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非凡油条 2020-08-11 10:08

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本文来自非凡油条,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晋升锦标赛:追求进步就要搞经济

之前一则在贵州独山县拍摄的视频,讲述了独山县这样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贫困县,是如何欠下400亿的债务,这些钱又被用在了哪些工程项目上。

按理说,独山县乃至贵州一些地方负债较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不过直观地展现出欠下那么多钱建造出来的处于近乎荒废状态的宏伟建筑,把地方债务问题暴露在观众眼前,还是让这则视频迅速火了起来。

虽然像独山县那样累计欠下400亿债务的地方比较少见,但过度投资的问题可不仅是独山县乃至贵州省的问题,它存在于全国很多地方。

今天出圈的四川巴中也是其中一例。

巴中当地有两个典型的烂尾大工程,2012年左右就开始拆迁,现在仍然处于烂尾状态。这两个项目分别是规划占地5000余亩的中丹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规划5800多亩的盘兴物流产业园项目。虽然我们实在看不出巴中和安徒生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巴中建的物流产业园怎么才能达到5800多亩这么大的规模,但这些项目当年可是计划投资数十亿元的。

要知道,投资搞特色旅游项目、产业园这种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存在,可不是只有巴中这么干,只是立下的名目有所不同罢了。投资搞特色旅游项目的事情请见吃瓜星球的《古镇迎来倒闭潮》,前些年里在特色小镇建设浪潮中建起的一些特色小镇没熬过多久就倒闭了,投资上亿的也是不少的;投资产业元年的,物流产业园都显得有些不够高科技了,看看《地方政府放卫星》里,各地政府支持的可是火箭和卫星企业,就更别说之前各地支持的各种造车新势力了。

但是地方投资产业园还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很多经济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比如在独山县任期内欠下巨债的潘书记以前就是在江苏海安工作,任江苏省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在他治下的海安经济开发区发展迅速,在他上任独山县委书记的第二年,海安经济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5亿元,业务总收入1676.8亿元,工业总产值1250.7亿元,财政收入56.57亿元。而且他离任后很多年海安经济开发区发展仍很好,可见也不是一时的政绩而是可持续的发展。

很多更远的例子在这里也就不说了,改革开放后这是很常见的发展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深圳南头半岛交给招商局运营,建设工业区,承接香港的产业。

毕竟投资还是有赚有亏,大量上马的产业园很多是赚的,当然也有很多是赔的。只要在国内官场上继续混下去,还想追求进步,大多数地方的官员都要接受“晋升锦标赛”的逻辑。

而改革开放后的“晋升锦标赛”规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让官员考核的重点变成了经济发展,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等成为官员晋升的核心指标。

看不见的手:“晋升锦标赛”嵌入市场经济

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考核官员那肯定是不对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时代也是有的。

但那个时代的“粮食放卫星”和“大炼钢铁”的政治锦标赛,更像是一阵风潮似的运动式治理,比拼的是各地官员竞相表忠心,后来也确实发生了真正的运动式治理。关于运动式治理的逻辑,如果读者朋友们想看的话可以在文末点“在看”,我们有机会就写一写。

那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说是计划经济体制都值得商榷,因为像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较为成熟甚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有大量数理专家和经济学家做的规划,十分细致。而以当年中国的教育水平,计划精算的人才并不够用,地方上甚至出现了食堂厨子兼任会计的荒谬现象,严是严不起来的。

计划体制的相对宽松,最终为某些地方的地下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幸运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些当初的漏洞转而变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推动要素,而东欧、苏联各国转型就没有那么顺利。

改革开放之后,游戏规则变了。过去四十年,中央一直坚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策略,市场成了调节生产的那只手,而中国更要全面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

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是不容易的,毕竟当时能理解市场调节生产做用的人都不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在中山投资建设中山温泉宾馆,1980年底开业时,大领导来主持开幕式,霍英东邀请了一千多人坐了一百多席吃饭,然而每席只能上三只中山名菜石岐乳鸽。

这还是全县努力准备了一个月的结果,因为当年中山年产乳鸽仅三万只,这一顿饭等于当时年产量的百分之一还多。

中山温泉宾馆开门后生意兴隆,也确实需要大量采购当地食材,导致短期内物价上涨,物资供应紧张,有些人就不理解,说怪话:

中山温泉,引来这么多人,吃光了我们的乳鸽、大米等等,却拉下这么多屎尿在中山。

但是市场的力量很快就显现出来,尽管这只手看不见。见乳鸽消耗剧增,养殖乳鸽有利可图,中山养殖业迅速发展,乳鸽生产从开业前的年产三万只增至1986年年产九十万只。上个月老油条走访中山,在网红餐厅石岐佬饭店门口看到了一个大吊桶,里面装着几十只乳鸽。只要你给钱,这一桶包圆也没人管。

1984年春节前后,总设计师来到广东,就住在中山温泉宾馆。有一天他爬上中山温泉宾馆后面的罗三妹山,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总设计师若有所思地说:

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在那之后,中国人果然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一直坚持了下来,没有走回头路。

而在市场成为调节生产的重要因素后,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晋升锦标赛” 就会深度嵌入在市场竞争之中。这意味着地方官员的政策效果最终将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来,接受市场竞争的公开检验。

