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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中国没有了P2P。
11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在“《财经》年会上透露，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
13年的由生到死，一个行业的兴衰，道尽了时代的变换与规律。
2007年，中国第一家P2P诞生。此时支付宝正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全面拓展海外业务；微信尚未诞生，更遑论微信支付。互联网金融的萌芽期，也是跑马圈地的绝佳时期，这时候如果没有P2P，支付宝可能会略显孤独。
如果以国情去看，P2P的出现绝非坏事：P2P诞生前后，银行普遍“嫌贫爱富”，互联网化、零售化程度极低；民间借贷如毛细血管般无处不在，起到了极好的补充作用，但其基因里铭刻的高利贷、逃废债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重要的是民间借贷完全游离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如不受管教的孙猴子一般。
但若是让民间借贷的参与者在P2P平台上聚集起来，监管者直接监管P2P平台，将孙猴子变成弼马温、齐天大圣或者斗战胜佛，由它直接管理花果山上的猴子猴孙，既保留民间借贷的社会作用，又将其纳入监管之内，岂不美哉？
随后几年，昔日的P2P大佬们尽数登场。2013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直接将互联网理财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余额宝的收益远远高于银行活期存款，而P2P的收益远远高于余额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P2P平台都乐于将数倍于余额宝的收益率放在官网首页上，大量中产入局，虽然P2P的世界里从来不缺少雷声，但它的小时代依然如期而至。
金融市场的格局变化，必然会因为政策层面的动作，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各项监管政策落地，P2P和第三方支付一度成为了金融互联网化两个代表产物。
在P2P高歌猛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蚂蚁集团旗下招财宝踩雷侨兴债，在那之后蚂蚁的体系里便没有了P2P。
“1+3”监管框架落地后，P2P们觉得属于自己的大时代要来了；然，事与愿违，P2P从生到死13年，没有一家修成正果。
P2P由盛转衰是在2018年，网贷雷潮爆发，多方协力救市，收效甚微；2019年上半年，网贷备案步伐有望加快，但最后胎死腹中，网贷迎来的是末日前的钟声。
P2P行业两类风险最为突出，一类是道德风险，另一类是金融风险，P2P究竟死在了哪类风险上？读懂新金融认为是后者。
2018年雷潮是一个导火索，引爆的是过去数年里各个平台积累的自融、假标、期限错配以及“与借款人无法调和的矛盾”（即资产质量）。“无法挽回”埋在了数年之前。
对于各类金融风险，监管三令五申，除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诸多禁令之外，还有诸多补丁性文件，但P2P们却是口服心不服。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刚兑和期限错配，它们合力杀死了最杰出的一批P2P。
监管说：不许刚兑；P2P说：好，我拥抱。然而刚兑却一直持续到平台暴雷或退出前的最后一刻。
监管说：不许期限错配；P2P说：好，我拥抱。然而期限错配却一直持续到了平台暴雷或退出前的最后一刻。
那些有道德风险的假P2P，死于旁氏骗局；那些有金融风险的P2P，死于自以为是。如果P2P能够按照监管设计的形态去走，也不会死的这么惨？
马云在外滩峰会上表示，监和管是两回事，监是看着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来管。我们现在是管的能力越来越强，而监的能力不足。
P2P的案例则说明，监管其实是在监的能力太强，管的能力不足，如果监管有足够的能力纠正P2P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今天可能是另一番局面。
回归国情。
当前，零售金融成了银行和互联网巨头的必争之地，金融服务的普及度大大提高，小微贷款、消费贷款发展迅猛，民间借贷依然是毛细血管，但与十几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P2P的价值自然也同步大打折扣。
不管是自身还是外部原因又或是时代的绞杀，P2P都成了一个必须死的事物：连续不断的暴雷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逃废债和高利贷问题也没有在P2P平台上解决，相反由于借贷双方过于集中，反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
孙猴子，始终是个不服管教的猴儿啊。
陆金所、宜人贷、人人贷、玖富、微贷网、51信用卡......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俱往矣。
P2P的时代结束了吗？只要民间借贷没有消失，只要职业放贷人没有消失，P2P就不会消失；只要无视道德风险的人没有消失，漠视金融风险的人没有消失，P2P就不会消失；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P2P，或者——处处都是P2P。
实质大于形式，而P2P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一个小小形式，一个金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它的实质是背后借贷双方的迫切的需求。
哪有什么P2P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P2P。
回头去看，P2P真的一无是处吗？它起码帮很多出借人赚取了高额收益，虽然常有雷声阵阵；起码帮很多借款人获得了高效的融资，虽然成本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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