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贾良屿，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近期最大的新闻当属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失火。大火还没被扑灭时，在一片“去过派”、“没去过派”和“圆明园派”的刷屏中，法国第三大奢侈品集团开云（Kering）集团的老板，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先生宣布个人捐出1亿欧（约合人民币7.58亿）用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重建。消息一出，震惊四座。几个小时之后LVMH集团也宣布捐款2亿欧（约合人民币15亿）。
开云集团是Gucci、Saint Laurent、Balenciaga的母公司，LVMH集团则拥有包括LV、Dior、Fendi在内15个一线品牌的第一大奢侈品集团。除了感慨包包公司除了有钱还有情怀之外，大家最大的疑问应该是——这些老板这么大方为了什么呢？
企业家为什么要做慈善？
大家可能知道，奢侈品牌有捐赠修复历史古迹的传统和惯性。至于其他理由，还可以从对家族、对企业和对社会三个方面的帮助中寻找。
对家族，践行慈善外树形象内筑精神
首选，这类捐赠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奢侈品和艺术天然具有联系，像巴黎圣母院这种具有全球极高知名度的古迹，出了如此大的事故，是很少见的。“参与重建”能够把家族形象、公司品牌与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传世艺术结合起来，投资的价值非常可观。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家族慈善事业还可以影响一个家族的运道——纽约的地标建筑之一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一个实例。家族最早是依靠墨西哥、阿拉斯加的矿山，与J.P摩根一起获得了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在其后的近百年里，虽然没有出现像先辈一样雄才大略的商业枭雄，但由于古根海姆家族追求艺术、学术的传统，每一代成员都保持了良好的素养。发掘阿佛洛狄忒神庙等一桩桩壮举铭记在中央公园旁精美的博物馆里，就像一个活广告，使古根海姆家族也始终作为美国一流贵族屹立不倒。
就家族内部情感而言，王永庆以父亲的名字设立“长庚医院”，曹德旺以父亲的名字命名“河仁慈善基金会”，鲁伟鼎继承父亲遗志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家族慈善从基因上就有长辈对小辈期许的意思——在点滴实践中体会帮助他人的快乐，在直面苦难时学习感恩和加倍珍惜。这份“正能量”的事业最容易让后辈与前人产生精神共鸣。
实际上在海外的家族中，经常有开始退休的祖父母担当起积极角色，带领孙辈做慈善的情况。祖父母辈可以重新感到自身的权威和来自小辈的倾听，帮助其及时放手家族主营产业；对孙辈又弥补了父辈过度繁忙无暇提供的家庭温暖和价值观传导，是凝聚家族精神的好方法。
对企业，慈善架构外强治理内辅接班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善用财富帮助他人，能够更好地建立与政府的关系。早在2013年，开云集团的老板皮诺家族，就曾购买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兽首，无偿归还给中国。这一举措无疑提升了整个开云集团在中国的好感度，和中国政商各界，都有了良好的情感积累。
更进一步讲，慈善极强的利他属性经过合理的设计，甚至可以控制一部分商业实体，避免恶意收购。目前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会宜家基金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特拉普先生，出于企业永续存在的愿望和“促进支持建筑和室内设计创新”的公益目的，把高达370亿美元的宜家集团全部股份，都放在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Stichting INGKA Foundation）、英特罗格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这一系列的慈善基金会里。企业的税负也从行业通用的18%降低到了3%。
从治理架构看，以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为例，五人董事会中创始人本人和长子各占一席，可以修改基金会的章程。而在宜家集团控股公司中，由次子在担任董事长，这样就完成了家族对基金会和公司的双重控制权。
系统化地做慈善在辅助企业接班上也有独到的效果。万向集团鲁伟鼎家族总额数百亿的家族慈善基金，给还未成年的长子设置了董事席位。从18岁起，年轻的家族成员就可以和各位长辈一起思考慈善项目的设计、挑选和实施。既能够学习组织运行规律和管理逻辑，也可以在做事中得到父辈更直接的言传身教。
正像哈佛大学研究所指出的，金钱固然可以带来各种物质享受和不凡体验，但强大的力量并不依赖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支配金钱。（伊丽莎白·邓恩：《幸福的金钱：智慧花钱的科学》）
对社会，企业家做慈善效率更高、内容更广