“官场+市场”:市场推动官员晋升的模式构建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想要获得更好的考核绩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晋升锦标赛”中获得有利条件,就得关心GDP增长率、财政收入等,而这又取决于辖区内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与其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竞争结果有关。

这就让地方官员之间的官场竞争与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官场+市场”模式,较为独特。

有了市场这一变量的引入,官员的“晋升锦标赛”不再是唯上而需要上级认可的表忠心运动,而是需要市场竞争的检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量化。

举个例子,难以量化的、但仍影响官员绩效的运动如今也仍然存在,像文明城市创建,标准是比较难以量化的,在某些地区就变成了运动式治理,唯恐做得不过火,干扰到了民众生活。而GDP增速数字清楚明确,尽管也有造假可能,而且造成了不少地方上的后遗症,但起码提供了一种较为清楚的衡量官员绩效的标准。

而在中央层面,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深度融入到世界市场中;而在国内,大力推动大规模、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无线互联网通信和高铁等,从通信和交通等领域让全国各地区之间发生交流融合,逐渐整合成一个大的单一开放市场。

这就意味着地方官员无法操纵地方上的企业所参与的市场竞争环境,只能是外部市场竞争的接受者。他们间接地受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制约,市场给他们的决策传递信号。

如果他们的政策不能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不能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全国这个大的统一开放市场中,资本会流失到其他地方,人才也会用脚投票去更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地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跨地区、跨境的流动要求地方官员,即便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也必须竭尽全力善待企业和人才,否则将面临人才流失、投资外撤的危险。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一个省乃至一个市,放在国外就差不多是个中小国家的体量。而中国地方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可能要比很多类似体量国家的元首要大。

如此大的权力,如何让这种权力去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肆意掠夺、妨害经济发展呢?将地方官员的官场利益与当地经济发展利益绑定,而经济发展又依赖广泛至全世界的市场竞争,可能是一个好办法。

类似的强力政府加全球市场条件下迅速发展经济,体量和国内一个省差不多的国家是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不过中国官员们的动力是官场晋升,朴正熙发展经济的动力可能是与朝鲜的竞争或稳固政权的需要。

需要注意的是,权力很大的统治者只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李光耀和朴正熙属于少数例子,而且都只出现在了东亚文化圈。更多独裁者对国内经济发展有着阻碍作用,甚至腐败横行,把国内资产吃干抹净,如阿根廷军政府或非洲的蒙博托。

不同的组合:“官场+市场”模式的高效和失效

“官场+市场”模式确实创造了很多经济奇迹,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不同情况。因为全国市场调节作用并非都很强力,官员的晋升动力也并不是各地都一致的。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详细点说主要是由晋升激励、仕途前景以及晋升与辖区经济绩效挂钩的程度共同决定的,这方面是有强有弱的;辖区企业对外部市场竞争的敏感度,也是有强有弱的,毕竟有的企业天然处于垄断地位。

如果某一地区市场经济的基础较好,民营企业所占比重高,或者经济以外向型为主,民间企业家活跃;同时官员的考核也明确以经济指标为准,他们就有充分的动机服务好企业,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这是“官场+市场”的强强组合,政企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如果一个地区是官场竞争弱,但是市场竞争强,是“官场”弱“市场”强的组合。这一类地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民间企业家活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弱,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有限。

这两类地区的优势是经济发展可能会很好,但在“官场+市场”的强强组合下官员可能出于政绩考虑保护企业,“官场”弱“市场”强的组合下官员可能出于个人私利保护企业,形成不正常的政企关系。最常见的,比如对“996”的抱怨多发于互联网企业,这些互联网企业多在经济发达地区,但当地的劳动法并没有得到良好的遵守。

还有一些地区是“官场+市场”的弱弱组合,一方面,国有企业或者资源垄断性行业占主导,企业对市场竞争缺乏敏感度;另一方面,官场竞争的规则扭曲,官员大多是靠人脉或金钱而非经济发展绩效获得晋升,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不足。两者结合的结果很可能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营商环境欠佳而难以发展,地方官员扮演“掠夺之手”。

在那篇关于巴中盲目投资的报道中,有当地人认为,巴中的营商环境不够好。工作作风不行,根本不为企业着想,营商观念淡漠。“如果来一个企业就要死一个,‘关门打狗’的做法,只能导致当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或许巴中就属于这一类型。

当然,巴中也有可能属于官场竞争强、市场竞争弱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有非常强的发展经济的驱动力。但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有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资源垄断性行业占主导,也可能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比较薄弱。

这就很考验官员的个人能力了。

有很多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创出了一番天地,为当地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比如沙县小吃、潜江小龙虾养殖和加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寿光大棚蔬菜基地等。但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80年代中期就建设荣国府旅游景区还找到《红楼梦》剧组的眼光、魄力和关系的。

还有一些官员有可能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甚至通过数据造假谋求政绩。搞得大的,拍脑袋想出的项目,最后浪费几个亿——贺电的《平安经》固然是有权利后内心膨胀的产物,是很可笑,但好歹没浪费几个亿啊。

也许巴中市和独山县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在中国飞速发展后,很多经济学家想通过自己的模型解释这一突出的现象,“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只是其中之一,“官场+市场”更深入地结识了其机理,但也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貌。只是市场经济在其中发挥的间接调控官场的作用,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最后留一个思考题:在这样的“晋升锦标赛”下,地方官员权力又很大,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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