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光而不耀话广东

2020-12-20 08:43

图片来源摄图网

编者按: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岭南万户皆春色。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

我第一次到广东,是1988年圣诞节前后作为复旦足球辩论队的一员,到广州观看由《足球报》主办的一场辩论赛,那时我读大三。

广州之行只有短短三天,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此前从未想过去广东,我的首选是北京的中央媒体,其次是在复旦读研。但12月依然温暖的气候、满眼的绿色、热闹的夜市,以及在爱群大厦旋转餐厅喝早茶的味道,让我们对这块历史上的蛮荒之地顿生好感。

偶然的际遇往往影响一生。辩论队住在珠岛宾馆,离中山医科大学很近,我抽空去看在那里读书的一位中学同学,她后来成了我的女友和妻子。

辩论队有位学长读大四,是系里的团支书,原定留上海,因对广州的好感,改去了新华社广东分社。我则在1990年春节后放弃了保研机会到广州求职,进了《南风窗》。两年后女友毕业,到白云山制药总厂工作。

广州就这样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直到2004年为创办《第一财经日报》移居上海,但广东仍是我常去之地。

从粤西湛江、茂名到粤东潮汕,以及梅州、清远,更不用说广深、广珠之间的珠三角,这方水土对我的滋养实在太深!

1、自有一束光

广东是这样一个地方,里面活得有滋有味,外面总觉得陌生、遥远、荒蛮、混乱,有点异样。除非你亲见亲历。

这种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早在南越王赵佗(前240年-前137年)时就上书秦始皇,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使“蛮夷渐见礼化”。可见当时确实比较蛮荒。从中原征调来的,要么是被治罪的官吏,要么是“四本之末”的商人及其家属,还有就是未婚的妇女。

赵佗是秦统一六国后进军岭南的副帅,秦亡后他建立了南越国,后臣服于汉。他奉行“和辑百越”政策,毛泽东曾说他是“南下干部第一人”。为促进融合,赵佗脱掉中原官服,穿戴越人服饰,给中原朝廷上书时也自称“蛮夷大氏老”。

历史上,广东曾长期是犯人流放之地。如唐代的韩愈,因反对宪宗皇帝大办佛事劳民伤财,写了《谏佛骨表》,被贬到广东潮州当刺史。侄子前来送别,他写下“夕贬潮州路八千”“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意思是潮州有瘴疠之气,他已做好赴死准备。

不过潮州人对韩愈却是感念有加。虽然他在此只干了8个月,但他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为潮州百姓永记,当地的山山水水也改称“韩埔”、“韩渡”、“韩江”、“韩山”等等。

到了宋代,又一个大学者被贬到广东惠州,即苏轼。他非常达观,一到惠州就咏叹“海山葱花气佳哉”,把仕途失意抛到一边,因为荔枝甚至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有丰湖,他觉得像杭州西湖,就写下“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当地人自此把丰湖叫西湖。苏轼是美食家,惠州餐桌上也留下了“东坡西湖莲”、“炒东坡”(炒大肠)等佳肴。

皇帝把知识精英贬到岭南,让他们受苦,谁知他们过得都挺好。“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他们的存在,也提振了广东的形象。

这就是广东,你可以对它误解、讥讽、忽略,但当你融入其中,它自有一束光,温暖你的人生。

2、开放的光

想到广东,首先会想到开放的光。

广东襟山带海。广州是开埠两千多年从未关闭的通商口岸,潮汕、江门等地是重要侨乡,珠三角和港澳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去过江门台山,那里的斗山镇有5万多人口,旅外的华侨、港澳台同胞则多达8万多人。

大海有风险,也意味着出路,如果陆地走投无路,出海就是一种选择。潮汕歌谣说,“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袱过暹罗(即泰国)”,很是悲壮,但只要有闯荡的机会,就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如今东南亚尤其泰国的富商,不少祖籍都在潮汕。

大海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所以人的思维不易僵化,不会固守一端,以为世界只有脚下这一种形态。

梁启超说,濒海之民比起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眼界开阔而又进取,人就能不断创新而非守旧。

几个月前我到南海调研,去了西樵镇的简村。我想去缅怀一个人,近代民族工业家陈启沅,简村是他的家乡,1874年他在这里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

我在简村了解到,陈启沅能办成缫丝厂,是因为之前十几年,他追随二哥去越南经商,做过丝绸生意,在越南的缫丝厂看到在用法国机器缫丝,效率高,丝质好,1872年他回到盛产原料茧的家乡,仿效在越南看到的机器,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造出自己的缫丝机,投产后工效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很快名扬天下。

