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溯元育新（ID：EnvolveGroup），作者： 溯元育新，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本周的CIO Andrew Tsai管理着传奇量化大师Peter Muller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 Capital Group。
Andrew 2003年创立了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他在雷曼兄弟做过套利交易，在1997年创立了量化对冲基金，又在短短两年内覆灭，随后和原班人马做了互联网物流公司，后来在凯雷的委托下，走马上任一家科技公司的CEO。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30岁出头的Andrew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发现它们形成了一股合流，指引他成为一名家族办公室的CEO，而几年前认识的Peter Muller也在这时找上门来，Chalkstream应运而生。
今天我们来品读这位CIO的职业生涯里看似偶然的必然，以及他从丰富的跨行业经历中得出的投资和经营教训。
01成为CIO之前，是量化交易员，物流企业老板，科技公司CEO
Q：你是怎么对投资产生兴趣的？
Andrew：大学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想进投行做分析师。当时是高盛和Solley（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时代，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吸引我。因为你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但你不会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愿意辛勤地工作，但我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去了一家精品机构做暑期实习，他们是摩根大通银行外汇期权业务的合资企业。入职第一周的某天，他们说：“下楼，巴士下午四点出发，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里？”他们回答：“我们要去参观，全公司的人都会去。”于是我上了巴士，目的地是芝加哥郊外著名的赛狗场。
我坐在一位合伙人旁边，看着他手里的比赛表。他问我：“你打算怎么下注？”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但是这只狗的比赛成绩看起来相当不错。“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我们下注的本质是看狗与狗之间的相对价值。”然后他们开始谈论价差交易和交易基差之类的。我心想，这才是我真正想找的团队。将事物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选择最好的，是我的热情和天赋。
Q：这次经历是如何改变你对未来的看法的？
Andrew：大学时我休学了一学期，在商品交易所工作，体验了最原始的交易形式，比如打手势做信号之类的。这种经验让我了解到交易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胜负较量。
期间我经历了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及对不同交易动态的敏锐捕捉。大单要来的时候，整个交易区都变得紧张，然后会突然出现一种兴奋的气氛，这种氛围让我对交易背后的人产生了好奇，所以回学校之后，我深入研究了不同的对冲基金经理，大四时写了一篇如何建立对冲基金的论文。
然后我对这件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开始研究各种不同的投资策略。
当时我的目标是找到当时最复杂的投资策略之一，最后我认为是固收套利，这是我在金融领域职业生涯的开端。
Q：那个时期在固收团队做交易是什么感受？
Andrew：与现在非常不同。那时充满了能量和激情，交易还没有完全电子化，交易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有些人曾经是曲棍球队球员。他们是从传统交易过渡到量化交易的先驱者，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一个老板就是早期的量化交易者之一。
这段经历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市场上的某些因素比市场形成的观点更重要。
Q：你在雷曼的交易团队待了多久？
Andrew：大约五年。1995年，他们把我派到了伦敦，让我专注于德国债券市场。
Q：你之后离职了，是什么促使了你离开？
Andrew：我的梦想一直是去买方工作，我离职时只留下了一股雷曼的股票。1997年，我26岁时决定转向买方，和朋友们创办了Integrity Capital。这只基金采用量化方法，同时在多个资产类别中做多价值、做空成长。
Q：一年之后，事情并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成功？
Andrew：是的，27岁时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其实即使在数学和逻辑上看似合理的情况下，事情也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情况。
Q：这对你们那时的业务有什么影响？
Andrew：我们的基金在运营两年后关闭了。我们1997年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但在1998年还是清算了，当时确实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Q：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结束的？现在管理1430亿美元的AQR和你们差不多的时间开始做，因为相似的原因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开局，但他们决定继续做下去。
Andrew：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非常尊敬AQR。他们经历了1998年的回撤，就像我当时经历的一样，资金都在流出，而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保住了足够的资金。
