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I资本龙宇对话张小珺:新时代的美德是“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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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而是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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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海不要轻视地缘政治和当地监管,要把理解当地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更不能以‘卷’的心态出海,要为当地创造就业。贸易摩擦高发期正是机会出现时,我们要做减少摩擦的事情,比如跨境汇款、外汇管理、智能物流等。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而是商业机会。”

——BAI Capital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龙宇

BAI Capital成立于2008年,前身为欧洲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迄今已成功投出40余家独角兽企业,完成18个IPO,代表案例包括联易融、网易云音乐、顺丰同城、易鑫、叮咚买菜、BIGO、Stori、Keep、乐荐、图达通等。

早在2015年移动互联网出海的初代浪潮中,BAI便凭借其天然的国际化视野,在龙宇的带领下,率先布局海外市场。“China-Based Global Company”由此成为其长期坚持的重要投资主题。

在海外市场的深耕中,龙宇对中国企业出海、AI、新一代创业者等话题有着很深的理解。4月17日,在创业邦2025璀璨女性影响力大会上,龙宇就以上话题,与腾讯新闻科技主笔、《张小珺商业访谈录》制作人张小珺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以下为对话内容,由创业邦整理发布:

一、出海:任何时候都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张小珺:你过去花了很多时间在海外,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如此关注出海?

龙宇:中国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我创立BAI资本之前在一家德国公司贝塔斯曼工作,还亲手关掉了其中国书友会,因此我对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很深的身份共鸣的。我从不觉得“出海”是个命题,我的生活状态一直是频繁出差,去欧洲、美国和世界各地。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有国际化意识和行动的中国创投企业,当时出海的紧迫性远没有今天突出。

张小珺:全球化仍有许多问题,包括关税战等。你如何看待这一轮关税战?你认为如今对创业者而言,是一个全球化更好的时代,还是更差的时代?

龙宇: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一轮关税战会持续很久,其情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蔓延,大家也开始质疑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我认为这一轮关税战不是国与国之间、而是新势力与旧势力之间的摩擦,是全球民粹主义对原有国际秩序的挑战。企业不应仅从国家关税的角度看问题,而应将其视为融入全球社区与生态、适应新商业秩序的契机。基于这一逻辑,先打造匹配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再构建相应的组织形态,或许才是更合理的发展路径。

张小珺:你会鼓励今天想要出海的创业者们吗?

龙宇:我肯定会鼓励。但今天仍希望出海的创业者,心态上不能是为了逃避国内竞争,抱着“降维打击”的幻想去海外碰碰运气,而应该建立在足够的自信基础上。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打下了坚实的全球化基础。中国企业也不是第一天走出国门,供应链早已带着我们走到了东南亚、墨西哥、欧洲等市场。同时,像TikTok这样的软性服务也已经向世界证明,中国企业具备实现全球性成功的普遍性能力;DeepSeek也已经证明,中国在全球技术最前沿的领域,无论是在To B还是To C端都有巨大的声量和信心。所以我鼓励大家出海。

当前的高额关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其在短期波动下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企业普遍不愿投入,尤其不愿进行长期投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此时要思考国际化的路径(我这里说的不是“全球化”),那么问题的核心将是: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在哪些商业方向上,有可能实现更有突破性的进展?答案很可能指向一种“Glocal Approach”,也许是在服务领域的“Local to Local”。企业可以将自身的品牌能力、经验积累、用户洞察和组织策略迁移到海外市场,在当地创造就业、创造机会,通过强有力的商业组织能力,来解决那些不太受关税影响的本地服务与本地供给问题。

张小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别是什么?

龙宇: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宗教。很多人觉得只要是相对效率最高的东西就能在外“降维打击”。但我们团队特别避免用“卷”这个词。“卷全球化”是一种过于简单粗暴的理解方式,认为全球贸易和交流应当完全建立在理性分工的基础上:谁的效率最高,谁就承担相应的生产环节,其他国家便从其购买产品,每一个经济体都理性地占据全球价值链上的最佳位置,实现最优配置与最高效率的交易。但现实远比这种理想图景复杂得多。各国在推动本国就业、保护本土文化、调节地区发展差异方面,往往会设立各种壁垒。而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再分配机制也极其复杂,使得这种“理性分工”难以真正全面落地。

