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致上海:一座城市的全球领导力猜想

秦朔 2020-03-09 07:46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作者秦朔。

2017年12月我写过《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引起了一些关注和争鸣。

当时我写道,“对我而言,如果爱上海,一定不是爱她物质化的面貌,而是爱她的精神、文化和态度”,“我希望上海以更大的胸怀和气魄,在方方面面对标全球和中国的最佳标杆和案例,努力向着‘21世纪全球最佳大都市’的方向进发”。

今年是我在上海生活的第20个年头。大学4年,工作16年,这里已是我居住最久的地方。在这个时间刻度上,忽然很想写点什么,对自己是一种纪念,对这座城市是一种感念。

过去两年多时间,上海举办了两次“进博会”,科创板开板,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今年对上海更有重要意义,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也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年。

当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对全球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显著,上海,正从中国的经济中心向着国际经济的中心迈进。这是自然演进,也是主动担当。上海,要进一步成为“世界的上海”。

与此同时,当中国更加依靠内需,追求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无论是打造科创中心,还是提升“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在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中推动公共服务的普惠便利,上海都必须具有更加浓郁和自觉的中国意识,把自身发展和周边乃至整个中国统筹起来考虑。上海,要进一步成为“中国的上海”。

沿着上述逻辑可以写很多文章,但此刻触发我下笔的动力,并不是这些宏大叙事,而是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这段特殊日子里,我所感受到的,上海的“精神、文化和态度”。

在全国很多地方,谈到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的公务员,人们都会说,素质比较高,讲话有水平,内容很正确,滴水不漏。言外之意,缺那么一点性格。

这一次,因为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出现,一种更本真、更少修饰的上海性格突然出现了,并在全国吸粉无数。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最有效的药是病人的免疫力,我们做的事,是帮病人熬过去”,“你在家不是在隔离,你是在战斗,当你觉得很闷,病毒也被你闷死了”,“上海的防控体系很好,属于少林派,非常干净有力,社区防护强大无比”,“上海的发热门诊是110家,北京是76家,新加坡是800家!你说人家是佛系,你搞笑呢,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张文宏通晓中西,科研临床相结合,专业水平一流。而他说的话,客观独立,朴素耿直,幽默风趣,不云山雾绕,不照本宣科,不条条框框,已经有点“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他让我们看到了上海性格的多元化的一面。

而上海像张文宏这样的“专业化网红”不是少数,甚至可以说,只要站出来就是一道风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是另一种风格,通俗易懂,但多了几分人文情怀——“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切不可输在麻痹大意”,“请大家再摒一摒,再忍一忍,病毒消散之际,骑马踏花,看尽山河之绚烂,所有美好不急于一时”,“用知识武装自己,好过消毒水”,“与其整天焦虑,不如让身体先忙起来”,“不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到公司办公,都可以化个妆”……

专业是一种力量,专业主义是一种底蕴和素养。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专业主义者聚集在上海,用专业说话,凭本事吃饭,在风平浪静时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这座城市遭遇危急和困难,他们就会出现,用知识和正直领航。在上海,潜伏着多少“中国机长”和“蜘蛛侠”式的魅力人物!

武汉是抗疫第一线,上海共派出89家医院的1636名医护人员,分9批次驰援,进驻武汉17家医院的28个区,包括3个ICU病区、16个重症病区、3个普通病区、6个方舱医院。他们代表上海,做好了挑重担的准备,也打了太多可歌可泣的硬仗。但是,当您穿过残酷的战况,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格调。

魏礼群是华山医院麻醉科的一名90后医师,他在抢救一名危重患者时,救了一个半小时没能救回来,出了病房忍不住失声痛哭。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不可能拯救一切,但他们做到了不顾一切。

张继明是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他2月4日到武汉,每天十几个小时连轴转。2月26日这天上午,他安排好手头工作,借用方舱医院的一间简易办公室,用云端在线方式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6级临床八年制专业本科生讲了一堂“传染病学”课程。课程是早已录好的,在线是互动答疑。他说:“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尽力为学生答疑解惑是老师的责任。上课无小事,上医的学生都很优秀,我不能亏欠他们啊。在武汉前线抗疫不是放松教学的理由。”治病救人,但并未忘记教书育人。