那时候做多价值、做空成长的策略也并不受欢迎，因为每只科技股都在飙升。但是市场突然调整之后，长期价值和短期成长的策略在多年后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AQR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那就是保持运营，持续把公司开下去。如果你相信你的策略和团队，你所需要的就是资金的持续时间，因为你需要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
每十年可能只有一两次相对容易获得回报的机会，但你那时必须在场。
这也是我和Peter Muller合作，成为他的家办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久期很长、稳定的资本基础。
Q：你27岁的时候，互联网泡沫时期让你暂时离开了资管领域，你去做了什么？
Andrew：很有意思，所有事情都像一个循环。我当时和对冲基金的同事创立了一个叫Urban Fetch的即时送货服务公司。
Q：你们是怎么从对冲基金转向配送业务的？
Andrew：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我们的团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基金业务即将暂停，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好能让大家继续一起做事。
当时我们觉得量化策略已经很难吸引资金，但科技领域发展迅猛，尤其是我们都生活在纽约市，每天都能感受到很多不够便利的地方，比如送货服务。
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解决物流问题。如果你有X个仓库，Y个订单和Z个快递员，你应该如何分配？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物流和运营管理的问题。Urban Fetch就这样成立了，我们开始找风险投资。
在募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风险投资行业与对冲基金相比，更为开放和迅速。在投决会上，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分享想法，投资者则能更快速地做出决策。
Q：所以你们那时是有一群聪明人和一个好想法。
Andrew：是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创业过程中，我从金融领域转向物流和运营管理领域，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与之前在金融行业接触到的，受过高度培训的人不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快递员、工厂工人、物流专家等各种类型的人。
这要求我学会如何管理和激励不同类型的人。我需要找到很多方法，适应和激发不同人的动力和潜力。
Q：这家公司的发展是怎样的呢？你1997年创建了对冲基金，1998年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你开始做Urban Fetch，1999到2000年，你们在融资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Andrew：故事的发展是类似的。从最初的几个人开始，公司发展到了庞大的规模，员工数量增加到了巅峰时期的700人。这个扩张带来了庞大的运营体系，需要大量的管理和协调。
Q：你们当时是做本地零售送货吗？
Andrew：你可以理解为一小时内送货的亚马逊。我们商业模式一方面是为人熟知的零售B2C业务，另外一方面是B2B业务，也就是第三方物流， 这恰恰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对我们的认知，是可以在一个小时内送冰淇淋的公司。实际上，零售业务的利润率并不高，真正赚钱的是第三方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配送。
Q：Urban Fetch最终怎么样了？
Andrew：公司还是倒了，成了科技泡沫年代的受害者。我们本可以接受另一家竞争对手的收购，但我们选择了准备IPO。
我们当时遇到了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投资我们的VC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获得相当大回报的机会，一个数百万美元的退出机会。
当时他们认为，需要我们取得巨大的成功，来弥补他们其他80-90%失败投资带来的亏损。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和他们争论，事后看来显然应该做得更果断。
Q：接下来你开始了什么新冒险？
Andrew：接下来凯雷找到了我，他们持有一些科技投资的资产，其中有些表现并不好。他们认为有一家科技公司比较有潜力，需要一个临时CEO来管理。于是我接受了这个机会，最终它被一家大公司收购了，这个经历也让我停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Q：那时你多大？
Andrew：2002年左右，我大约30岁吧，刚刚结婚，一直在很努力地工作，所以休息一下也不会很内疚。
Q：休整的那段时间里，你学到了什么？
Andrew：我开始思考我的余生做什么，花了很久和人交谈。
回想过去的经历，我做过固定收益交易、量化分析、物流公司、风险投资和科技公司CEO。
我喜欢经营公司，激励团队，构建公司文化和流程，但投资是让我真正激动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在余生中追求的领域，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答案。
Q：那之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Andrew：我在意大利结婚，许多朋友都前来参加，Peter Muller也来了。我的基金关闭时，展现出积极应对困境的态度让Peter留下了印象。
我在困境中的坚韧性格促成了我和Peter的合作，于是我开始着手建立他的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逐渐壮大。
Q：Peter是什么样的人?