国际化在全球形成几个区块和壁垒后,更强调准确性。现在没有简单按价值观或地缘划分的阵营了。比如,中国离东南亚近,大家认为会比较熟悉。但东南亚千差万别,从语言、政治、宗教到治理体系透明度都跟我们不一样,甚至可能还不如遥远的墨西哥跟我们更像,起码墨西哥的GDP和我们一样。

所以我说的国际化是:第一,没有全球大一统的标准了,不会再出现像Google、Facebook、Microsoft这类单一标准能卖到全球的产品;第二,每个地区都需要认真研究,要基于当地需求和自身能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圈层、一个社群地去精准突破。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可以结盟的力量,必须有清晰判断。在这个充满博弈的时代,“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基本功。即便是AI这样的前沿技术产品,也必须明确要在哪个市场形成突破和沉淀,时间表与路径设计都要精准到位,几乎没有容错空间。你选择进入哪个国家,往往从第一天起,就已经决定了整盘棋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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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珺:有没有优秀的国际化样本可以参照?

:我想讲一下我有亲身经历的墨西哥。墨西哥从前其实从未作为一个国家在大家的关注点中出现,因为它对中国人来说太小、太远了。大家说起墨西哥时可能就会想到拉丁美洲,但其实如果你翻开Wikipedia就会发现,墨西哥位于北美洲最南端。一百年前的“墨西哥帝国”曾经是美洲最大的国家,后来战败割让了大片土地给美国,所以墨西哥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与美国经济同频共振的。

墨西哥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美国的“五环外”。如果把墨西哥“切开”来看,会发现它是一种“双速结构”:一半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另一半则处于衰退或停滞状态(尤其是那些在美墨加关税夹击下被迫流离失所的农业人口)。这种分化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墨西哥整体的增长潜力。

其实,墨西哥并不是一个“后来者”。早在1968年,它就已举办奥运会了。墨西哥工业基础深厚,今天,它已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基地。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就已陆续将半导体、汽车、消费电子等制造业系统性地转移到墨西哥。这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趋势”,墨西哥的蒙特雷,已连续经历了二十年的繁荣。

文化心理上,墨西哥人与把他们当作“保安、保姆、司机”的角色的美国相对疏离,反而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反而抱有更多尊重和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正好契合墨西哥的消费结构与文化需求。因此,我们看到滴滴、小米、华为等品牌已在墨西哥深耕多年,不仅赢得市场,更赢得了民间的尊重与信任。

我们投资的一家华裔创立的数字银行Stori,也成了墨西哥的国民品牌。中国的金融科技在风控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对于处于和中国类似发展阶段的墨西哥来说,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相较于美国所输出的经验体系,中国的做法往往更接地气、更贴近本地实际。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当我们精准进入某个国家市场,深入理解其内部运行逻辑,并将中国的经验以系统化方式输出时,所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简单的技术复制。我们不要以“降维打击者”的姿态进入市场,而应以贡献者、服务者的角色,真正为当地构建起包容性、普惠性的金融服务体系。

张小珺:这也是“Going global is going local”的生动表达。

龙宇:对,是“Glocal”。这个词在西方管理学被强调了二十多年,中国人以前不太提,因为我们国内市场太大,出去就是降维打击。但其实是当时面对的挑战还不够大。

张小珺:创业者出海常见的误区是什么?

龙宇:十几年前,印度也曾是出海热点。那时我们投了一家名叫 Club Factory 的公司,由两位斯坦福归来的创业者创办。他们完全以理性出发,用算法精算模型推演,在“10美元包邮”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实现盈利。算法告诉他们印度的ROI最高,于是他们调动中国供应链资源,全面押注印度跨境业务。

当时我们也曾建议:是否考虑布局第二、第三个市场,以分散潜在风险?但他们深信模型的理性假设,认为只要数据成立,就不会出现问题。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变量:不是经济学原理起决定作用,也不是市场需求主导局势,而是地缘政治的突变。就在业务飞速扩张、跻身印度电商市场前三时,印度政府突然出台政策,全面打击中国企业。Club Factory和Bigo、字节跳动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

因此,第一,要重视地缘政治和当地监管,把理解当地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第二,不要以“卷”的心态出海,而是要创造增量,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为当地创造就业;第三,贸易摩擦高发期正是机会出现时,我们要做减少摩擦的事情,比如跨境汇款、外汇管理、智能物流等。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而是商业机会。

张小珺: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科技出海?