刘凯是中山医院的医生,27岁,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支援。3月5日下午4点多,他护送病人去做CT检查随访,路上看到阳光很好,就停下来,让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的重症患者欣赏日落。老人说,夕阳蛮好。

李发红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她多才多艺,把美国女歌手克里斯丁(昵称:叮叮)的《一百万个可能》改编成《唯一的可能》,医护人员们一起拍成MV,献给前线的战士。歌词说,“在那瞬间,只有唯一的可能,坚持到底,为最后胜利……待雀鸟欢鸣,樱花盛开,你平安归来”。她还把编好的MV发给了叮叮和她的助理,叮叮正忙于博士论文的定稿,但接受了邀请,在美国录了一段视频,祝福中国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压力让每个人感到沉重。但我从这些活生生的上海形象中,还看到了一种专业的镇定,心态的平衡,就像阳光和音乐,能帮助我们稀释苦难。那是暖的力量,是基于专业素养的定力,给更多人缓压,而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调调,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太简单,太素颜,而希望在出门前化一点妆容,有一点调剂,有一点正式感,有一点美。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对外流动性超强的枢纽城市,上海本身的防控压力也很大。国外专家曾预测,上海是除湖北外最危险的国内城市之一。

在派出很多医疗精英挺进前方后,上海的一些医院向70岁以下的已退休主任级医生打招呼,做好准备,应援本地。

但上海经受住了考验。截至3月8日上午,上海累计确诊342例,累计治愈313例,正在治疗26例,死亡3例。

《财新》的报道指出,上海较早即以“极可能人传人”为前提做出研判,布局了高标准防疫措施,在市属各级医院展开相关的研究、学习、培训。

1月3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公卫中心”)张永振团队拿到一份武汉市疾控中心寄来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40多个小时就得出病毒基因序列全长,经分析发现该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

1月5日,公卫中心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1月上旬,上海各家医院开始广泛培训医生,以防有相关患者来到上海而不会处置,当时设定的一个前提就是“人传人”。

1月15日,上海市同仁医院接诊首例武汉抵沪的新冠病人,当天就被隔离。公卫中心收治第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后就进入了全面应急状态,运转负压病房。

张文宏说,上海阻止了新冠疫情本来可能出现的指数增长,“这是在政府多项措施及民众高度自觉下实现的”。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上海在第一阶段的防控成效得益于交通检疫、重点地区抵沪人员隔离观察管理、对患者的及时识别诊治(“一人一案”),以及对其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等各个环节衔接顺利,且高质量完成。

疫情还未解除,防控还在路上,上海还在严防死守,特别是对于空港。从3月6日起,上海16个区驻点人员进驻两大机场,24小时不间断值守。机场设立专门的人员集散点,对于原计划搭乘公共交通、需要居家隔离健康观察的入境人员,一律由各区安排专车、专人集中接送,严格落实14天的隔离。

对于行之有效的防控经验,上海并没有高调宣传,而是一直强调,切不可掉以轻心。这背后所遵循的,还是科学与规律。

我家住浦东花木,所在小区有300多户居民,居委会预约发放口罩,一开始是让大家到药店领取,后来改为由居委会派人送到每户人家的邮箱,以减少居民外出和接触。从这个小小细节可以看出,基层社区不是简单地领任务、派任务,而是把事情尽可能做细,做到位。这也是专业主义的精神。

在家里闷久了,我会走到三八河边散心,或者开车到江边,停在一个地方,到江边步道上走走。三八河边不知何时新修了一条柏油路,代替了原来的土路,原来泛滥的芦苇清走了,绿植青青,生机盎然。江边的步道有好几个层次,散步的、跑步的、骑车的各行其道,中间还穿插着亲子园、花园、假山,等等。如果不是在家禁足,我是很少到这些地方的。作为一个上海市民,突然感到,在不知不觉中,身边的基础环境正越变越好。从2015年到2019年,上海的PM2.5年均浓度从53微克/立方米降到35微克/立方米,2019年有309天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优良。

我很触动的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河边还是江边,如此空旷的地方,见到的人们几乎全都严严实实戴着口罩,自己不想戴都不好意思。外地人常常说上海人“最服从管理”,服从是一个方面,对自己负责,不给彼此添麻烦,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