在加拿大，非盈利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2.3%，在美国这个比例也高达9.2%。国际上把从业人数占比超过全国总劳动力5%的行业，算做是一种主导型产业。这意味着在包括英法美在内的全球40多个国家里，慈善事业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另一个与我们常识相悖的事实是，在全球慈善机构的资金来源里，慈善捐赠平均仅排第三位，只达到14%。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费用收入占比50%，政府拨款占比35%。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捐赠在全社会慈善资金来源中并不占主导，但企业家的慈善实践却是整个“善”经济的中坚力量。
因为企业家“像商业一样经营慈善”——这是1920年代第一家现代家族慈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本原则。到现代，盖茨和琳达慈善基金会在第三世界致命疾病疫苗上的研发持续领先于公共医疗体系。30岁出头的扎克伯克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在公司化运营和前沿技术的投资上更为激进。
台湾前首富王永庆将价值1000亿新台币的台塑股份注入长庚医院，坚持非营利原则，但以市场化手段运营和管理医院，将医院运营所有利润设为公益资金，用来滚动发展，继续壮大医疗事业。数十年下来，成绩斐然。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推出的纪录片《亚洲新视野：台湾医疗奇迹》中，就将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健康状况领先全球的医疗奇迹，归功于这家民营医院的推动。企业家擅长的高效、创新使他们成为“善”经济的中流砥柱，这种想做事、能做事的使命感即是动力。
中国也正在快速走向这个轨道。根据民政部官方数据，截至2019年1月底，中国有各类慈善组织5285家，年捐赠额持续破千亿。碧桂园主席杨国强发起的基金会累计已向社会实际捐赠超过48亿元，万向集团鲁氏家族也在去年“十一”之前完成了旗下多家公司股权资产的慈善安排。亿级支出越来越多，中国“善”经济的时代正在到来。
中国企业家慈善实践
企业家们的慈善实践逻辑严谨、精密计算、效能非凡，不靠眼泪和悲情，而是展示成长的可能。加上绝对透明的财务，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合作伙伴和大量公共资源的接入口，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打法和特点：
第一，模式上国际化、科技化
在研究学习欧美国家慈善领域的先进经验上，已经有许多企业家做了积极尝试。2013年马云加入了国际生命科学突破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其他三位捐助人都是全球新经济顶尖商业巨头：俄罗斯的尤里·米尔纳（DST Globl创始人）、美国的谢尔盖·布林（Google联合创始人）夫妇和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联合创始人）夫妇。类似的合作、交流、学习能够帮助企业家打开思维看到更多选择，机构化、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地做慈善。
科技赋能慈善的力量也非常强大。蚂蚁森林是很多人日常的娱乐，便捷的入口甚至能让人在上下班之余帮助库布齐沙漠种树。腾讯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每年都要刷爆朋友圈，网络平台给更多慈善项目以机会。深耕素养教育的真爱梦想基金会，2018年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了29%的捐赠——累计1040万人次，捐赠超过4800万元。这不仅意味着募资额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帮助更多人了解慈善的价值，分享成长的快乐。
第二，领域上细致化、多样化
在慈善相关的环保、医疗、教育、扶贫各个领域，都有民营企业家的智慧绽放。
上市公司碧水源是净水设备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由于行业的原因，他们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各地饮用水质量的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家族就开始在农村捐赠大型净水站。一台造价几十万的净水设备可以解决一个村子的饮用水卫生问题，迄今已经有数百村子得到过他们的帮助。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发起的国强公益基金会自2010年起，帮助乡村发展绿色产业盈利。在支持乡村修路建房、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引进专家给村民送技术，市场价提供种苗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社，“授人以渔”，形成一个年销售数千万的致富产业。
这折射出作为第一线接触、解决各类问题的人，企业家们往往有细致的观察和思考。2017年笔者帮内蒙一位企业家设计并成立的首单家族慈善信托就是在一个非常细致的领域上资助艺术家成长；有不止一位企业家咨询过，如何通过寺院捐赠资助慈善项目。在那些我们不了解的角落，有许多企业家在殷殷记挂、拳拳相助、默默帮扶。
第三，人群上年轻化、专业化