龙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科技含量肯定很高,尤其是在消费科技方面,我们积累更多,这是自然的比例问题。中国在制造业方向上有许多先进经验,制造业只是基础,上面还有很多衍生。比如奢侈品行业,我刚从东莞一家奢侈品公司的设计工作室过来,有三百多位中国女性在实验室里,负责从设计需求到设计方案,再到数控机床,3D打印、3D成像和流程管理等几十道工序,所以生产出来的包包轻、软、柔、耐磨,满足设计需求。全流程独立自主,这就是秘密武器。

中国有输出,是因为中国有积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有一万个工程创新发生,这些创新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的关系。所以当然要出海。

二、新时代的美德是“克制”

张小珺:现在虽然不是全球化的好时代,但DeepSeek、TikTok、小红书这些企业,已经在全球化了,你怎么看?

龙宇:这就是信心所在。DeepSeek这家公司姿态优雅,以“开源到底”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在AI领域的强大实力,消除了外界对中国是否在追赶甚至超越欧美国家的质疑。梁文锋带领一群未受欧美教育体系影响的年轻人,展示了君子之道,和而不同。

我第一时间找到我在OpenAI工作的侄女,当然,我没有向她询问任何关于商业或技术机密的问题,只是想了解一下OpenAI内部对于DeepSeek“横空出世”的氛围和团队的真实反应。

她向我确认,从Sam Altman到一线工程师,确实都对DeepSeek的创新表示尊重与认可。这并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真诚的称赞——因为这是OpenAI成名后,第一次遇到来自美国本土之外的真正“合格”的、“值得尊重的”挑战。

毕竟,OpenAI如今已是一家拥有2000多人的大型组织,他们正在面对很多从初创公司成长为大企业的现实挑战。而对于来自创新者的竞争——尤其是在被全球聚焦的技术赛道中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事实上,在OpenAI内部,也有多个团队正在推进类似级别的工程创新。DeepSeek和中国的团队将优先级放在了“降低成本”的方向上,而OpenAI,则将战略重心放在了“下一次大招”的准备上——进一步提升模型能力,从而巩固甚至拉开领先优势。这其实是一个策略选择问题。

再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实:OpenAI内部的华人工程师大约占比接近三分之一,不仅有ABC(美国出生的华裔),也有持绿卡或工作签证、英语不太流利但编程能力非常强的技术人员。而工程师和研究员占比第二多的群体,其实是东欧人,比例和华人差不多。第三大群体是美国本土工程师,占比约20%以上;第四是印度裔,大约占10%,其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女性工程师。

大家猜猜OpenAI最佩服DeepSeek哪一点?那就是他们怎么想到要把思维过程在UI中展示给大家的?直接把“缺点”变成了“卖点”,成为了一个对消费者端的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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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珺:所以DeepSeek是把“慢”这一不足,变成了优点。

龙宇:对,消费者认为解释了推理逻辑很厉害,这也是OpenAI尊重的点。刚才小珺提到的DeepSeek、TikTok、小红书都是非常成功的China-based global company。美国一些公司能成为全球一流公司,不是因为它们设立在美国,而是因为它们是American-based global company。中国已经证明了我们不仅有公司,还有组织。正如DeepSeek没有说自己是公司,而是实验室,和OpenAI的组织形式类似,都是为人类文明推动科技向登月高度攀登做贡献。

张小珺:你觉得DeepSeek带来了怎样的蝴蝶效应?

龙宇:首先,它给全世界带来了信心,让大家知道美国的“例外主义”是可以被挑战的,AI不是只有算力驱动这一解法。此前,对AI算力的过度追捧,给资本市场造成了一种误导:不再相信创新和分布式架构,而只关注谁能囤最多的算力和芯片。

DeepSeek给了全世界开源社区信心。它让大家相信,丹麦、乌克兰、英国、法国、东欧等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15-200人之间的团队,实现这样级别的工程创新。DeepSeek也给了中国信心,让大家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春节,就连码农远在三线城市的父母也可以准确地发音“DeepSeek”。

张小珺:你觉得DeepSeek为什么放弃了滔天大流量?

