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台电脑,年入百万背后的刺激战场

2024-06-24
把自己当作公司经营,就能像老板一样暴富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啊游,编辑:陈梅希,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许多互联网弄潮儿喜欢用标签勾勒自己的线上形象,再把诸多概括类名词用一个个竖杠区隔开来。我时常想象,如果这些标签能够实体化,应该会幻化为别在他们胸前的“徽章”。

毕业院校、学历程度、任职经历是人手一枚的标配款;除此之外,也有与时俱进的流行款。这些流行款曾经是“币圈人士”“Web3创业者”“DAO成员”,如今则是“一人公司”。

于是,我意识到,新的风向出现了。

2012年,Instagram 以10亿美元卖给 Facebook 的时候只有13名员工,大众均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2022年,一家名为 BuiltWith 的网站年入超1亿元时,公司只有开发者 Gary Brewer 一人,国内网友很快将其奉为“创业大神”;

2024年,短短两年过去,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已经开始期待,能够达到10亿美元估值的 “一人公司” 将在何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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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Altman接受采访丨图源网络

一小部分人开始接受并相信。

当技术的迭代周期以指数级加速, AI Agent 能够以更强的易用性满足更多样的生产需求,也许“越来越小的体量,越来越大的价值”才是未来“公司”的模样。

更小的一部分人开始践行,以个体作为最小单元,在直面社会中谋求生存与个人成长。

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并没有实际注册属于自己一人的公司,但“一人公司”所象征的“像经营一家公司那样经营自己”的理念,正指引着他们的行动。

一场“出走”

工作日下午两点,北京朝阳某家书店的咖啡区,坐着不少人。

从键盘上飞舞的指尖,屏幕上层叠的聊天框,以及快要见底的咖啡和凌乱的桌面来看,他们当天已经在这里坐很久了。

歪歪起身迎接我,她的座位在咖啡区中央一条能容纳8人的长桌上。在之前的线上聊天中,她将这里称为“我们咖啡馆”,这并不是说咖啡馆为歪歪所有,而是指她会和其他的自由职业者朋友,固定在这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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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歪在咖啡厅办公丨图源受访者

2022年夏天,歪歪从一家自媒体机构裸辞,选择成为一名“ IP 孵化手”,给有打造个人IP需求的老板们提供账号代运营服务。她自己找客户,自己交付服务,就像一家只有一个人的小型公司那样。

为了缓解独自奋斗的孤独,歪歪与坐在对面的玛莎结成了创业搭子:“她很厉害,已经年入近百万了。”

玛莎,85后,自小学画,儿时梦想是成为油画家,“后来发现还没当上就得饿死”,遂放弃。大学修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先做品牌全案设计,后又做了14年的 UX 设计师,一路从普通小职员做到公司设计总监。

在2022年6月之前,玛莎的人生一直按照大众眼中的“标准剧本”进行,然而,当她已经在公司做到了设计总监,反而选择了离开。

“上班跟上坟一个逻辑,光上班也还行,但能不能干点正经事。”

情绪在公司要求她裁掉组员时开始累积。行情好,公司搞赛马制,设两个总监两个团队;行情不好,需要降本,玛莎将自己的团队裁到只剩5人,公司还要再裁。每天忙到晚上10、11点才下班,大家都走了,玛莎会站在楼顶思考。

“不是想跳下去哈,我挺乐观的,就是思考一下未来。”见我露出担忧的表情,玛莎连忙解释。

情绪在一个夜晚集中爆发。玛莎在深夜12点回到家,走进卧室时,看见3岁的女儿腾地坐起来,问:“妈妈是你回来了吗?”玛莎询问女儿为何还不睡觉,女儿说:“妈妈我在等着你抱抱我。白天见不到你,晚上还是见不到你。”

玛莎并不是会因此就在家相夫教子的性格,但在公司花费大量时间,却无法做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这种感觉让她难以忍受。第二天,她找领导要了一个裁员指标,自己拿着n+1,瞒着所有人交了11万8的创业课程学费。

无论歪歪还是玛莎,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是“出来”,她们会把截止到目前的人生划分成“出来之前”和“出来之后”。

歪歪是95后,性格开朗,爱笑,985大学毕业,凭借高分就读抢手的经济管理专业,是会被父母们夸赞的“邻居家的小孩儿”。

但她告诉我:“读经济管理专业只是因为高考分数高,不想浪费分数,自己并不喜欢。”很快,她就意识到:不喜欢的事情,怎么也做不好。“实习的时候去审计公司工作,天天写报表、分析资产盘,没有任何热情。”