Andrew：他不仅是我的商业伙伴，还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成功的量化投资人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是音乐家和扑克牌手。
Peter经营着世界顶尖的统计套利基金PDT Partners，这支基金起初是摩根斯坦利的一部分，10年创造了60亿美元的利润。之后有段时间，Peter在纽约地铁站弹吉他。当了段街头艺人之后，他2007年又回到PDT重掌大局。
Q：你和Peter有着不同的经历，你们是如何合作，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
Andrew：我们在我婚礼之后约了见一面。在那之前，他说他想让我读一本书。我本想着可能是关于统计学、博弈论之类的书，结果他要我读的是Lauren Scene写的《巴菲特的成长：美国资本家的塑造》。
因为Peter很喜欢冲浪，我们在夏威夷见了面。Peter问我在书中学到了什么。我的答案与他不谋而合，我说：巴菲特是个了不起的投资者，他押注的是人。
Peter很满意，他说：我们在乎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PDT押注的是团队和合作伙伴，我也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能成功。
这次交流中，我们达成了共识和未来公司的蓝图，就是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投资机构。
02投资是人生志趣：长尾效应，集中押注
Q：在传统的资产配置中，人们更容易进行短期投资，而你提到了长尾现象，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Andrew：当时我们的观点非常激进，我们预见到了资金过度涌入某些领域的可能，以及过于依赖历史相关性带来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盲目地填满各种资产类别的桶，而是将投资视为一块空白的画布，考虑在长期视角下，如何实现复利增长。
我们实现目标的方法是在少数领域深入探索，当机会出现时，集中押注，实现长期的复利增长。
Q：在考虑投资和业务时，你们是选择建立独立的家族办公室，还是将资金与Peter的资金合并，或者考虑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投资？
Andrew：我和Peter都认为，为了吸引顶尖人才，我们需要与外部资金进行合作。我至今仍然认同他的观点，一个组织需要具备特定的能量，才能吸引到出色的人才。
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是要成为一个精品机构，专注做一些非常出色的事情。
但是与其他投资者合作，会带来不同的观点和关注，这种能量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从管理Peter资产的单一家办，很快转变成为多个高净值人士服务的联合家办。
Q：以日本为例，你是如何详细了解这个市场的机会的？
Andrew：美国一度掀起了一波投资日本主动管理者的潮流，很多人积极地进军日本市场，我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最初的直觉是，可以筛选所有有正向现金流的公司，最后筛出了350家。
然后我们想，那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它们呢？如果用价值投资的视角去看，这些都是真正的价值公司，我们可以长期持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投资策略也算稳妥。即使在困难时期，你可能会损失一些钱，但不会那么严重。
随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我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们只需要选取350家公司中的一部分进行投资。因为有些主动管理者有精准的目标，能用不同方式推动公司发展，比如进行股份回购、出售非核心资产等。
于是我们向一些主动管理者投资了一部分资金。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了惊人的事实：日本主题的指数下跌了整整44%，而我们投资的这些主动管理者只下跌了16%到17%。当你手中的现金开始以折价价格交易时，就是开始回购公司股份的时机。
继续深入日本市场的原因是，2008年之后，包括欧美在内的其他全球市场都有所增长，而日本的市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几乎没有变化，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
Q：你们还在日本做其他投资吗？
Andrew：我们在日本的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和基金。我们持有一些日本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此外我们还投资另一类公司的股票，就是处于长期下滑行业，但信用违约掉期利率非常低的高杠杆企业。
在雷曼的时候，我曾经抓住了17个基点的交易利差机会，是一次很漂亮的出手，还获得了一张证书。所以当市场上出现高度杠杆的资产，且它们的交易利率在这个区间时，这些资产就值得被纳入portfolio。
03在最佳状态里工作，复利将会非常大
Q：你提到公司文化对Peter和你非常重要，你们是如何实现的？
Andrew：创建像Chalkstream这样的公司的一大乐趣，就是能定义自己的文化，并与相契合的伙伴一起合作。
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不允许不够好的人进入我们的圈子。生命太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和那些人交往。
我们整个公司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做为期三天的培训。这段时间里，我们明确规定不许讨论任何与当前业务有关的事。只讨论一件事，就是回顾五年前的决策，讨论我们希望当时开始做什么，停止做什么。
另外我也坚信，身体健康能让思维更为清晰。
Q：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Andrew：我把公司命名为Chalkstream，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钓鱼，最早我是在伦敦的Chalk Stream学会了飞钓技巧。
Q：你在投资上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是什么？
Andrew：依赖他人的认可或寻求共识。我们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因为所有聪明人都在投资这个，就觉得它一定很不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你放松一些标准。
回想一下我们所有成功的投资案例，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广受认同的，总是会有一些转折和困难。
Q：你父母带给你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Andrew：我的父母气质截然不同。我妈妈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在我14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但我小的时候，她经常带我参观艺术博物馆，与她那些充满色彩的艺术家朋友们交往，他们都是自由、充满爱心，追求另类文化的人。
而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师，从台湾到圣路易斯攻读博士学位，非常正直，循规蹈矩。
Q：你阅读的哪些信息让你受益匪浅， 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
Andrew：我特别喜欢阅读来自不同国家的报纸。无论在哪个机场，我都会翻看各地的报纸，《纽约时报》、《中国日报》、《日本经济新闻》、《印度时报》。
这些不同国家的报纸带来的视角完全不同，总是能够激发我的灵感。我现在在亚洲待得比较多，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阅读当地的报纸。
Q：你有什么教训是你希望在早些时候就知道的？
Andrew：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非常忙碌，追求第一手信息，忙于各种事务。但现在，我认识到生命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时间的利用，还取决于情绪和精力的流动。
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能量是不同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算法。
我现在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段落。我会为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保留一些时间，也会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处理电子邮件，还有时间用来与人交流。
每个人的最佳状态都有自己的生物钟，我希望我在21岁时就知道这件事，因为你的最佳状态会比你的普通状态带来好20倍的成果。如果你每天都能提高10%，那么这种复利效应就会非常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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