龙宇: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的建议,新时代的重要美德是克制。DeepSeek虽然是当红炸子鸡,但它决定每年只投入它能赚来的几十亿人民币,当然这也足够用于支持它的研究和独立运营。梁文锋没有接受外界大量资金,也没有追求巨大的C端流量,而是专注于模型突破。听说公司招聘也非常严格,虽然最有理想最聪明的人都挤破了头,他们仍然控制人数,以保持高密度的创新氛围。相比之下,OpenAI已经有两千多快三千人,正是管理难度最大的规模。梁文锋通过有节制地减法,保持了DeepSeek的高效和专注。

三、AI浪潮中,90%创业者有机会逆天改命

张小珺:AI成为了科技的大趋势,你们对AI有什么观察?

龙宇:我们每天都在看AI。我2018年就飞到泰国和一个斯坦福教授探讨强化学习方向。大家只看到最近的爆点,但我们一直在持续跟踪AI,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AI基础模型发展迅速,让创业者的核心竞争能力的比拼归零了。约90%的创业者仍有机会通过提升产品感知、组织能力和执行效率来重新竞争。关键在于能否洞察用户需求、贴近To B客户,这些因素能让产品体验在短期内提升十倍。

我们没有狭窄聚焦于所谓“AI原生公司”,我们认为不存在纯粹的AI原生公司,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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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珺:这是一个很大的非共识,你觉得AI原生公司不存在?

龙宇:我觉得纯粹的原生态AI公司不存在。AI正迅速普及并走向民主化和商品化,成为一种广泛共识。虽然部分创业者专注于推动AI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进步,但90%创业者将重点放在如何用好AI上,不仅是简单的APP层面,而是将AI深度嵌入产品中,或基于AI能力构建自身优势。

以前创投大会有互联网投资人、移动互联网投资人这些分类。如果现在有人说自己是AI投资人或专门做AI的创业者,三年后可能会被笑话。AI做得好的企业,不一定是在AI大模型上最强的。比如腾讯就是凭借海量用户,通过AI将用户体验提升到惊艳的程度。

张小珺:接下来对AI有什么判断和预测?

龙宇:首先,AI的基础设施确实存在泡沫。我们和美国很多投资人交流过,他们都在放缓投资。大家也看到,数据中心的很多合同执行也在变慢。过去一年,美国企业在AI的基础算力和人员战略储备上投入巨大,这种投入大多是出于“错失恐惧症”(FOMO)。去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AI是主战场,坚决不能错过,进行了超预期的投资。到了今年,大家都在消化这些投入。但我坚信AI是全人类的总集,是我们能走出的一大步。尽管短期内存在泡沫,但我认为变革性的实质应用将在三年内落地,改变我们生活的根本层面。

四、大量女高管在做创业级别的创新

张小珺:你做投资已经快20年了,你认为这一波创业者跟你之前见到的创业者像吗?差别在哪?

龙宇:非常不一样。这代创业者有松弛感,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正优秀的创业者都保持了自己的节奏,没有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们挺从容的,认定这是常态。

张小珺:是不是野心没那么大了?

龙宇:不是,是安全感更强了,野心还是一样的大。不是说这个世界不行了,我就缩回去做小而美的生意。而是知道世界要变了,他们一直在“大海” 闯荡,知晓洋流的温度。现在的创业者不是没见过世面的 “小舢板”,而是有大目标的 “捕鲸少年”。尤其DeepSeek让大家更相信了“为什么不能是我”,“还可以是我”,而且不那么着急。中国创业者在心态上没那么“穷”了。

张小珺:DeepSeek做出来,和松弛感也有很大的关系。

龙宇:DeepSeek是一个松弛感很强的公司,至今都是。现在大家很少提“狼性”这类词,这是好现象。创业者可以像优雅的豹、狮子,甚至熊猫——有观赏价值,也是一件好事。

这一代创业者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强,能成为Global Citizen,80%以上都会去思考面对一个全球环境该怎么样,而不是局限于中国市场内部此长彼消、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狭隘争夺。大家节奏上不用着急,慢慢来,我们都能活120岁,都有机会,只要能留在牌桌上就行。此外,现金流健康和用户价值非常重要。

我认可的优秀创业者和上一代非常不同,两代创业者不同的本质是,上一代靠的是绝地求生、卧薪尝胆的狠劲,下一代则是站在他们肩膀上,更从容自信地打长期战役,而不是战斗。

张小珺:是你喜欢的那种“优雅”吗?

龙宇:对,优雅就像常山赵子龙那样,在乱军中取上将首级。优雅是看到每年30%的净利润,还能每个月翻50%,这种曲线难道不优雅吗?

张小珺:这些年女性投资人或创业者变多了吗?