“出来”,用来代称走出职场的同时,似乎也隐含了几分跳出既往框架和标准的意味。

在见到歪歪与玛莎的前一天,我还顺着网线联系到了一位正在独立开发AI项目的程序员 LK。

他与玛莎一样是85后,迄今做了将近15年的技术工作,4年 iOS、4年 Android、4年服务器、2两年前端,身经百战。

LK 今年刚过35岁生日,即便工作能力强、收入高且稳定,也没能逃脱程序员的35岁焦虑。从去年开始,他就频繁地思考:“35岁之后,凭借自己的技术进行工作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22岁,大学刚毕业时,LK 没有选择步入职场,而是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与朋友一起创业。失败后,他前往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一路安稳地走到现在。尽管中间也曾尝试过几回O2O、区块链的小型创业,但都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直到真正快要走到35岁的关口,这个传说中充斥着“危机”与“被丢弃”的年龄,LK 还是决定认真地再试一次。去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觉得这个阶段,自己无论是在思想还是技术上都相对成熟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

目前 LK 还没有放弃在大厂里的工作,他计划等自己的小公司能够覆盖正职的全部收入时,再离开,可他的生活作息已经因此而改变。

下班后的空余时间,LK 全部用来开发AI项目,就连之前妻子怀孕的时候,每天陪伴妻子到晚上10点多,等她睡了还是会再到书桌旁工作。

他并不排斥上班,但做自己的项目,显然更有吸引力。

崭新且复杂的地图在每一个“出走”的人面前展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离开了公司、平台这类结构性组织,一个人,单枪匹马,如何界定自己的位置。

给自己加杠杆

很多人的社交简介上写着“一人公司X年”,现实里却不会直接说“我在做一人公司”。

这是因为,大部分将其作为标签的人,并没有真正注册一家企业。

但你也无法因此判定他们不是“一人公司”的践行者,因为他们确实一人包揽了提供产品或服务、寻找客户、与客户谈判、签订协议、交付并收款等全环节。

在最近的互联网语境里,“一人公司”象征的不只是一家客观存在的实体,更是一种理念——个体致力于用最低的经济成本,提供小而美的产品或服务,用灵活的办公方式,创造跟一家企业等同的价值与回报。

由于“一人公司”的践行者与“数字游民”群体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我们不妨用数字游民群体的统计数据来了解一些背景。

根据相关报道,2020年以来数字游民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目前全球的数字游民数量超3500万,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6000万,数字游民的平均年龄是32岁,正逐渐接近人类寿命的中位数。

当在互联网经济大潮中成长、学习、工作过的几代人成为世界的主要生产力,新一代的“打工人”无疑更懂得如何利用时代赋予的工具。

“AI 给个体的能力加了杠杆。”

Cellinlab 语气兴奋,在他看来,有了AI技术的赋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超级个体”。

这位曾经向往做 Web3 创业、组建 DAO 的年轻人,2019年毕业后历经裁员、派系斗争、创业公司倒闭,正狂热地相信:“AI 推动生产力升级后,以往独自一人很难做的的事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AI弥补。个体将有机会脱离传统的雇佣关系,以更低的成本直接与市场进行交易。”

同为程序员的 LK 最开始没想这么多。

2023年2月,LK 发现尽管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如雨后春笋:OpenAI 旗下的ChatGPT 通过了美国医疗执照考试;谷歌推出聊天机器人 Bard;微软将 ChatGPT整合进 Bing 搜索引擎;Meta 宣布开发 LLaMA 大模型。

然而,国内还有许多用户接触不到这些生产力工具,LK 便和朋友们开发了一款名为 HalfWork 的网站,接入了国外几家成熟的 AI 大模型。当时还没有“多模态”,他们试着将这些模型整合进一个对话列表中,帮助用户在对话的场景中调用多种 A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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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开发的AI网站丨图源受访者

开发了20天后,网站上线,乘着 AI 的流量东风,网站的日均浏览很快破千,积累起了十几万用户,每月收益有两万元左右。

但单纯依靠自然流量,网站很难持续运营,眼看着 C 端流量逐月减少,去年8月,LK 决定转向B端产品,为企业做 AI 系统定制。

这次,他又花费3个月独自完成了面向 B 端的 AI 网站 HalfDone,并注册了一家名为“事半科技”的公司,正式开启了一人公司的运作。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LK 一直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项目开发进度,即便有了 HalfDone 做基础,从收到客户需求到交付,LK 至少要花费一到两周的时间,但客单价很快提升到了50-100万元。