没有开放,没有海外联系,可能不会有陈启沅的缫丝厂。

陈启沅的故事100多年后又在广东重演。无论是蛇口工业区还是东莞、顺德、中山,无论是“三来一补”还是外商投资,因为开放,广东先行一步。今天不少人嘲笑香港没有什么工业,其实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电子工业对珠三角的外溢和促进是巨大的。

1990年我刚到广州时,对开放的最感性体会来自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这三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是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

我听亲历者说,1983年2月6日正式开业时,因为市民不用登记不用消费就可随意进出,非常轰动,挤掉的鞋子装了几箩筐。霍英东听说公厕里的卷纸一天用了400多筒,平静地说:“用完,那再去买吧。”过了一段,参观的市民不拿卷纸了,住在附近喜欢来“叹冷气”的居民也少了。

开放总会带来一定冲击,在1980年代,广东曾颇受争议,“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但从未动摇开放决心,而是秉持任仲夷所说的“排污不排外,引好不引坏”,在建设性调整后继续开放,大路朝天,越走越宽。

广东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四门打开,欢迎八方客”“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孔雀东南飞,百万移民下珠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年被叫“盲流”,但1991年广州电视台就播出了电视剧《外来妹》,展示了这一群体辛酸奋斗的真实命运,那首杨钰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也红遍了大江南北。

3、自立的光

开放带来机会。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艰辛、血泪与残酷也会随之而来,很难逾越。

20多年前我受亲戚之托到中山的制鞋厂看他们的女儿,正是午饭时,饭堂口是长长的队伍,一样的工装,一样的眼神。我说:“你爸很担心,还是回去吧。”她回了一句:“我觉得挺好,回去也没什么可干,种地也不需要我。”

无数打工儿女的青春在流水线上流逝。这场在田间地头的工厂、在建筑工地、在市场网点所进行的长征,换得的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以及城市化的兴起,虽然很粗放。打工儿女在长征中也有掉队的,有绝望的,至今想来也觉残忍,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靠谁恩赐,不等着谁来包办自己的命运,这种自强自立的中国现代职业精神崛起了。

为了改变命运,造福家人,再苦再累也不放弃,也要坚持,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这就是广东话所说的“食自己”!

靠自己,食自己,这也是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你可以在内心抱怨单位收入不如预期,但要是你在单位多抱怨几次,广东人就会拖着长长的腔调说“走了”,那个“走”的音节是向上的,特别长,意思是那就离开嘛。你可以跳槽,可以炒更(兼职),可以辞职,抱怨有什么用呢?

当年在广州夜市摆摊、开大排档和士多店的,有些是公务员。白天上班,下班在档口收银,或者晚饭后到夜市帮手。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1988年我第一次到广州是因为《足球报》,这份报纸的诞生也是炒更的结果。广东人爱“打波”(踢足球),1979年《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严俊君不甘寂寞,游说报社和广州市体委申请了一个刊号,带着三个记者和两个临时找来的编辑,在正常发稿之余给自己“造”了一件事。《足球报》试刊的纸张和印刷费是向报社赊的,第一期印了5万份,老严带着妻子和《广州日报》的一些家属到珠江两岸、洪德路、宝岗球场、黄沙码头卖报,看到很多人坐在马路边或靠墙而立看报,觉得这事成了。

1980年1月1日《足球报》正式创刊,此后一直是炒更状态,记者编辑承担《广州日报》体育版采编任务,同时办《足球报》,办出了一份百万大报。1997年后,《足球报》才有了专职的记者编辑。

老严是有理想的人。但也非常实在。凡跟他炒更,每月均多开一笔稿费和编辑费,所以大家干得不亦乐乎。

若干年后,《南风窗》划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我和老严也算同事了。如果不是老严在不惑之年想多干事办了《足球报》,可能我和广东今生也无缘。这里我要谢谢中国专业体育报纸的开创者严俊君先生。

广东人讲究“够勤力”,信奉“做成一件事胜过争论一万句”。我采访过长隆集团创始人苏志刚,他是番禺大石镇人,十几岁就当农民,改革开放之初到广州当工人,后来宰猪去卖。第一天卖了一头猪的1/4,然后是半头、一头、几头。他说:“宰猪时是半夜三更,卖完就到下午两三点了,累得什么力气都没有。后来觉得光宰几头猪卖掉不行,就想着搞一个餐馆,1989年向银行贷款开了一家酒楼,1994年又开了香江酒店。有一天林业部的领导陪非洲一个总统在广州参观,到香江酒店吃饭,我就问能不能私人搞一个野生动物园?领导说搞野生动物园非常难,但如果你要搞,我们会支持你。”

