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蓝字
原创首发 | 蓝字计划
赵家村的扶贫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村里空调坏了，各种求助解决不了，村民们种的蘑菇都要死了，扶贫生意眼看就黄了。
赵玉甫心想：只有县领导能救命。
问题在于他没有领导们的手机号码，也没有他们微信，况且领导们是农民们想见就见的吗？
一个农民村支书，绞尽脑汁，回忆自己哪里能和县领导们搭上定点关系，就算远房亲戚或者老同学认识也行。
赵玉甫和县委的唯一交集，在手机那个企业微信群里，群里有整个县的党员干部，上至县委书记，下至基层党委，只是日常他从没想过轮到他群聊。
鼓起勇气，不揣冒昧，打开企业微信找到那个庞大的群聊，反映了村里发生的情况。
赵玉甫展示扶贫成果
消息一发出，县委领导们还没回复，县电力局就群里允诺马上去解决。
短短半天时间，空调接上电，变压器也顺利修好。
按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的支书赵玉甫的盘算，这一次至少帮村民避免掉近百万的损失。
赵玉甫第一次意识到，他手机里这个叫企业微信的玩意，这么厉害。
在中国基层，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处远的“江湖”，千百年来，第一次与“庙堂”如此亲近。
农村互联网不止“砍一刀”
如何更好地让基层与上层产生互动，这是一个儒家传统和处世之道为传统的东方古国，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
赵家村的支书赵玉甫通过蘑菇棚空调事件找到了答案，而找到答案的，不止赵玉甫。
今年初，一场倒春寒袭击了陕西眉县。
太白山脚下的这座县城，被称为猕猴桃之乡。在过去，对当地的果农来说，倒春寒这种天灾几乎是致命的。由于信息滞后，果农们对虫灾、病灾、气象灾害预警不足，几乎是被完虐。
陕西眉县，猕猴桃果园
但今年事情起了变化。早在倒春寒来临之前，眉县所有的村民都在微信上，及时收到了消息。
一条气象预警信息，经由每个村里的信息员，通过企业微信发到各个微信群。眉县村民第一次走在了天灾的前面，避免了最大的损失。
人定胜天的背后，是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的努力。在他们的推动下，陕西省搭建了一个“企业微信政务版大农圈平台”；到现在，陕西已有8000个村接入了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信息员，他们加上农民们的微信，随时帮助解决种植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说只有企业微信能够和农民们的微信互通，毕竟让农民专门安装使用一个办公软件，难于登天。
除了防灾害，信息员不仅可以在平台上查阅最新的农作知识，还可以帮农民找到销路。
通过一个平台和这些信息员，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成功地将8000多个村装进了同一个网络，触达了每一个角落。
一个个困境正在找到出口，除了大家戏虐横行下沉市场“砍一刀”拼多多之外，互联网技术正在悄悄重塑着这个国度几千年以来的基层治理格局。
“好像是发生燃气泄漏了，群里的网格员和燃气工人快来看一看吧。”
张莹第一时间就在群里看到了这条消息。她一边赶去现场，一边联系了群里的燃气公司。没过多久，工人就找到了泄漏点，关上了阀门。
像张莹这样的人，整个宜昌市有1.1万，他们叫社区网格员，服务着100万居民。
在湖北宜昌，居民遇到处理不了的事都会找社区网格员。小区井盖坏了、路灯不亮了、楼下餐馆油烟太大……都可以找他们。
通过企业微信，宜昌居民们的诉求很快得到解决
这1.1万社区网格员通过搭建内部的企业微信触达每一位居民，在这个网格群里，居民们不用下载新的应用，直接用微信就能快速反应诉求。
社区共治，在湖北宜昌得到了全新实践。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在浙江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警务室的黄鹏飞成了一个手机键盘侠：一年时间里，他的企业微信，加了4670名辖区内群众。
他的成效是，今年一季度，江东派出所的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去年下降21%，纠纷类警情下降32%。
除了网购“砍一刀”和刷无聊短视频之外，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最小的分子正在被很多“平时并不关注”的互联网小工具重新解构。
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易地通过一个微信群使唤“公仆”们。
从基层治理移植到生意
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谭继娟收到了商场的闭店通知，生意怎么做。
谭继娟是大西洋天虹毛戈平的导购，和她一样，天虹商场里的很多门店导购都不太害怕疫情的到来。
从2019年开始，天虹这家全国百货门店数量最多的零售企业，就开始了百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在天虹的商场里，每一个导购都可以通过企业微信添加顾客的微信，然后将顾客邀请入群，导购可以进行会员、订单、售后的管理。
疫情期间，没人逛街，导购们照常通过企业微信发朋友圈，给顾客推荐合适的商品。超级线上销售薇娅和李佳琦，给了他们疫情中赚钱的榜样鼓励。
天虹在企业微信上，已经添加超过了300多万顾客。
正是这些线上顾客，让天虹快速地把经营场景从线下搬到了线上。在疫情期间，天虹线上销售额单日就突破了3000万。
线上生意风潮也吹到了国外。
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壳牌”一直有个疑惑：
我们出产的石油，到底卖给谁了？
壳牌集团，是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
