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田轩的田字格，作者田轩，创业邦经授权转载。此文为下篇，上篇：生死闯关科创板。
在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如火如荼向前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把毒火燃起，烧退了蜂拥而上的非理性热情。
近日，A股市场再次深陷财务失真的泥潭。康美药业更是因审计差错“丢失”近300亿，成为了市场上被炮轰的头号目标。而参与康美药业审计的会计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也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
事情远不止300亿这么简单。
由康美药业所产生的审计问题正在波及科创板，受其审计机构牵连，目前共有三家科创板公司正面临被中止审核的风险。
失真、造假、欺诈……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这些词语并不罕见。如今，我觉得可怕的是，在一块刚刚翻好土、还没开始播种的实验田里，隐约又看到了毒瘤生根的影子。
科创板是新兴事物，主体是一批新经济企业，这也意味着监管难度加大。如何升级监管能力，守住风险防控底线，是需要监管层认真思考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卡5
持续监管怎样实现？
对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有观点认为：这就意味着降低了企业上市发行门槛，不再审批和监管了。这绝对是对注册制的严重误解。注册制是一场触及中国资本市场灵魂的系统性制度改革，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由事前监管向事后监管的转移与升级。科创板究竟是一场盛宴还是一场淘汰赛？这对监管层的专业能力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考。
首先，我们要理解注册制和核准制的区别。我国目前采取的是核准制，就是说一个企业能不能够上市，不但要中介机构来做评判，最重要的是由监管层，由证监会的发行委来决定企业最终能不能上市。
而注册制是：监管机构只做形式上的审查，由市场来决定企业能否上市，监管层只需要提供一系列法规，要求上市公司进行真实、完整、准确的信息披露。只要所有东西都真实、完整、准确地披露，至于企业能否上市、在市场上的交易量，以及股价的变化，则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既然与核准制相比，注册制意味着监管层将监管的重心由发行审批阶段的事前监管移到了企业上市之后的事后监管，那么，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之后如何持续监管？这就成为决定注册制成败的关键。
“持续监管”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监管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对于企业和中介机构的欺诈，是否具备有效的法律可以制约？
先来看看大洋彼岸我们对标的国度。作为最典型的注册制国家，美国用80多年的时间，已经探索出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其中，在惩处追责方面，美国注重严刑峻法、集体诉讼和公平基金，让财务造假公司付出惨痛代价：
在美国，对财务造假者可处以500万美元罚款和25年监禁，不亚于持枪抢劫等恶性犯罪。 |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除了缺失集体诉讼制度，《证券法》对于虚假披露更是宽容到几乎“卑微”：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30万元人民币，OMG，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九牛一毛，也就是打个响指的事儿。
屡禁不止的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在中国监管层已经有所意识。今年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了态：对于“欺诈上市的最高刑期是否会提高到无期”，在人大立法修法工作中可能会予以讨论。
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漫长的大牛市形成的基础是注册制，但是更离不开严格的退市制度。能否严格地执行退市制度，这也是中国科创板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监管层是否能顺利通过能力升级大考的一道门槛。
中国资本市场“上市难、退市更难”的恶性循环，一直饱受市场诟病。自2001年第一版A股退市制度发布至今，尽管其间退市制度经过了2012年和2014年两次重大修订，但仍无法改变退市难的尴尬现状。
截至目前的统计，从 2001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股市退市的公司共有14家，退市率仅为0.38%。而同样是这一数据，纽交所为6%，纳斯达克为9%，东京交易所为10%。 |
好消息是：科创板来了。包括重大违法、交易、财务、规范四类共24种适用于退市条件的 “史上最严退市制度”，科创板有望成为斩断“炒壳”乱象的一把利剑。
至少，从规划设计来看，是这样的。
我认为：在科创板开板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没有企业能够真正退市、退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以及因为什么退市，这三个关键性指标的执行效果，将决定了注册制退市制度是否落到实处。
一旦退市通道打开，壳资源价值减小，很多金融乱象，如借壳、“炒壳”等现象也就自然化解。
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在科创板发行后的持续监管环节，监管层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自律。在放权给市场的同时，监管层对科创板的监管需要秉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理念，必须要建立起相应的严苛惩罚机制，特别是健全的证券诉讼机制、严格的退市机制，以严刑峻法让浑水摸鱼的人有所忌惮。
关卡6
监管如何收放自如？
莎士比亚说：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30多年里，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一直在“放”与“收”之间徘徊，也曾试图在监督管理的框架内找到一种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度，但多次尝试并不成功。希望在科创板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能够见证“收放自如”的奇迹。
30多年前，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资本市场，身上携带着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娘胎基因：由于不是从自由市场交易中诞生的，监管者对市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对参与市场的人同样有深深的不信任。监管者认为，投资者没有经历过几百年资本市场的洗礼，必然不成熟，自己绝对有理由而且必须做一个随时能伸出“援手”的“好爸爸”。
但是，资本市场本来就是具有投机色彩的地方，涨涨跌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行政干预人为地加剧了大起大落的潮汐起伏：为了要一个繁荣的市场，拼命“添柴加火”，各种政策、手段用尽;为了控制节奏，或是害怕泡沫吹大，要所谓“慢牛”，就不断出招打压股指。表面上，“父爱主义”可以达到监管的功利目标，造成监管者可以掌握市场的假象，实际上却让市场患上了严重的行政依赖症。
更可怕的是，长期的父爱加持，中国大部分投资者们多少滋养了些“巨婴”心态。“父爱主义”下的妄想症不断扩散蔓延：市场大涨时，投资者们希望监管部门变身“托塔李天王”继续往向冲；市场大跌时，则要求监管部门放水救市。不救或是救不好，就要求监管部门换人。
曾有人戏言：在中国，有两个如同坐在仙人球上的职位，一个是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另一个就是证监会主席。
2018年7月，有媒体记者问港交所CEO李小加一个新经济股是过高还是过低的问题，李小加回答：
““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个交易所，一个监管者，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最后的高和低，市场就两个人。一个有需要投资一个需要融资，两个人之间一定可以找到两个人共同接受的价格。有时候是买方市场，有时候是卖方市场，对于交易所来说只要买卖都来我们不关心太多他们之间的上上下下。因为监管者不能左右这一个市场，并不能管理这一个市场，要敬畏这个市场。”
”我举这个例子，实际上给监管部门在监管的范围上提供了一个参考。哪些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出手？哪些问题则可以交给市场“看不见的手”？比如说股指的涨跌，上市企业的筛选，这些问题就可以交给市场。
而对于科创板和注册制来说，企业是否优质，做这种判断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企业到资本市场中自己试错和竞争，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中得到答案。
藐视投资者的理性和市场的力量，与迷信自己的能力和监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创板注册制下的监管升级，一定不是“父爱主义”得胜回朝。监管机构对中小投资者要彻底摒弃“父爱主义”的保护方式。实际上，坚守和捍卫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最核心作用，才是对中小投资者最好的保护。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