所有的路都有一个开始,路是走出来的,空谈无益。

前不久我去深圳龙华的工业富联参观。我们聊起富士康的很多往事,郭台铭1988年在深圳宝安建了在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第一批招聘的150名女工来自粤东农村,20岁出头的王来春就是其中一员,她来自澄海。她们睡大通铺,夏天宿舍像蒸笼,电风扇吹热风,碰到断水,早晨要到一公里外的村子才能刷牙洗脸,在流水线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我说王来春可能是广东最励志的“打工妹”。她创办的立讯精密市值最高时,她的财富超过900亿元。

在广东,无论是苏志刚和王来春这样的本地人,还是到广东打拼的新客家人,都不怕吃苦。1993年广州市委宣传部要拍反映改革开放15年的专题片,新华社广东分社王志纲主持,我是撰稿之一,王老师说广州就像一个24小时不停的机器,一定要把这种气氛拍出来,所以我们专门到东山口的洋服商店拍晚上11点卸下闸门的镜头,然后拍凌晨4点黄沙海鲜市场已经人车攒动的场景。

这就是广东的氛围。广东的光是开放所带来的机会之光,也是人人“食自己”、自立自强的光。

4、生活的光

再说一下广东人的生活之光。

广东本地企业家都很低调,特别不愿被媒体曝光,他们注重生活品质,但并无那么多严谨礼数。1990年夏天刚工作时正值世界杯足球赛,深夜看完电视直播到楼下大排档吃点东西,就能看到从名车里走出穿着拖鞋和大短裤的老板,蒸条鱼,炒个青菜,加碗粥或一份炒牛河。

广东人注重生活,擅长煲汤,喜欢喝凉茶,爱逛花市,爱吃新鲜的鱼。所以广州在全国最早进行了放开水产品市场价格的改革。放开河鲜杂鱼价格,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一开始塘鱼价格猛涨,有人提出“恢复凭证供应”。但广州相信市场调节。上面来电话问:“为何广州市场上鱼头的价钱高于鱼肉?”广州回答:“广州人普遍爱吃鱼头,因此鱼头价高。”当时在广州当市长的叶选平说,对价格变化要“闻升不忧,闻降不喜”。水产品价格放开后,养鱼人的积极性提高了,产量迅速增加,鲜鱼越来越多,吃鱼容易也便宜了。

吃在广东,不少人把粤菜作为昂贵菜系的代表,在我看来,广东菜也很平易近人,什么食材资源都能被接纳,高大上的食材能用,“下脚料”的牛杂能做出美食,没有馅料的面团压扁下油锅也可以做成酥脆的蛋散,鱼的一身更是无一不成菜肴。特别是广府菜这一脉,追求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饭有饭味,菜有菜味,讲究本味调和,不会让调味料干扰食材本色,尽量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带出鲜美的味道,保持食材形态的完整性。就像在广东生活,自然,自在,自由,自得其乐,又是精致和有品味的。

广东很现代,但也很传统。章太炎研究过客家语言系统,他选了63条客家话,用古代典籍加以印证,说明客家方言的词汇与古汉语同源,客家山歌有《诗经》的遗风。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当年的中土文明在北方大多已失传,但广东还保存了不少,如潮汕音乐就被称为“隋唐绝响、华夏正声”。

我认识的多位广东企业家都特别重视家风,非常孝顺,有的每日清晨必向老人问安(如长隆苏志刚);有的和老人不在一个城市,只要周末有一两天空闲必去看望老人(如TCL李东生);有的平时抽烟,回到家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如平安马明哲)。

广东民间烧香礼佛的不少,在家中摆设物件驱邪防灾的多,注重风水的多,虽然不那么“科学”,但也表明了他们的敬畏自然和传统之心。

我在广州时觉得最能体现广东人幸福感的时刻是春节前逛花市,春节时派利是(红包)。秦牧写广州花市,说“花街十里一城春”,这里有花,有鲜果,有盆栽,有金鱼,有古董,有即席创作的书画。花市就是幸福市。利是不在多,而在有,本质是一种深植于民间的文化。马化腾每年都给员工发开门利是,站到腰疼也带笑坚持。

5、光而不耀

以上就是我在过去30年感受到的广东之光。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背景下,相信广东还将继续发光。

自1989年起广东GDP就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提出20年赶超亚洲四小龙,现在只有韩国尚未超过,2019年GDP差距不到7%。我问过广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2020年能不能超过,他说广东人口比韩国多一倍,超过了又能怎样!广东人并不关心超过谁,关心的是真实生活。要生活的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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