国内“善”经济最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青年企业家正在将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责任，作为人生发展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使命。
前不久，在中意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正式发布的“国际创善联盟”，就是旨在陪伴青年企业家创新创善联合行动的专门组织。据老牛兄妹基金会理事长、“国际创善联盟”联合主席牛犇介绍，它的愿景是为中国青年慈善家构建创新向善的社会咨询支持体系，为国际青年慈善家创造最高公益创新合作交流平台，为世界青年慈善家构建全球公益慈善新伙伴网络。
不管达成这个愿景需要多久、如何达成，这个组织出现的本身，就是中国青年企业家专业化参与慈善意愿的体现。
在招行原行长马蔚华任主席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50%左右的学员都处在41-50岁之间，而在美国做公益的人大多是60、70多岁的人。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公益人，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潜力和未来。
中国企业家慈善的未来
面向未来，中国“善”经济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推进，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参与慈善：
首先，推动更广泛的国际交流
我们已经有了马云、牛犇这样具备或开始学习世界领先的慈善管理经验和视野的企业家，建立起跨国间的慈善交流平台。要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还需要更多企业家立足本土、融贯东西，问道世界级慈善家和全球先进慈善机构，使中国慈善机构在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更专业、更高效。
在贸易摩擦、民族主义势头卷土重来的今天，在国家间建立社会信任、民间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每个国家都有公平的问题、扶贫的问题、全球化、气候变化等问题，虽然处境各异，但大家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在企业家层面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能够帮助达成理解形成共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反过来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其次，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随着慈善实践的不断深入，配套政策支持可以加快步伐进一步明确。在没有慈善信托前，慈善基金会由于各种使用限制，大量资金以存款的形式趴在账上，平均年化收益率只有3%。目前慈善基金会理财收入的税收优惠依然没有配套提供。信托公司无法开具公益发票，也给慈善信托工具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则更为关键，它影响到企业主最关心的股权能否通过非交易过户进入慈善信托的问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高皓老师说：“我认为监管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如果一开始就束缚得特别紧，那就会扼杀创新，更无从谈‘发展’。对公益慈善的监管也可以借鉴金融监管中的‘监管沙盒’理念，实现推动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双重目标。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划出‘安全空间’，在边界清楚的前提下，‘安全空间’里面可以先行先试，出现问题，及时纠正；没出问题，就放宽条件，继续发展。对于某些公益慈善领域的创新，或许可以先在海南或者深圳先行先试，我想这样对于中国未来公益慈善的发展进步会有巨大意义。”
最后，鼓励更深入的媒体宣导
目前媒体对企业家慈善的报道往往浮于表面。在捐赠数目之外，对捐赠资金如何使用、效率如何，被帮助的是哪些人、哪些地方，有哪些改善等等，所述寥寥。
近年国际上慈善工具大爆炸，股权基金、DAF（捐赠人建议基金）、影响力债券等等层出不穷，而许多人说到慈善还是言必称诺贝尔，部分原因是相关报道太少。好创意的传播，往往能激起更多的火花。
在上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曾兴起过一大波对家族慈善基金会资金运用情况的质疑。结果媒体反复披露下来，这些慈善组织的运行情况比公众能想象的还要好，这又促进了更多家族慈善基金会的设立。媒体更深入的报道，既能形成舆论的监督，也能帮助正能量的传播，带动更多人的参与。
中国慈善联合会秘书长刘佑平曾在交谈中对笔者强调，我们自身有很浓厚的家族慈善文化积淀，完全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慈善传承。
孟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尽管有种种差距，理想可以在行动中被无限趋近。立足家族、企业、社会的需要，中国“善”经济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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