很多独立开发者会把产品发在社媒上进行宣传,收获第一批种子用户;之后一边迭代产品,一边通过分享自身创业经验吸纳粉丝,产品最终会慢慢做起来。

LK 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做流量,过去十几年的工作惯性让他宁愿写3小时代码,也不愿写半小时文章。不得不为网站撰写相关文案时,LK 会求助ChatGPT,但他从不用AI写代码,觉得“AI写得还没自己写的熟练呢”。

他在社交平台的ID是“AI创业纪实”,一个很难吸粉的名字;因为实在写不出长篇大论,每篇内容都是简单的开发进度截图加日报式的简短文字。好在,LK 做的是 toB 的生意,对流量、粉丝的需求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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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的开发日记丨图源受访者小红书

然而,对依赖线上获客的人来说,相比起 AI 这类技术工具,“流量”才是他们用来扩展影响力的更重要的杠杆。

凯文·凯利曾在《技术元素》里提出“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意思是“如果你拥有1000个愿意花一天工资购买你产品的铁杆粉丝,就可以衣食无忧。”

这也是最近“个人 IP”赛道愈发火热的缘由。

玛莎告诉我,个人 IP 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做一件去中心化的事情。

大家越来越不喜欢组织化、模式化,越来越倾向于在更细分的领域里找到喜欢的博主,在小圈子里获得更多的价值感、归属感,并愿意为此付费。只要影响力足够大,或粉丝粘性足够强,个体也能达到一家小型公司的营收。

一直在帮不同人士孵化 IP 的歪歪同样认为:“IP几乎属于零成本投入,只需要付出时间,流量会像杠杆那样帮你撬动更大的生意。”

总之,无论是借助 AI 、流量、还是 IP ,意识到传统雇佣关系的种种问题后,“一人公司”的践行们,试图把自己活成一家公司。

六边形战士or独臂战士

北五环附近的一家民营企业办公室内,歪歪正“以一敌五”。

早期依靠朋友推荐的客户资源快要耗尽,她不得不自己外出开拓新客户。

歪歪将这家民营企业的风格描述为,“在村里的办公室放张老板椅,老板坐下就开始喝茶那种”。为了拿下客户,她提前准备好了讲解文档,想跟老板介绍下账号定位、后期规划等问题,但硬着头皮到了之后发现,当天只有自己一个人带了电脑。

原本要见的民营老板又叫了另外五六个老板一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侃大山,没人关心歪歪要讲些什么。

“我一个人面对着五六个男性老板,坐在那里还是笑眯眯的,但整个人都是紧绷的,腿已经僵了,鼻子里还在吸着二手烟。”

如何把自己推销出去,是初出茅庐的“一人企业家”们需要学习的第一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的销售。

在歪歪看来,做“一人公司”的好处是,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

“在公司打工,老板谈来的合作、老板指定的选题,你没有办法 say no,但是出来之后,遇到不喜欢的合作者,你可以拒绝。”

但自由的前提永远是,能够找到足够多、足够稳定的客户供自己筛选,不然连存活都成问题。公司有自己的销售、有自己的市场部,自成一家公司后,营收的压力不会等你做好准备才袭来。

离开职场的第二年,去年年底,两个老客户同时与歪歪中止合作,拓客压力变大,收入变得被动。IP孵化手不再是一个崭新的赛道,竞争逐渐加大:“很多生意靠的是时间差和信息差,这些不见了之后,该怎么办?”

一向情绪稳定的 LK,也是在今年3月,三个项目同时不了了之后,开始出现心理波动。

因为要给企业提供定制的 AI 系统,LK 与客户的合作模式通常是先收一笔小钱做个定制方案或 demo 给对方看,如果对方觉得可以推进,再收几十万元开发完整的产品。

“试错和调整的过程挺痛苦的,三个项目到最后都没成,付出了很多时间,但没有结果。”

在现有的一些资料里,人们会把“一人公司”的优势总结为:“能够迅速行动,更快地实验,执行数据驱动的决策,并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假设进行测试,从而实现产品与市场的匹配。”但个体在其中所需付出的“时间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由于 LK 同时在做一份正职工作,因此当多个项目并行时,每天晚上7点下班后,他需要继续为自己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周末两个全天也得保持工作状态。

