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笔记侠”（ID：Notesman），作者：徐高，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法案，让全世界看到全球化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点。
对等关税的背后，是美国长达40年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的国内需求过于强盛和国内供应的严重不足。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形成了镜像——国内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
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中美都有必须解决的矛盾。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不能用微观经济的经验给宏观经济“开药方”。
今天这篇文章，带你从反常识的角度来梳理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内在逻辑，抓住偶然中的必然，破局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困境，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2025年4月2日，美国提出了“对等关税”的法案，在对全球普遍加10%关税的基础上，更对中国加征34%关税。但戏剧性博弈才刚刚开始。
4月4日，中国宣布对美国加征34%关税。
4月8日，美国对中国“对等关税”提高至84%；4月9日，中国对美国关税加征率提高至84%。
4月9日，美国对中国“对等关税”提高至125%；4月11日，中国对美国关税加征率提高至125%。
5月10—11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高层会谈。5月12日，中美同时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宣布在90天内，双方加征关税税率降低至10%。
6月5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6月9日，中美双方在伦敦开始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
关税战的变化非常快，让人有点应接不暇，不光对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事情发展总是出人意料，未来会怎么样呢？
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告诉我们——偶然的背后都有必然。
这个必然就是经济状况，它作为一个基础，作为偶然背后的必然力量，推动着整个事件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关税摩擦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标志着过去40年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走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在转折的过程中，偶然因素非常多，我们要把偶然背后的必然抓住，把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抓住，这样才能对未来的经济和市场走势有相对更大的把握。
01 重塑认知：突破微观经验陷阱的宏观逻辑
要抓住宏观经济的必然，首先是分析方法要用对，其次是宏观逻辑要抓准。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宏观经济中，对宏观经济都有自己的理解，但真正懂得宏观经济运行的人少之又少。
宏观分析慎用常识
为什么呢？每个人直接感受到的是围绕自身的“微观经济环境”，我们所得到的“宏观经济”的经验，无非是我们宏观环境下微观环境的微观经验。
它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真正逻辑，宏观经济运行逻辑靠我们的生活体验是难以得到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写过《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观经济》的文章，他认为：
很多商人因为经营的成功，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懂得经济运行，也就愿意在宏观政策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实他们的经济建议出奇的坏，尤其是经济状况糟糕的时候。
比如，一个国家需求不足，债务较多，企业家的建议是节衣缩食地存钱还债，采取紧缩策略。但这样的建议对宏观经济来讲非但无益，反倒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为什么？因为国家不是公司，宏观经济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环境。国民经济政策，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也需要考虑到在商业生活中常常无关紧要的某些类型的反馈。
克鲁格曼说：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会把一小部分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员工；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多数商品和服务也主要是卖给国内的。
这说明分析宏观经济时，得考虑国家支出与收入的反馈效应，这在微观分析里常被忽略。
比如企业卖不动货、营收利润下滑：若是产品问题，升级产品、提升竞争力就行；可要是全行业需求都降了，自家销路差该咋办？
