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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取消大小周,因为我拥有的东西不多

银杏财经 2021-07-19 15:33

图源:图虫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银杏财经(ID: yinxingcj),作者列弗特 编辑汪小楼,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字节跳动取消大小周了,但并没有出现集体欢呼的场面。

有人说,这说明过去这么多年互联网行业的红利消退了,写代码、编程序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高薪职业。

对这种看法我是赞同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互联网也不例外。

早在5年前,王兴就认为互联网进入了所谓的”下半场“。在这之前,先是PC用户群体的快速增长,然后是移动互联网的爆发,直接的结果是计算机变成了”宇宙机“,computer science成了几乎所有高考生的plan A。

伴随这场从拓展增量到争夺存量的战略转变拉开序幕的,是让众多中小型创业公司倒下的资本寒冬和VC机构抱怨的良好投资标的稀缺,这看似矛盾的叠加态就像70年代美国人面临的“大滞胀”。

在这互联网的”下半场“,好的项目有多缺呢?看看当时摩拜和of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生意就明白了。

用ofo创始人戴威的话说,他们火到融资都不需要BP。想分一杯羹的投资人排起了长队,就像今天ofo等着退押金的用户一样。

与此同时,其他领域的风险投资则处于冰河期,各地的创业孵化器不断传出倒闭消息,很多这周还在运转的创业公司,下周创始人就回老家种地了。

互联网行业这种乏善可陈的局面,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可预料的未来似乎都没有改善的希望。

这不,几个月前几家互联网巨头还因为惦记老百姓的几捆白菜、几斤水果被人民日报点了名。

难怪有人感叹,互联网英雄主义的时代落幕了。

这听起来多少带点伤感了,不过我倒不至于有这样的感慨,多新鲜啊,这世上哪有不落的太阳和不朽的荣光呢?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作为一个普通人,从来都不是英雄,所以相较于英雄主义,我可能更怀念人民万岁的时代。

所以咱还是聊聊普通人的事儿。

在宣布取消大小周之前,字节跳动新任CEO梁汝波在例行OpenDay上公布了一项调研结果:字节公司内三分之一的人不支持取消大小周,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这也使得当时取消大小周在字节内部成为悬而未决的议题。

也就是说,明确支持取消大小周的员工占了绝对少数。

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颇为意外,这跟他们过去几年在网上冲浪感受到的民意完全靠不上啊。

如果有人就提前开个盘的话,估计又是妥妥的赌狗末日了。

毕竟过去两三年,你要是在网上不叨叨两句内卷骂骂996,那基本说明你没有参与到广大无产阶级内惩工贼、外斗资本家的伟大斗争中来。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知乎上之前有个叫李建秋的KOL,就互联网大厂的996现状发表了一点偏离主流意见的看法。

然后就有个“如何评价李建秋关于大公司996的看法?”的问题,下面累积了上千个回答,基本上全是反驳他的。

舆论与现实的上述差异,并不是又一个“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例子。

网上旗帜鲜明地批判996的字节员工,在参与调研的时候也一定义无反顾地投了反对票。

关键的疑问在于为什么他们后来沦为了少数?为什么大多数始终保持了沉默?

对此,我们可以尝试把它简单的总结为: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跟字节跳动一样不愿放弃加班的普通人,在中国还有很多。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远远比不上互联网的程序员。

之前网上流传着一份富士康深圳农华的招工海报,根据海报上的说明,富士康流水线上一名典型的操作工,前三个月试用期的基本工资只有2300,第四个月转正后调整为2650。

这在扣除五险一金后,刚刚能够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基本上在富士康上班的工人都严重依赖加班费,由于时薪较高,他们甚至希望能多加班。

最终,加班费在整个工资结构中的占比通常超过50%。一个在富士康到手薪资相对靠前的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加班强度不会低于典型的996社畜。

而人物杂志在去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的社会调查文章,其中描述了在系统算法下,外卖骑手受到派送时间不合理、规划路线含逆行、超时高额罚款等多重问题的困扰。

尤其是平台算法的不断精进,相同距离的规定送达时间不断缩短,外卖骑手的更短的送餐时长,又被作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给反馈给算法,最终导致外卖骑手被束缚在了不断加速的数据怪圈中。

该文章一出便刷爆了社交网络,两家外卖平台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推出了允许顾客多等几分钟的功能。

那么现在一年过去了,外卖骑手面临的困境有明显的改善吗?

这场外卖舆论,或许引起了人们对算法涉及的技术伦理的关注,也或许激起了许多人对外卖骑手的同情,并在无形之中化解了几个差评。

但归根结底,今天的外卖骑手依然面临着,去年就饱受批评的约束。

他们仍然需要抄近路,仍然面临超时的高额罚款,也仍然会在等电梯的时候踢几脚整几句国粹。

与算法相关的技术伦理问题,并不是不需要被关注,也不是批评普通人对骑手的同情是廉价的,这些东西都在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向好,但本质上它们都没有解决最初所希望解决的那个问题。

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问题。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外卖骑手这样的工作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干,那只能说明,其他可供选择的职位并不明显优于它。

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提供充分的优质职位供给,那其它的做法或许可以治标,但一定不能治本。这是社会问题,需要平台和所有人去共同努力改善。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里面有句话: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不知道有多少北漂的人,曾经想趁早高峰人最多的时候,在西二旗把这句话大声地喊出来,不过到最后都始终没有真正积聚起这么做的勇气。

凯鲁亚克作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干了很多别人人想干但没干的事,也干了很多别人不想干或者觉得不该干的事。

我们这代年轻人跟他们那代beat generation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不是指我们也是”垮掉的“(他们也并没有垮掉),只是说我们面临的困境、内心的纠结与反抗跟他们颇具相似性。

当然,也许他们当年比我们活得轻松点。

最初看到”好心的旅行家“发表的躺平宣言时,我觉得他就是中国的凯鲁亚克,他的话充满了哲学意味和先锋气质:“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之前环球时报出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唤醒》。

文章提到,“与其说它是一种严肃的人生哲学,不如说它是年轻人面临奋斗困境时释放情绪的一个工具,是那些年轻人自嘲和彼此安慰及鼓励的网上话语纽带“。

这大体是没错的。李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拧螺丝,张华骑着电瓶车送外卖,而你可能在后厂村写代码。

大伙不一定都有光明的前途,但都干着自己该干的事。大伙在网络上可能口嫌体正直,在生活里却还是唯唯诺诺。

我们这代年轻人在未来或许依旧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观,但我们依旧相信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垮掉的一代喊着“要Z爱,不要作战”口号,却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

我们也同样会创造或者说经历我们的历史。而对于996和取消大小周的争议,凯鲁亚克的那句 “因为我很贫穷”。

更合适的下半句应该是“所以我拥有的东西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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