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凭什么这么牛?

2021-02-01
苏州两个土特产,其中一个是省长。

编者按:本文来源华商韬略,作者安小曼,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整个苏州,8840平方公里,随便走到哪儿都觉得是可以的。”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叔父从水城威尼斯出发,历时3年半,终于抵达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奉忽必烈之命,马可・波罗巡视全国各地,游过苏州后,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

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能干。但如果他们的勇敢像机智那样优越,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不仅可以征服全省,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

马可・波罗想不到,700多年后的工业文明时代,苏州人民的机智,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成为了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感,超过全省,超过更远的地方。

英国经济学人每年都要发布《全球宜居指数报告》,分别从城市安稳程度(25%)、城市文化与环境(25%)、医疗服务状况(20%)、教育(10%)以及基础设施建设(20%),五个纬度进行考量。《报告》显示:

2016年至2019年,苏州在中国内地排名中,三年连续第一!

2019年,苏州市人均预期寿命83.82岁,位列全国第一。同年,世界各国总体寿命预期排名中,日本以83.7岁排名世界第一,瑞士以83.4岁紧随其后——苏州人比发达国家的人都活得久。

人的寿命与遗传、医疗卫生、经济发展、居住环境等因素有关——苏州没有弱项。

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紧随大势,苏州的生物药品制造增长最为迅猛——翻了6倍还多。

2020年全年,苏州的GDP总量突破2万亿大关。从1万亿到2万亿,苏州用了九年。

一个地级市GDP突破2万亿,实属不易。目前,GDP大于2万亿的城市,只有北上广深和重庆——要么是直辖市,要么是省会城市。

从人口数量上来看,5个城市也大都远超苏州。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均超过2000万,重庆常住人口超过3000万,但苏州的常住人口才刚过1000万。

2018年,时任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明曾自豪地说:“在整个苏州,8840平方公里,随便走到哪儿都是觉得可以的。”

王志明说这样的话是有底气的。

从人均收入上来看,2019年,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68629元,排名全国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2020上半年,苏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84元,同比上涨2.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893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16元。你没看错:

苏州的农村居民,在最艰难的2020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呈上涨趋势,平均每个月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元。

更让苏州人民备感幸福的是,政府仍在将民生工程持续推进。苏州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上半年,苏州全市城乡公共服务支出达到846.2亿美元。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全部呈增长态势,它们分别增长15.3%,27.5%及13.7%。

苏州今天的成绩和当地的企业规模不无关系。截至2021年1月,一个地级市,有144家A股上市公司,36家境外上市公司,占整个江苏省上市公司数量的42.73%——江苏省每7家上市公司里就有3家是苏州的,南京、无锡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仅2020年,苏州就新增上市公司28家,其中A股登陆25家,占全国上市公司数量的6.31%,远超GDP的比重。

苏州为什么这么牛?

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来访时,谈起中国的乡镇企业面露喜色。他颇为自豪地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所说的“异军突起”,最为生动和典型的范例之一,当属苏州。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要逐步把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提上日程。苏州成了最先跟上步调的地方之一。那时候乡镇还叫社队,各县上下的领导班子,打了鸡血一般“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大力扶持社队企业。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料显示,通过整顿现存企业,组织开展横向联合、搞城乡经济联合体、筹资借款等多番操作,苏州的社队工业总产值两年就翻了一番。到1983年,苏州已经成功创办和扩建社队企业2200家,吸纳了超过10万名职工。

这是苏州抢先起跑的第一步,在上海沉浸于“城市化”时,一水之隔的苏州通过发展乡镇工业的方式,率先完成了农村工业化资本积累,缩小了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也为后来的乡镇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1984年5月,继沿海经济特区之后,中国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推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昆山的干部看了眼热极了:

“那么昆山要发展怎么办,要学特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

1985年,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在苏州市昆山县区东侧的一块农田上诞生了——这是苏州抢跑的第二步。

5年后,仅1991年,昆山开发区就新批了20个三资项目,合同利用外资4000万美元,已经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

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昆山开发区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个苏州扬眉吐气。

目前,苏州有14个国家级开发区、6个省级开发区、7个综合保税区及1个保税港区。这些开发区中,除了苏州新区作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在很多的地级市进行布点以外,其余都是像昆山这样一个一个地,经过主动、积极的争取、策划得到的。

昆山晋升的那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了扩大外向型经济发展,第一次来到苏州。第二年李光耀到苏州考察时,苏州市政府就与新加坡展开了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落户于苏州金鸡湖边上。

后来,以三星、哈里斯、超微、日立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以格兰索、礼来为代表的医药化工企业,以艾默生、格兰富、安特优为代表的精密机械企业,云集于此。

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会议预计,2020年,园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2900亿元,占到苏州GDP的14.5%。从1994年到2019年,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已为国家创造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贸和8000多亿的税收。

苏州市政府官网数据显示,仅2020年一年,苏州工业园就认定高企(高新技术企业)744家,有效高企1840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116个;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2630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9600件,同比增长近30%,新增PCT1250件,万人有效发明175件。

第三次抢跑是发展基建。

中国城市意识到要“发展城市基建”,大都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但苏州有这个意识要早十年。

从昆山被列为省级开发区的那年一直到千禧年,是苏州发展基建的初期。在这段时间里,苏州建设的工业园区、城市交通等都已超出其当时经济体量的规格建设,投入消耗之大让人肝儿颤。

2003年后,当全国大部分城市开始大拆大建,抢先起跑的苏州,其早期的基建投入已见成效,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架构搭建完成的情况下,苏州又率先搭上了WTO这列快车。

