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创业邦原创，作者邓双琳，编辑刘岩，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前有郭美美事件争议不断，现有疫情中的武汉物资分配不均。在商业文明社会，中国的公益事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愈加重大，但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态势。

以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从0到1，已发展超过十年，成为中国公益平台中有别于传统公益机构的重要一极。

正如马云所言：企业应该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做公益，而非“公益的手法、商业的心态”。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们，本着“科技向善”的底层价值观，用技术推送着中国的公益事业散发出更多的人文温度，也让中国的公益事业逐步走向透明化。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政府、企业、机构、捐赠者又该在公益事业中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担负怎样的责任？

2020年1月24日，武汉封城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王时健盯着新闻里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心中万分焦急却苦于得不到抒发。

24日下午5点，王时健得知淘宝上线赈灾募捐，立刻打开淘宝APP搜索“武汉加油”，捐了500块钱。

2月1日，确诊人数首次破万，王时健又坐不住了，这次他轻车熟路地打开了腾讯公益，从几十个疫情相关项目里筛选出他认为靠谱的机构，慎之又慎地捐了1000块。

王时健的公益行为并非朝夕。他买过“小朋友画廊”的画作，通过蚂蚁森林在阿拉善、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种过树，给山区儿童买过免费午餐，在水滴筹的筹血季中献过血，也在99公益日里集过小红花。

五年时间里，这样的公益项目他参与过十几个，通过互联网累计捐赠超8000元。在王时健看来，“不过就是少开几次车，多走几步路，动动手指就能做到的事情，不足挂齿。”

像王时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公益平台，捐小额、捐步数、捐阅读量，投身一个个微小的公益实践从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据民政部初步统计，仅2019年上半年，互联网募款信息平台累计获得52.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18亿元。

可见，以往人们主要通过线下的公益机构捐款的方式，如今逐步走上线上化。随着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大部分国人跨越时空距离，被连接在一起，让中国的公益事业有了一种无门槛走近每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可能。“公益”一词，变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美国作家梭洛曾说，“德行善举是唯一不败的投资。”

在互联网公益兴起的背后，或许既有科技公司价值观的支持，如腾讯提出的“科技向善”，也是科技公司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更深一层的商业竞争，这或许是从“恶”的泥沼中衍生的金钱和利益首次正面直视与“善”的距离。

互联网公益小浪潮

2019年，注定成为中国互联网公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19年5月16日，阿里巴巴对外发布了首份阿里巴巴经济体“公益财报”。数据显示，在阿里巴巴经济体，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两大平台总捐赠笔数超过300亿笔，仅上个财年就产生直接捐赠91亿笔，带动参与捐赠人数超4.4亿。在淘宝、支付宝、闲鱼、饿了么、菜鸟、高德等阿里系平台，公益元素几乎无处不在。

次日，阿里、腾讯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演PK大战，两家互联网巨头于同天分别举办与公益相关的大会，并对外披露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阿里巴巴2019财年为公益机构筹款达12.7亿元，带动参与捐赠人数超4.4亿；过去一年中，腾讯公益募集的善款有17.25亿元，此外截至2019年4月底有超过2.2亿人次捐款。

对比可发现，阿里巴巴公益参与人数多，腾讯公益筹款数额大。

中国互联网大厂们的公益事业推向一个小高潮。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大厂关注中国的公益事业。

有着多年慈善经验的马云有着自己的心得，他指出，企业应该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做公益。他说：“公益与慈善不同，慈善以给钱为主，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远远不够。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在于参与，用心和时间付出点点滴滴的行动。”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陈一丹（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说。事实上，无论国际国内，重大灾害的发生都会激发全民性的社会救助热情。

拿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例，处于风暴中心的武汉医疗物资紧缺，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企业成为这次驰援武汉的中坚力量。

据创业邦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2月4日13：00分，各互联网科技企业、IT公司、创投机构等共捐款超40亿元。

这次捐赠中，互联网大企们的公益平台也面临“大考”。

以腾讯为例，自1月24日出资设立首期3亿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基金”以来，腾讯基金会持续在全球紧锣密鼓地尽力采购防护物资，第一时间驰援疫区。

2月1日下午17时40分，金鹏Y8 7405货运专机载着来自英国的13.52万套防护服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这批防护服由腾讯和复星联合采购并捐赠，将被运至武汉及重庆等地区。

（图注：由腾讯和复星联合采购并捐赠的防护服）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除湖北地区外，已有超过63家慈善组织同步积极支援河南、重庆、湖南、广东、浙江等地，紧急调配防疫物资发放到医院及社区。

