行动。

四是,获救或自救后,应立即与警方联系,不少案例中显示脱离绑匪控制后,仍有再度被害发生的可能性。

“抢劫一个大善人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无疑比抢劫一个暴发户大许多。”李海仓被杀案件后,有民营企业家接受采访抛出了这一观点,与枪杀前的李沧海有着相似的认知——都将企业家品行与被害联系在了一起。

被害者、匪徒和舆论给予了这类朴素的价值观充足的生长空间,而这恰恰是预防的关键和重点——犯罪就是犯罪,哪来这么多理由。

“住这么大的别墅,这人是不是资本家啊?成分得多高?”“怎么可能是单纯的被绑架,肯定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干的漂亮”“为富不仁的下场”,在何享健绑架案相关微博下,当恶性暴力案件与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挂钩后,便出现了不少看起来奇葩却在理解范畴之内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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