开发区相继崛起,把经济腾飞的喜悦带给了百姓。但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著作中曾有一句话: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1983年,昆山开发区成立的前一年,为了大力发展乡镇经济,苏州曾提出城乡一体配置资源。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

农民不再外流,乡村社会快速发展。

后来,当开发区相继落地,外向型经济愈发显著,苏州的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开始突出。

人民网的一篇报道显示,苏州工业园早期就业的被征地农民中,有超过1/3处于灵活就业或未主动登记失业状态;配合园区开发的阳澄湖村村民,虽拿到了补偿金,但部分农民失地失业,固定收入显著下降:

2008年,已经由拆迁前的年入2万元,下降至1.2万元。

于是,苏州市政府重提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无非是就业、收入以及公共服务等问题。

在政府的带动下,苏州许多农村集资成立了社区股份合作社,搞起了多元化经营,包括房地产开发,兴建厂房和宿舍楼,同时发展物业管理等产业,以此形成了一批优质集体资产,入股的农民可以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得稳定收入。

以“民发富民合作社”为例,2007年成立时就吸纳了1万户农户入股2.3亿元,后开发建设集宿区,成立6年连续分红9%,累计兑现股红1.38亿元。

十年前,苏州市高新区、吴中区、相城区等地的股份合作社,每户每年的分红,高则10000元,低则5000元——这样的股份合作社,一个街道可能有二三十个。

比分红更重要的是,这些合作社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09年末,苏州农村的非农就业率已达85%;背井离乡打工的村民只占9.2%。这不到一成的村民中,超过80%都去了苏州市里:

几乎没离开苏州的他们,平均每月拿回家现金近2000元。

为了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苏州木渎等23个先进区域,提出了“三个置换和三个集中”。

“三个置换”是,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

置换很成功,苏州基本建立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农村基本实现了全面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农村老年居民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或养老补贴覆盖面达到了99.9%。2011年,苏州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统一提高到500元/月。

“三个集中”是:推动农村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

后来,苏州全市超过九成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超过九成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超过一半的农户实现集中居住,累计140多万农民离开了原本的居住地,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为了鼓励发展农村的金融体系,苏州政府还在农村探索成立金融企业。2010年就建立了32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累计达50家,公司总数与注册资本均居全省第一。

在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苏州市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财力。2009年,全市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36.5亿元。

从2010年起,苏州开始逐年增加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次年规模达到1亿元。

2014年,城镇化率超过70%的苏州,正式晋升为国家试点。5年后的2019年,苏州的城镇化率达到了77%。

苏州的今天,最先得益于先天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紧靠太湖、长江、运河,水运条件得天独厚;临近经济大市上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千年古镇,旅游业资源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苏州人尤其是苏州干部的努力。

有个段子:苏州两个土特产,一个是丝绸,一个是省长。

苏州历任市委书记,在离开后大都得到了晋升。梁保华成了江苏省省长、陈德铭成了陕西省省长、王荣成了深圳市委书记、石泰峰成了江苏省省长……

以昆山为例,曾在9年的时间里,出了4个市委书记、两个省级一把手厅长、江苏省的一把手厅长以及江苏省的副省长。

1992年之前,在没有政策支持,没有经费拨款,甚至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昆山的外资引进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甚至有段子流传:

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

他们的第一个外资项目,需要到南京跑102次审批,昆山的干部全权受理跑完了这102次,拿到了批准证书。此后,“007”式的工作状态,从不对外商说“不”的服务理念,让昆山迅速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

昆山自费开发区,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件触动人心的事,让当地百姓直到很多年后讲起这段辉煌的经历,还会着急地解释:

不是批了才发展起来,是发展起来才批的!

苏州的百姓知道,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观念更开放、更上进,以及有一批敢做事、能做事的人。

昆山被批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那年,江苏省委给张家港派去了一位新书记——56岁的秦振华,一上任就喊出了“三超一争”、提出了张家港精神:

样样工作争第一。

此后6年内,张家港创造了28个全国“第一”:抢到了第一个长江内河港口开发权,抢到了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国家级保税区,抢建了全国县级市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城市步行街……

很多年前,一个苏州干部的报告里说:

不能带民富的干部不是好干部。

有媒体当时想去苏州看看,到了以后就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氛围:干部、事件、项目,全都围着经济转。

苏州的干部们忙得很——如果没事先约好,直接去办公室大概率要扑个空。这些人都是“三三制”:

三分之一国外跑,三分之一国内跑,三分之一留在家里。

人少事多,不耍花架子,是苏州的一贯作风。苏州工业园管委会只有7个常设的职能机构,却承担着与苏州市80多个机构对口的职能。

秘书局行政联络处一个30来岁的干部,名义上负责统计,实际上,苏州市的法制、体改、信访、旅游部门布置的工作也要他负责,开会、汇报、布置落实、督促执行、收集反馈上报,全他一人包办。

当年,苏州工业园项目刚成立时,省、市领导多次向国务院汇报申请,能不能给点资金支持,但每次带回的消息都是不给钱。

中新合资的苏州工业园,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中方占比35%。按照规定,中方这1750万美元要在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3个月内出足。苏州的老领导吴克铨急中生智:

只要新加坡把这笔钱先打过来,他们就可以利用一个时间差解决问题。

新加坡先打过来的钱里,有一部分要被用作土地款——苏州园区动迁农民的补偿安置费。但如果这笔钱可以先欠着,中方就可以直接将其用于出资。

一次拆迁行动,连动迁政策都没有拿出来,农民还是非常配合地完成了拆迁。这番景象,不是随便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能看见的。

这样的配合,源于苏州人民体验过跟着政府和集体走的好处。他们知道,自己的干部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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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