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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的一次性用品

蓝字计划 2021-06-23 18:06

高校里的一次性用品

作者 | 马妍睿

编辑 | 周大锤

原创首发 | 蓝字计划

复旦姜文华案,以一条生命和一个人的前程为代价,把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们推到了台前。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下,他们比互联网大厂更内卷,又时刻面临着滑落的危机。

张瑾就是青年教师群体的一员,凌晨三点,她在朋友圈敲下一行字,“太他妈绝望了,想去死。”

她今年32岁,就职于上海某双一流高校。外人眼里,张瑾算得上人生赢家:家境小康,本人国内985高校博士毕业,在上海做大学教师,前年刚刚结了婚,丈夫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

但是形容自己生活的时候,她用得最多的词是“绝望”。

在激烈的学术内卷,以及非升即走制度的巨大压力下,张瑾出让了自己的生活,还要时刻承担着超额的工作、来自同事们的恶意,这令她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片灰色的海里,能看得见阳光从头顶照下来,但是触摸不到它。”

离开这座围城的方法,只有放弃三十多年的积累和成果,这是如张瑾一般的青椒(青年教师的简称)们无法承担的,他们只能被困在其中,眼睁睁看着身旁的人,又或者自己,从象牙塔上滚落。

高校里的一次性用品

高校里的实习生

成为青椒以前,张瑾的三十年人生顺风顺水,从小顶着学霸光环,硕博连读且顺利毕业,都是家人向亲朋好友吹嘘的资本。

拿到博士学位后,张瑾选择了进入高校任职,那时她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既然能拿到博士学位,说明自己有一定的科研能力;高校任职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是其他工作难以匹敌的;上海市给予了还算优厚的青椒待遇;丈夫也身在上海。

更关键的是,张瑾天性散漫,不喜欢被职场的条条框框限制,那时她觉得,留在高校里能让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

没想到成为青椒没多久,张瑾就发现做青椒和做学生的体验完全不同。

高校里的一次性用品

青年教师的学术压力远比学生更高

陡然升高的学术压力与读博时天差地别,学校给的要求是三年发3篇SCI一区,还要有国家科研立项等考核指标。

除此之外,张瑾还需要担任三个教学班的授课,上千人的课堂,从备课到考勤、出题到阅卷,全部都要亲历亲为——作为从学生向老师转变的过渡阶段,青椒们名义上是讲师,但并没有正式职称,更不能享有助教待遇。

在非升即走制度普及前,讲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正式编制,学术压力也不大。但非升即走出现后,要拿编制就必须在6年时间内经历过层层筛选,以5-10个人对应一个岗位的比例,抢夺副教授名额。

能够留下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至于那些陪跑的人,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抬升学校总体学术产出后,只能迎来作为失败者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比起雇员、教师,他们更像一次性的消耗品。

张瑾后知后觉地发现,在整个高校教职体系里,青椒们就是换了个title的“实习生”。有朋辈竞争的压力、有年终的KPI考核,都需要为了正式的聘请卯足力气内卷,又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和尊重。

“那种被轻蔑的感觉是很明显的,就举一个例子,在食堂吃饭遇见教授副教授他们,人家根本就不稀得和你打个招呼,就是明明白白地用态度告诉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就连学校逢年过节发的礼盒和慰问品,张瑾和她的青椒同事们也都没有。张瑾忍不住和家人抱怨,“我是在乎你发的那几盒粽子水果和购物券吗?我在乎的是,你学校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

做实验、发刊、带课,该干的活一样不少,甚至比许多教授都要辛苦得多,却成为了被规则压迫的“下等人”,这让张瑾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

包围她的还有不断加码的学术压力。

手上的新课题毫无进展,申请的国家科研立项也还未得到批复,为了一组精确完整的对照数据,张瑾已经在实验室泡了快一个月。

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有时她走出实验室,看着已经一片漆黑的教学楼,忍不住自嘲“比生产的驴还要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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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实验室里,是青椒们的常态

张瑾的丈夫不止一次劝她放弃,“做别的工作也挺好。”江苏老家的爸妈也打过几次电话,让女儿回家,“我看你现在比之前读书时还要辛苦。”

但张瑾实在没勇气放弃,当初签订合同时,所承诺的150万待遇必须得等到三年聘期满才能兑现,现在放弃,意味着前两年的辛苦全部付之一炬。

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在身边的所有青椒里,张瑾的挣扎和痛苦十分平常,“失眠的、焦虑的、一见面就互现叹气的,其实是青椒里蛮普遍的现象。”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明显增加,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也在不断增长。

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4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19年,博士毕业生达6.26万人。从1978年-2019年,41年间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从18人到10.52万人的历史跃迁。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增长,意味着进入高校成为青椒的人数也水涨船高。

他们被高校的光环遮盖,无声无息运转着,支撑起巨大学术机器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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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停下的“驴”

萝卜和皮鞭,是引诱青椒们向前的动力。

完成规定年限后可以获得的高昂收入,以及时刻逼迫他们努力的非升即走,都让困在漩涡里的青椒群体内卷加剧。

2014年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率先通过人事改革方案,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此后,其他高校也相继跟进效仿。

非升即走,更准确地说法是“预聘—长聘制”。这意味着,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需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如果受聘者没有在最多两个预聘期内晋升,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通过考察的教师则被授予长聘终身教职,只要未出现违法违规的严重情形,则可聘用至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制度是“舶来品”,其源头是北美的终身教授制,即Tenure-track。