自己做产品不像在公司里做产品,会有产品经理设计需求、设计师设计UI界面、技术开发完成后还有专门的人负责产品测试。LK 只能有了大体想法后,先参考成熟产品的做法,再在操作中逐渐捋清每个环节。

成为“一人企业家”似乎在逼迫着个体进化为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作为旁观者的我看来,某种程度上这比给公司打工更累,对于个体的考验更多。

玛莎却觉得,作为个体来说,除了选择当六边形战士,也可以做独臂战士。“就像现在的 IP 联合一样,每个人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再彼此互补,也可以发挥极大的效果。”

我暗自心想,玛莎跟 Cellinlab 应该能成为朋友。

在判断 AI 能够给个体带去前所未有的机会后,Cellinlab 也曾想成为一名独立开发者,但考虑到 AI 产品研发周期长、变现难,再加上对自己更擅长做流量的判断,他决定走第二条道路——成立 AI 社区,做一名“超级链接者”。

“AI 确实给每个人加了杠杆,但 AI 并没有强到可以帮人做完所有事。现状是很多人的技能或资源还在闲置,理想状态是大家可以分布式协作,共同创新。”

Cellinlab 花了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他的“超级个体增长飞轮”项目。

简单来说,他想做的是把拥有开发、运营、销售等专长,并且对 AI 感兴趣,想要创造 AI 产品的个体链接在一起,大家共创产品或服务。而作为“中介”的他,未来将通过从产品收益中抽成的方式获利,用 Cellinlab 的话来讲,这是一种以技术资本进行投资的新模式。

最近,每周二、三、四、六的晚上,Cellinlab 都会直播两到三小时,邀请嘉宾分享 AI 创业的经验与思考。每周六,他们还会组织线下的 AI 活动,鼓励大家分享有关 AI 项目的好点子。

线下活动的场地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昆仑巢”,创始人是曾经创办“车库咖啡”的苏菂。

经历过十几年前互联网创业热潮,或是了解这段过往的人会知道,位于北京海淀西大街48号的车库咖啡,是国内第一个以创业为主题的咖啡馆,乘着互联网经济的东风,不少年轻人曾聚集在这里聊想法、聊技术、组团队、谈投资。

2023年11月,苏菂又创办了昆仑巢,希望继续为有想法的年轻人提供交流场地。自“AI 革命”以来,一颗颗不甘心做一辈子打工人的心脏,再次蠢蠢欲动,大量的线下沙龙、黑松客活动变得愈发频繁,一批热血青年正再一次聚集。

能赚钱吗?

去年,普华永道进行了一项名为“2023年希望与恐惧:全球劳动力调查”的研究。

他们调查了全球46个国家及地区的近5.4万名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及行为,发现,有53%的员工对于目前的职位有所不满并打算更换工作,即便是打算留在原岗位的人中,也有43%的人并不满意当下的工作。

关注商业科技领域的作家伯纳德·马尔,认为传统的工作等级制度正在被动摇,关于“我们的同事是谁”的传统观念,将在2024年之后消失。

对于已经在践行全新工作样态的人来说,上述论断是一种“佐证”;可是对于仍在原有轨道上前进的旁观者看来,上述数据大概率是与自己无关的,非常遥远的未来。

Cellinlab 一直保留着阐明自己最初想法的帖子,标题里赫然写着“准备 All in 独立开发者布道”,内容讲解了自己打算激励更多的程序员转行“独立开发者”,再通过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评论区热闹归热闹,有一大半都在骂他。有人不理解什么是“布道”,有人认为“动不动就套用些大词、概念的人,跟卖 AI 课程割韭菜的网红没有差别”,有人的只留下直白的两个字——“骗子”或是“圈钱”。

许多人衡量“一人公司”到底是切实可行的新路径,还是被鼓吹起来用于收割普通人的伪概念,简单粗暴的标准都是“钱”。

“有没有赚到钱?”“赚了多少钱?”自从离开公司自己单干后,歪歪的亲戚经常旁敲侧击地提出这些问题。

“他们会认为你做‘一人公司’很赚钱,可能已经大赚了一笔,不然做这个事情干嘛呢?”

反过来看,一些网友质疑 Cellinlab 的原因无非也是觉得这个人“在立人设骗钱,什么对于 AI 超级个体的信仰,都是噱头”。

我厚着脸皮问 Cellinlab,所以这四个月你靠做 AI 社区到底赚到钱没有?