并根据自己的帮扶范围，为特定弱势群体，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环卫工人、一线防疫工作者等送去了防护物资，帮助他们平安度过此次疫情。

截至2月02日晚5点，在895万人次爱心网友的共同助力下，腾讯公益平台为驰援新冠疫情筹集善款已经超过4.50亿元。

腾讯基金会表示，目前腾讯共有包括超200万个口罩、超10万套防护服、60吨75%乙醇在内的大批医疗物资，正在分批次陆续抵达前线。

以腾讯公益、阿里公益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在中国已有十二年时间，这要从汶川地震说起。

2008年的汶川地震，互联网首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QQ群等互联网渠道实现了初步的网络互助救援，从快速报道灾情、紧急组织救援到发起赈灾捐款、进行网络寻人、开展哀悼祈福等多元的网络救援互助活动。

另一方面，网上赈灾捐款开始发挥高效作用，各类公益基金会迅速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开通网上募捐通道。

其中，阿里巴巴集团为汶川抗震救灾捐款和筹款为4744.7万元。其中公司及员工捐款594.7万元，公司设立灾后重建基金2500万元，通过阿里巴巴集团平台募集资金1650万元。

马云在国外得知地震信息当晚即号召全集团为灾区救助和恢复竭尽全力，并于5月12日当晚即委托家人个人捐款100万。彼时刚成立不久的腾讯公益也在汶川地震中筹集了2000万元善款。

2008年算到今天，中国互联网公益经历了十二年的高速发展期，在这十二年间，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越来越深入公益行业，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并将公益机构、企业、公众乃至政府有效连接在了一起，推动中国公益呈现出“全民参与”的蓬勃发展态势。

之后，公益场景开始逐步拓展到人们的朋友圈和熟人社交关系网络，形成独特的社交公益模式。

2015年9月9日，腾讯发起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公益节日——99公益日。通过运动捐步、一起捐、公益打榜等种种玩法，让平常没有太多途径参与公益的国民都能通过互联网来了解公益。

微信支付推出，微博打拐、冰桶挑战等公益传播项目，让许多年轻人了解到，原来指尖也可以做公益。同时期，社交媒体“全面开花”，为后续中国的互联网公益的爆发式增长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互联网爆款公益项目是诞生于2017年的“小朋友画廊”。

这是腾讯公益平台的一个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小朋友画廊”创造了历史：36幅画，上线仅1天，就吸引了超过580万人次参与，完成了1 500万元的筹款目标。

这样的筹集速度和规模，不仅大大超过了很多传统公益项目，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型基金会一年的参与量和筹款量。“互联网+公益”竟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中国的全民公益呈现出草根化、年轻化、常态化三个特征，小额、多频表示捐赠者“随手捐”已成为习惯。

互联网公益激活了社交属性，传播成本大大降低。网络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让互联网公益深入到了捐赠的环节，互联网公益至此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不同基因的公益平台

除腾讯和阿里，其他知名互联网企业也在纷纷构建公益平台，各显神通。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业务形态与公益领域的结合，也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服务特点与产品。

如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所说，日捐、月捐、零钱捐、一对一捐、企业配捐等新颖的捐款方式方兴未艾，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企业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又层出不穷。

中国互联网公司运营的公益平台根据其公司核心业务的特征，可分为五类：社交、电商、支付、O2O和众筹。

社交信息类有如腾讯公益、新浪微公益等，淘宝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分属于电商类和支付类，而O2O、众筹类的公益平台则分别有滴滴公益、美团公益和轻松筹、水滴公益。

（图注：民政部指定的22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以滴滴为例。滴滴作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汇聚了海量用户，同时又联通了诸多线下商业资源，虽然与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等平台相比起步时间较晚，但其将生活服务与公益事业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公益的场景和参与方式。

滴滴利用自己的产品特色“出行里程”作为捐赠的指标，推出“爱心里程”产品，号召车主、用户将自己的出行里程兑换为对公益项目的支持和回馈。“爱心里程”的参与方式类似微信的“捐步数”，用户或者车主可以将出行的里程数“贡献”给公益项目。

用户在捐献里程之后不会影响到自己在滴滴出行APP里的会员等级，对用户来说是“无损”的，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点一下支持某一个公益项目。这种和日常生活服务紧密结合的公益项目，其项目成本低，参与也没有什么门槛，公益开始真正变成一件公众可以随手参与的事情。