而这一制度在中国能实现的背景,是职称评审权的下放。

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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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关于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截至今年1月,中国已有49所高校实施非升即走制度——它们大多数是“双一流高校”,过去属于“985”和“211”。这些高校们给出的两个预聘期共计6年,也即所谓的“3+3”。

“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等到第6年——国内高校的情况是,从讲师升到副高一般花3年到4年。”张瑾说,这种3年一聘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青椒的焦虑。

如果不能留在象牙塔里,等到走完非升即走的预聘期,他们眼前的选择将会极端有限。大多数青椒和张瑾一样,在30岁左右才迈入教学体系,六年时间,会让他们错过考公的最后机会,也失去在社会里竞争企业就业岗位的可能。

向下,那些非双一流高校的编制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愿意“将就”,也未必遇得上合适的岗位;向上,攀爬象牙塔的道路已经封死,每年都有大批新毕业的博士们加入战场,高校也更愿意把机会给这些没有“失败”过的新人。

在知乎关于非升即走的讨论下,有一位自称学术内卷失败者的网友留言,说被挤出象牙塔以后,他短暂在家楼下的小超市做了几个月理货员,拿着4000元的月薪,让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

巨大的焦虑,驱动着青椒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攒成果”。缺少职称的情况下,以往的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在学术体系里所能获得的资源。

在西南某高校任副教授的刘琛则指出,要被这种制度压迫,也是有门槛的:“我们现在看到‘非升即走’体制下的‘青椒内卷’,主要是集中在‘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最顶尖的那些高校存在的现象。能参与到学术内卷的,往往都是这个体系下最优秀的一批人。”

34岁的刘琛去年刚评上副教授,2016年拿到工科博士学位后,他进入西南地区某“双一流”高校入职。他解释,这有些像互联网行业常用的一个词,“头部竞争”——高校排名,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教师们能拿到的学术资源。

他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人想做学术,他过往的学术水平也高,但一个职业三本民办学校给他抛橄榄枝,甚至是高薪聘请,他愿意去吗?多半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这个学校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根本无法支撑他要做的研究。”

而学术排名越靠前的高校,考核标准往往越严苛,竞争也越激烈。况且,青椒转正是差额竞争,这意味着,即使绝大多数青椒能够完成学校定下来的学术KPI,他们依然要面临优胜劣汰的风险。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张瑾不得不疯狂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当初在合同里写的3篇SCI和国家科研立项只是在这场厮杀中存活的最低标准,她还需要给自己“攒成果”,才有机会在三年后,获得续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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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事件后,复旦给出的回应

即使不断在科研道路上过关斩将,张瑾偶尔还是会感到恐慌,她害怕自己会在聘期结束后面临的考核中,遇到“空降”的竞争对手。

惨痛的教训就在身边,张瑾的一位师姐接受聘期满的最终考核时,续聘名额被空降的博士后抢了,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位博后是手握五篇顶刊的优秀人才。”

听师姐哭诉的时候,张瑾气得咬牙切齿,这位师姐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是看在眼里的,一个星期三门专业课,还要给学院干杂活,申基金、报账都要亲历亲为,研究环境却很差,十五平的实验室都是公用的。

“就拿那个共用实验室来说,电镜开到五万倍就开始漂,XRD基线就没平过,XPS永远能检测出尿素的峰值。就这么个环境,你和外面的博士后比产出,谁能比得过?”

作为整个教职体系中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底层,除了忍受和逼迫自己提高产出,张瑾和她的师姐都没有别的办法。哪怕最坏的结果放在面前,她们也只能让自己挪出位置。

类似复旦事件的嫌疑人这样反应激烈的,实在只是这个庞大群体里的极少数,绝大多数高校青椒们,已经默认了游戏规则的合理性,并且愿意相信,出局只是“倒霉”、“太菜”。

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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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绝路

张瑾不止一次抱怨过,非升即走真的会“把人逼上绝路。”

巨大的效率压力下,非升即走有时候也被青椒们戏称为“飞升疾走”——2019年,中国在155种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连续第十年排在世界第二位。

根据日本NHK的报道,2019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耀眼成果背后,是无数青椒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

为了避免成为“即走”的那一个,许多青椒把全部精力投注工作,而他们的私人生活,不得不成为被妥协的那一部分。

张瑾和丈夫结婚快三年,感情一直不错,双方家长也劝着他们赶紧要个孩子,“说再过几年我年龄大了,也不好生。”

但还是青椒的她,在生育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权,一想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一年后的续聘考核,她只能放下要个宝宝的念头。

刘琛回忆起自己的青椒生涯,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校和实验室里。他喜欢运动,但几年时间里去过球场的次数屈指可数,谈恋爱更是不可能的奢望,“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

有时候在朋友圈看见大学同学晒结婚照、家庭照,刘琛会忍不住想象自己如果没做青椒,会不会也已经有了孩子。毕竟,就连刘琛亲弟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

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刘琛就别无选择,只能熬,“熬到出头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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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是青椒们梦想的终点,也是他们内卷的起点

非升即走,是青椒们面前残酷的竞技场: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以30多岁的高龄走入职场,又在35岁迎来失业风险。一旦被挤出熟悉的象牙塔,几乎没有企业愿意收留这些失落的“学术中年”,也鲜少会有其他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谈起未来,张瑾充满彷徨和恐惧,随着内卷加剧,青椒的考核标准日渐抬升,总有人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自我压榨,换取一个留下的机会。

到现在,她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胜负欲了,“能留,当然最好;但是留不下来,我也没办法。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

客服微信: cyzon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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