上周微信公众号“上海圈子”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今天的上海让人热血沸腾》,说的是上海八家大商场共同参与“无人值守爱心站”的活动,在商场里设置专门的位置,为外卖小哥和保安、保洁等免费提供“爱心餐食”,如咖啡、饮料、方便面、汉堡包、盒饭、点心、糖果,此外还有美妆产品、鞋服、消毒液、鲜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商场、写字楼里的商家、白领、包括外国友人捐献的。在文章的留言部分,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回应:

“感谢这些热心的组织者让上海变得更加温暖,是否可以在这些小车上放一些干净、无破损的二手物品。一手的货品主要靠组织爱心商户参与,而二手物品,我们广大上海市民都能参与进来。”

“上海,骨子里透着善良的上海。”

“今天在太古汇看到爱心车了,看到快递小哥拿起喜茶把盖子扔掉插着吸管直接喝,有点心酸,这一定是他第一次喝……”

“我们小区也发起类似的活动,大家捐款给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保洁、保安,给快递小哥买吃的,传递爱心!”

现代化国际化的时尚魔都,是上海的一面。而这些场景和回应,也是同样无比真实的上海。我对后者更为看重,因为我们身边那些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服务人员,在这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没有他们,也不会有城市的太平。

从17年前抗击SARS到今天抗击新冠疫情,人口高密度的上海总是被视为病毒肆虐的“假想敌”。但上海始终让人放心。我想,从治理角度看,上海大概已经形成了一种“三高效应”,即高效率的政府和高素质的社会,共创高质量的治理。上海有着坚强和深厚的社会资本,帮助这座城市在危机面前,紧张而不慌乱,通过恰当的方式把巨大的压力一层层分解、化解。而贯穿于“三高”之间的,还是专业主义的能力和品格。

在过去很长时间,上海人都被视为“自我感觉良好”的象征。其实今天上海人的含义已经非常辽阔,以至很多有上海户籍的人也不知道谁才是“正宗上海人”。或者说,上海的“正宗”恰恰就是多元混合的不正宗。谁要说自己是正宗,反而会背离“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但是,从对这座城市的向心力、自豪感来说,上海意识的确又是存在的。“爱城主义”(civicism),这是一种自自然然的融入,热爱与责任。上海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人民热爱上海,相信上海。

美国景顺集团(Invesco Ltd.)是一家世界领先的投资管理公司,1935年成立,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为1.2万亿美元。2月25日,景顺全资下属公司——景顺瑞和(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虹口区注册成立。

我和景顺瑞和的董事公衍涛做了电话交流。他说,景顺2015年、2016年就想到上海做QFLP(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但听说对景顺投资非自营性的商业综合体、物流园区等有限制,只能投资建总部,所以景顺去了深圳注册,这几年已在国内投资了40亿元的城市更新项目。

“最近我们明显感到上海的开放在加快。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我们有很多沟通,效率非常高,非常务实,允许在一定的投资额度内(如两亿美元),不再对一个个具体项目进行审查。金融局还主动和外管局、市工商局、市商务委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协调,帮我们落地。疫情期间,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微信等和我们沟通,所有资料申报都在网上完成。我们有三个董事,两个在香港,我在上海,香港的资料要邮过去再寄回来,一回来就报到市工商局,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从家里赶到局里办理。第二天执照就出来了。”

我问公衍涛如何评价上海和深圳的投资环境,他说都很好,请客送礼吃饭那是从来都不用的,都是电话、微信联系,顶多是见面沟通一下。上海的特点是门槛比较高,重视声誉、合规,但符合门槛后就很宽松,不再一事一议,从这点看上海的效率更高。

在疫情这段日子里,管理资产规模1.9万亿美元的美国纽约梅隆(BNY Mellon),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施罗德(Schroder),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和金融咨询机构美国美世投资(Mercer),欧洲著名的独立私人合伙制投资机构英国柏基投资(Baillie Gifford),纷纷落户上海。

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侧面,也是上海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侧面。以外资资产管理试点为例,上海的制度创新包括:拓宽试点企业范围;支持试点企业扩大投资领域;支持一个主体开展多项业务(不用再开展一项业务注册一个主体);从原来的定期分批评议,简化为申请人通过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即申报、即受理、即评议”,等等。