他答:自己的 Twitter 账号做起来之后接过一些投放需求,赚了几百块,但如果算上为社群付出的人力成本,收入得是 -1万。

吊诡的点在于,当你知道他没有因此获利时,第一反应并不是认为他洗脱了是骗子的嫌疑,而是“原来做一人公司也没那么赚钱嘛”。

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玛莎或 LK 那样“赚一笔”。

离开职场两年间,玛莎成立了星火集·设计职业发展研习社,作为一名职业导师为学员做职业规划。创业第一年,她就赚到了70万,创业第二年,年收入正接近百万。LK出售的 AI 系统,定价就在50到100万之间,他坦言,每年只要能有一两个客户,就已经能获得很可观的收益了。

大部分践行“一人公司”的年轻人其实是歪歪这种,收入比在公司打工时要多,但远称不上暴富;在我们尚未接触到的沉默践行者中,像 Cellinlab 这样还在探索、仍未盈利的人,无疑也有许多。

在玛莎花11万8报名的创业课程里,大约有20名同期生,一年过后,一半的人都消失了;两年过后,真正靠着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活下来的人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赚不到钱就会放弃”,“投入产出比不划算就会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付出了比在职场更多的精力,目前仍未实现收入同比例上涨的人,坚持是为了什么?

另一场追逐

每当遇到艰难时刻,歪歪的父亲就会问她:你对这件事儿还有信心吗?

歪歪回:有啊,怎么没有了。

父亲就会说:有信心就好,就能做。

轨道与旷野之间永远有道无形围墙,由“信”与“不信”彼此区隔。围墙内的人因为不信,所以觉得围墙外的人看到的新世界是“幻觉”;但对于围墙外的人来说,恰恰是因为相信,才看到了真真实实的“旷野”。

《海上钢琴师》里,1900 在下船的舷梯中间停住,当他看到复杂的城市街景,还是回到了船上。他如此向朋友解释:钢琴只有88个按键,但你看过那些街道吗,仅仅是街道就有上千条,该怎么选择其中的一条路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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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钢琴师》剧照

能够接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追求”,是“旷野”给予人生的包容,可如果放弃“轨道”所给予的人生指引,只有坚定知道自己想走哪条路的人,才不会迷失,或是回头。

在“一人公司”这种形态的“旷野”里,有些人追逐的仍旧是名利、金钱为自己带来的安全感,有些人追逐的是“纯粹做事的感觉”。无论是哪种,最终似乎都会收束回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探索。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玛莎,谈吐幽默,金句频出。

但她说自己以前是个十分腼腆的女孩儿,跟男生说话会脸红,遇到事情会躲在家人的背后,不敢自己上前一步。直到父亲去世,身体不好的母亲需要照顾,她只能收起自己的情绪,一边学习心理学,一边安慰自己的母亲。

毕业后,她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北京工作、扎下根,一步步做到设计总监。

对于家人的看重以及攀登职场阶梯的过往,给玛莎留下的印记是,离开职场第一年,她就给自己定下了营收目标,不低全职工作的年收入。

这是她借以彰显自身能力与价值的凭证,当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她的动力变成了“帮助更多求职者”。

客户离开、收入不稳时,歪歪也曾想过回到职场,她甚至已经通过了某大厂的面试,但还是放弃了。虽然她一开始笑着打趣“出来得久了就回不去了,不想坐班”,实际上她是不想背离自己希望“专注做内容”的初衷。

LK 曾亲身经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那是一段热火朝天的日子,眼里看到的、耳边听到的都是谁创业了,谁融资了。大三下学期,他就跟同学在学校后面租了间房子,做创业。

盈利模式没跑通,创业失败后,曾经的伙伴有的去留学,有的回家当公务员,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能闲下来的人。

“喜欢创造一个东西的感觉,这是不受控制的事情,在过程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虽然目前没有融资的打算,但他觉得“一人公司”不是自己认为的常态,他仍期待着产品及商业模式成熟后的扩张时刻。

传统职场的路径中止了,但对于人生价值的另一场追逐不会随之停下。

当离开了平台、组织、公司,个体的肩膀上承担了更多的职责与风险,那未必不是一个更残酷的世界。

玛莎摇了摇头,“这不残酷,这多刺激啊。”

参考资料:

【1】成为数字游民,年轻人换了种“活法”,澎湃新闻

【2】2023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洞察报告,36氪研究院

【3】2023 全球希望与恐惧调查报告,普华永道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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