滴滴联合壹基金发起的“救在壹线”公益筹款项目，就是通过滴滴用户捐赠用车里程、滴滴出行配捐公益资金的方式，为九寨沟地区救援筹集善款。

再看今日头条，虽然今日头条并未取得民政部认证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资格，但今日头条的公益行为仍深刻体现了其业务基因。

今日头条无疑是一款优秀的产品，而张一鸣更是一个顶尖的产品经理，像做产品一样做公益，是今日头条的公益理念。基于字节跳动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今日头条因地制宜，在2017年开始做寻人平台。国内互联网寻人平台五花八门，但成功率都不高，原因是“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坚持到底”。

作为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后起之秀，今日头条做寻人虽晚了一些，但却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了最多的走失者。2019年7月24日，今日头条宣布，头条寻人项目已成功帮助超过一万个家庭团圆。

字节跳动善于打磨产品，张一鸣曾多次说过，“Develop a company as a product”，在头条寻人项目上也能看到类似的产品理念。

传统寻人一般会在走失地点附近电线杆上张贴寻人启事，这样做虽然有效果但覆盖人群很少。受此启发，头条寻人的核心思路也是基于地理位置精准推送来寻人，系统会根据走失时间、城市大小等因子来判断推送范围，其原理和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一致，但依托头条的平台优势，传播量级被几何级放大了。

截至目前，一共有几十亿次寻人消息在头条上展示。基于地理位置，头条只将信息推送给最可能帮忙找到人的用户手机上，减轻用户骚扰的同时提高匹配效率。

互联网“商业+公益”的模式已经逐渐清晰，公益活动与商业行为不再是排斥关系，互联网公司用商业的手法“玩”公益，恰好使得两者互相借力、实现共赢。一个具有全民参与、共同创造的新特征的“互联网+公益”的时代已经到来。

公益的钱怎样更透明？

科技让公益更透明。

做公益，无论是互联网公益，还是传统公益，“透明”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筹款的结束仅仅是公益项目的开始，真正重头的工作在于如何合理、高效地使用善款，如何利用公众善款产生最大的公益价值.

所谓透明，是要让信息足够有效、对称，让捐助者清楚资金流向的每一个环节。以公益的名义筹集善款，又有互联网作为驱动力，短时间内可以聚集大量社会闲散财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群“生意人”，把公益当成生意去破坏。公益的钱，必须要在公序良俗的框架内进行。

韩红说，只要够透明，老百姓就能分清真假；李连杰曾在谈到壹基金时，也提出公益必须透明，还说要做“全裸”公益，因为这样没有口袋去装东西；陈一丹在谈自己对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理解时提出了三个关键词：透明、科技和连接。

然而，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互联网公益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公益生态环境不成熟、参与者的能力和经验没能及时跟上，出现了公益项目的信息失真或夸大、盲目筹款和捐赠、低效执行与反馈等问题，对公益行业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现代公益诞生以来，公益机构一直是公益活动的支柱，绝大多数公益活动的展开都有赖于传统的公益机构，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出现也使得生态中各方的连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大幅降低，公众捐赠总额大幅提升，减弱了传统大型机构对于公益资源的控制。

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公益信息的传播，同时也使得公众对公益机构尤其是筹集、使用公众资金的机构的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益机构因此承受更多信息公开的压力。

目前在腾讯、阿里等公益平台上，捐助者可以及时收到捐赠款项的流动回馈，同时在捐赠前，可以看到腾讯公益的“冷静器”功能，用户在捐赠前会先弹出一个“透明度提示”的消息框，用户可以查看这个公益项目什么时候立的项、执行的怎么样、捐款都花在了哪些地方，点击确认知情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捐款。腾讯上线“冷静器”的原因是希望捐赠者在支付前多想一秒，在捐赠后能透明地看到项目进度与落地成效。

但目前平台募集到的资金仍然需要通过拨付给相关传统公益机构来捐给受赠对象，在这个过程里，政府、企业、机构、捐赠者又在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担负怎样的责任？

前有郭美美事件争议不断，现有武汉物资分配不均。这些问题，让公益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

金钱与私欲是枚硬币，一面向善，一面向恶，善恶一念之间，或许我们与善的距离只差一个背面。

（作者注：文中王时健为化名。）

参考素材：

《中国互联网公益》陈一丹

《卢玮静：互联网平台改变了公益行业什么》卢玮静

《互联网公益观察：艰难前行中的改变》互联网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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