像景顺瑞和这样的案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上海在抢抓复工复产、引进投资的机遇(金融局领导大年初二就上班了),不如说,这是上海自2017年底以来,对标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标准,通过持续改革,从1.0版到2.0版再到3.0版步步升级,在整个经济环境的软实力上实现了跃升的结果。

上海不可能靠优惠政策比拼,不可能靠低要素成本竞争,只有靠优化营商环境。

2017年12月,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改革1.0版出台,提出了56项改革措施;

2019年2月,营商环境改革2.0版在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出台,提出了88项改革举措和建议。在2019年10月2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总体排名比上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位。中国的代表是上海(权重为55%)和北京(权重为45%)。上海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登记财产等以地方事权为主的评价指标中,办事环节平均压缩了30.5%,办事时间平均压缩了52.8%;

2020年2月19日,营商环境改革3.0版方案出台,从全面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制度供给三大方面,提出了32项改革任务。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有数字细节的要求。

全面推进开办企业“一表申请、一窗发放”,开办企业实现2个环节2至3天完成;

针对1万平方米以下的社会投资产业类项目,实施线上线下“一站式中心”改革,涵盖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监督检查、竣工验收、不动产登记、供排水接入等全过程事项,实现5个环节24天完成全过程审批服务;

全面优化电力公司内部流程,压缩低压项目办电时间,做到2个环节10天完成;

实施获得用气“310”服务,依托“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减少用户提交材料及办事环节,“最多3个环节、1件材料、0跑腿”,等等。

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正是这两年多来在营商环境方面的死磕,让上海在中国城市的激烈竞赛中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上海靠的是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效率,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更充分认可与发扬。

我不想重复上海经济提质增效的诸多数据,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这样的案例——

通过贸易便利化的试点,对鲜奶进口“快检快放+外检内放”,新西兰自有牧场的鲜奶直达中国消费者餐桌,从以前的8天缩短为3天;

为了应对特斯拉一期工厂的复杂施工和动态调整,上海采取了“容缺后补”的方法,即在重要的主体材料完整的情况下,允许一部分非主要材料后期补上。通过“容缺”,特斯拉工厂得以边施工、边审批,工程进度没有一天落下。

一家科技公司在宝山注册,高管中的5名董事及1名监事大部分为日籍,不在中国境内,无法在提出设立申请时提供身份证原件。宝山的市场监管局采用微信视频与拍照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变通审核。网上预审、现场收件、现场审批,40分钟将营业执照制作完毕,下午4点前送到科技公司,一天也不耽误。

一位投资人要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在申请材料提交审核通过后,收到“办件已出证,待领取”的短信。他家住浦东,上班途经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上午7时03分,在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的自助证照柜刷了一下身份证,仅用30秒便领取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徐汇区的24小时政务服务模式,打破了时间束缚,让办事人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

我的欣喜在于,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服务驱动方面,上海在发力。这种精益化、内涵提升的努力,使上海商业运行的底层代码得到了优化和简明化,从而让整个经济和社会受益。这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一网通办”大大提升了上海服务的效率。但上海的领导并不满足,他们说,要优化再造部门内部和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业务流程、办事流程,逐步使企业、市民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的确,跟网购比,服务效率提升的潜力还很大。

我所看到的上海变化,让我意识到:

我生活在一座奉行专业主义的城市,一座有很高治理水平的城市,一座令人安心的城市,一座有纪律、也有爱和温度的城市。上海的高大上,不仅有天时地利的政策和资本助力,更有内生性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在社会资本、制度环境、居民素质等方面的日积月累,实现了城市和人民之间,基于信任的良性互动。这才是这座城市最可宝贵的资本。

我们今天生活于此的上海,是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复兴背景下,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样本。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的塑造。在中西荟萃、博采众长的文明交汇点上,上海向着太平洋东岸的综合性世界城市的迈进,不是可能性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上海只争朝夕!

仁者爱人,城市爱民,人民也会从内心里,把自己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再致上海:一座城市的全球领导力猜想》。我并没有给出全球领导力的定义,也没有具体展望未来上海的地位,只是从社会资本和制度优化的角度,记下这段日子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而我最想和所有上海的朋友们分享的是:

如果我们要创造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城市——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座城市的使命与责任——我们就要努力成为最好的城市公民,用专业的态度做好本分的事情,发挥创造力,释放“助人才能助己”的同理心,让城市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共同体。

未来上海的任何猜想,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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