龙宇:没有变多。女性投资和女性创业者在整个大样本中是少数,但是是很重要的存在。

希望大家不要把“创业”这个词狭隘地理解为,只是自己成立公司。在中国的大企业或跨国大企业里,女性一号位和高管的比例极高,她们在日常业务中做着创业级别的创新和挑战克服,非常了不起。希望大家不要只看到女性在创投群体里的弱势,而忽视了女性在管理、产品和组织里的巨大贡献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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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珺:你是怎么长成你现在这样的?

龙宇:我年过半百仍保持乐观,是因为我每天都能和优秀的创业者及职业女性互相激励。恐惧往往源于对宏观形势的过度分析,当发现无法从机理层面推导时,就会觉得一切都是连锁反应,无法准确预测,能说准确预测的人其实是敬畏之心不够。

中国女性在就业比例、受教育比例和管理职能比例上都是全球最高的。中国文化接受女性作为同事、同行、下属和上司,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应该为此庆祝,感谢父母帮我们带孩子,感谢文化的支持以及丈夫们的尊重。中国女性已经建立起一种可输出的系统性领导力。全球猎头公司在研究女性领导力有哪些可以抽象的品质和数据时,其实都是以中国女性为绝对样本的。希望大家关注,在一流跨国企业中,有多少中国区女CEO最终成为全球CEO。我相信未来十年,这个数字会大幅增长。

张小珺:关于全球化和创业者,分享一下你观察到和思考的非共识?

龙宇:这个可能也不算是非共识。很多人说逆全球化是近几年的事,其实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逆全球化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那场金融危机让世界意识到全球化下的分配机制存在深层不平等,各国也开始本能地收缩与自保。到了2016年,英国脱欧,等于是全球化秩序的一次“试探性断裂”小实验。我们当下所处的状态,并不是逆全球化的开端,而更像是一场加速撞到南墙又回来的尾声期,各国正在做一轮极限压力测试。今天如果继续温水煮青蛙,继续拜登的经济学政策的话,全球化其实还可以以一种“拖”的方式延续更久。我甚至在想,会不会迎来一场类似甄嬛传的剧情反转——在经历一次真正的剧烈震荡之后,全球化反而回归到一种新的“平静”,甚至关税政策都会回到几乎是合理的水平。除去半导体、医药这些核心安全领域,大部分国家反而可能比我们更早、更快接受一种“局部全球化的回归”。

张小珺:有没有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创业者,但你不喜欢?

龙宇:有。现在是三步一谋的时代,不是一步三谋。有些创业者太着急,执行力过强可能会走上不归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稳,聚焦在变化中的不变,有定力做减法。我对那些在动荡环境中过于“犀利”与“精准”、频繁输出成功学、“紧跟潮流”的创业者,始终保持一份警惕。行动太早、说得太满、定得太快的人,往往最容易被自己的叙事所裹挟,甚至把自己先说服了——却未必经得起真正的不确定性与周期考验。我觉得现在应该沉下心来闭门做自己的东西,守住大变中的不变,“机理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紧跟潮流的创业者是我所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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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业邦璀璨女性影响力大会及榜单】

自2013年起,创业邦通过“科创女性影响力大奖”,持续见证那些时代浪潮中的非凡女性,记录她们以智慧与勇气书写的璀璨篇章,并通过每年春季的大会彼此链接,激励更多商业女性勇敢探索人生新篇章。

4月17日大会现场,2025值得关注的女性创业者和投资人榜单正式揭晓并颁奖。今年上榜的女性创业者:她们平均年龄为43岁,97%为硕士、博士,近1/3的女性创业者出生于江浙两省;80%为首次创业,平均累计创业时间7年,67%创业前是企业高管,23%是科研人员;创业赛道集中在医疗健康与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能源电力与汽车交通等领域;所在企业平均估值26.6亿元,历史总融资额6.1亿元且有5家企业已经在2025年发生新融资。

今年上榜的女性投资人:她们超八成是硕博学历,平均投资年限11.6年,平均年龄42.4岁;投资方面:2024年共投资116.7亿元,平均每人投资9个项目;退出方面:2024年平均退出6个项目,近三年平均退出回报倍数最高者近60倍;关注领域:重点关注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赛道;投资阶段:近九成投资人投资早期项目;投资风格:科技投资和价值投资是她们的投资主线。

2026年创业邦值得关注的女性影响力榜单已经启动,欢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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