在“壳牌”过往的运营体系里，都是渠道商帮忙卖油，总部从来不知道买油的人是谁，他们对线下用户数据的感知长年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这也意味着，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向谁传播信息，根本无法提高门店配货效率，无法提升门店流量价值，决策资源的浪费极为普遍。
“壳牌”来到中国后，现在通过搭建定制化工具，通过CRS系统（Customer Relationship Service），将“壳牌”传统的渠道门店管理数字化，将客户的信息留存，破天荒地第一次知道——谁买了我的石油。
天虹和“壳牌”只是一个缩影，他们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80%的中国500强企业已开通企业微信，其中81%的零售百强企业在使用。
表面上是企业微信，实际上是中国商业数字化的胜利。
一场史无前例的商业变革正在发生。
消灭隔阂就是消灭企业病
从小农社会，到改革开放，到企业进化，中国社会治理和经济进步，见微知著。
直到三年前，金柳最大的烦恼，是公司太大了。
他所在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下称中交建），是建筑行业有名的“巨无霸”，旗下的七十多家子公司，超过一半的历史在50年以上，比总部“资历”还深。
16万员工的体量，更是让管理体系变得无比庞杂。
在这个庞大的企业里，光内部系统的账号和密码就有48套之多，且彼此相互隔离。
但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下一个五年目标里，称自己的信息数字化水平要进入央企前10名。
央企、百年老店、基建巨无霸……每一个标签，似乎都在嘲笑着他们的这个目标。
一年之后，中交建就把所有跟生产相关的500多个数字化系统全部集成到了企业微信里面。150个国家的几十万员工被“塞”进了一个app里。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项目安全检查一直是让中交建最为头疼的问题，哪怕每个项目都安装了摄像头，也依旧需要经过漫长的层层上报。
但在企业微信的帮助下，中交建的摄像头可以接入“交建通”，一有安全隐患，系统会立刻向主管领导和相关负责人推送消息，甚至精确到具体塔吊的具体零部件。
变“轻”后的中交建，生产方式和效率不再“国企”。
央企也在年轻化。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长安汽车上。
2017年5月，当长安汽车决定把10万员工拉进一个“群”，大家一度以为方案的提议者、长安汽车总裁助理胡朝晖“疯了”。
长安汽车生产线
要知道，要让这家员工数量近10万的企业完成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天，长安汽车工厂的一名女工就通过企业微信给董事长写了一封邮件：
“能不能多设几个母婴室？”
这封邮件很快就被截图发到了微信圈，工会第一时间去工厂做了调研，最终满足了女工们在车间也可以正儿八经喂奶了。
除了女工“质问”董事长，还有效率的提升。
企业微信取代原有的OA系统后，因为手机随时随地对齐信息，如今长安汽车经销商上报问题的平均解决时长由以前的2.13日缩减到0.13日，效率提升了：
1538%。
中交建和长安汽车的故事，不禁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在“世界工厂”庞大的工业基本盘里，倘若所有的企业都来一次这样的升级换代，中国制造会往前迈进多大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长安汽车工厂里，一个普通女工的呼声也能得到董事长的回应启发着我们：中国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应是螺丝钉式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被尊重的个体。
企业微信的负责人黄铁鸣问过北大国发院的陈春花，机器重要，还是人重要。
应该朝“人”做，陈春花不假思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狂飙的商业史上，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
在发财要快的时代，极致的效率几乎成了企业的唯一追求。
泰罗制催生的流水线，使大量工人异化为工具
但他们都忽视了，企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人，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把一群人组织起来，进而实现商业价值，这就是企业的本来面目。
那么，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个问题，无数人尝试过给出答案，约束、激励、胁迫……
到头来，能对抗工具化的，恰恰是更好的工具。
管理人类，富士康曾经是产业链上的一个小巅峰。一名富士康工程师曾对媒体分享过一个细节：
“富士康对流水线的管理极其精细，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每天在车间要走的路，一个零件到另一个零件的距离。而内部等级众多，从员到师再到管理级，上下级分明。”
但是富士康曾经众多的“跳跃”宣示了管理的本质，还是要关注认得本质。
既能让企业高效运转，又能最大限度了解员工的状态，进而让他们有尊严地工作。
在互联网时代，无数的工具想要实现这一点，遗憾的是，他们似乎永远顾此失彼，难以两全。
让一个最基层村支书找到县委书记；让一个燃气网格员更快找到漏气点业主；让派出所片警告诫辖区群众别上当转账；让长安车厂女工请求董事长设置多一个母婴室。
简单，又很难。
从此，中国商业努力的方向，又多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