没哪个老板会在产品卖不动时给员工大幅加薪。毕竟员工只是公司产品客群中的一小撮，加工资带不来整体购买力和需求的增长，反而会增加成本、压缩利润，更难扛过寒冬。
所以企业遇到需求下降，通常会紧缩开支、过紧日子，保住利润——这在需求寒冬里是企业家的合理选择，且符合个人微观直觉的。
但这套逻辑套到宏观层面，问题就大了。
如果一个国家像当前中国这样面临明显的需求不足，宏观层面该怎么应对？尤其是财政政策该如何发力？
要是社会总需求已经不足，财政却还搞紧缩、缩减开支，后果会很明显：
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最终会变成老百姓的收入，这时缩减开支只会让民间收入进一步下降。
收入少了，大家花钱的意愿也会变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雪上加霜。
而经济越差，财政收入反而会更糟，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宏观层面应对需求不足，思路恰恰不能是紧缩，而应该是扩张财政、加大支出。
财政花得越多，越能带动经济循环，增加未来的财政收入，帮助整个经济走出需求不足的陷阱。
为什么商界领袖的宏观政策建议往往不靠谱？因为他们习惯用微观思维，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复杂关联。
不能用微观常识理解国家债务
就拿债务来说，微观和宏观的理解大不一样。
①微观主体(个人或企业)的债务约束在于主体的现金流
对个人或企业这类微观主体而言，债务能不能扛住，全看现金流——未来每个时间点的现金流都得够还债务本息，只要有一个时间点不够，就可能资金链断裂、破产。
而现金流不仅自己能影响一点，更多取决于行业、宏观环境这些外部因素，很多时候只能当成既定事实。
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大，大家都在说要刺激消费，但为啥这么难？很简单，老百姓对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变弱了。这种情况下，想让他们多花钱、多借债消费，自然很难。
这些微观层面的债务逻辑，大家都熟悉。但要是把这套逻辑直接套到宏观经济上，就会出大问题。
②国家的债务约束在于该国的生产能力
看中国当前的情况：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我国非金融部门（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总债务占GDP比重，过去20年快速攀升，如今已超200%。这一比例不仅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更远超发展中国家。
于是有人担心：债务这么高，中国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为了防风险，自然就想到要控制债务增长、出台去杠杆政策。
这个逻辑看似顺理成章，但问题在于——它缺乏对宏观债务的整体性理解。
那么，一个国家的债务约束在哪里？
和企业、个人不同，国家有个关键差异：可以印钞票。如果政府现金流不够，理论上开动印钞机就能补充——所以对国家来说，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能掌控的”。
但这显然没那么简单。印钞能不能真的用，得看后果：
如果印钞导致经济失稳、社会混乱，再想印也不敢印；
只有印钞不引发严重问题，才有可能用。
什么时候印钞会让经济失稳？比如国内已经内需过剩、供给跟不上的时候。
这时候印钞，相当于给市场注入更多购买力，只会让需求更旺，进而导致两种后果：
如要么推高通胀，物价飞涨；
要么为了避免通胀，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填补供给缺口。
结果是贸易逆差扩大、外债增加（毕竟进口得用美元等国际硬通货支付，而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印不了美元）。
外债多了终究要还，还不上就会爆发国际收支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例子，泰国、韩国等国因外债过高还不起，经济崩盘。
所以，要是国内已经内需过剩，印钞只会火上浇油，要么通胀失控，要么外债压垮经济。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印钞，反而得回笼货币抑制需求。
但像中国现在这样——内需不足、供给过剩，大量产能开不起来（缺的就是需求），这时通过财政发力（比如印钞）扩张需求，只要幅度适中，没超过国内供给能力，就不会推高通胀，也不会扩大贸易赤字、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这种情况下，印钞是可行的。
这时你会发现，国内债务规模再大，也不构成真正约束。
为什么？因为现金流（还债能力）是“自己能掌控的”——只要经济状态是内需不足，就能通过合理印钞来保障。
宏观层面的债务约束，早就不是微观层面的“现金流够不够”，而是由经济运行状态决定的。
所以别光看中国实体债务规模比美国高，两国情况完全不同。
对中国这样内需不足的经济体来说，多增加些内债，反而是利大于弊——能帮着化解需求不足，让经济更稳。
③美国的债务约束在于“美元霸权”
美国更特殊。前面说过，国家的债务约束多与国内生产能力相关，但美国连这层约束都没有——因为它能印国际支付货币美元。
哪怕美国外债规模已经很大，只要全世界还认美元、收美元，美元霸权还在，它的债务就出不了大问题。
美国的债务约束，根本不看什么国内生产能力或现金流，全靠美元霸权撑着。
这是美国独有的底气，谁让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呢？
最近传得很火的特朗普“海湖庄园协议”就体现了这种误解：
看到美国债务规模高（联邦政府债务占GDP已达120%，超二战时期；
即便剔除政府和美联储持有的部分，非政府持有债务占比也有80%，仍不低），就想把债务换成100年期甚至永续债券来解决问题。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搞懂美国债务的本质。只要美元霸权还在，美国国债的数额根本不是关键——债务可以一直续下去，还能不断往上加。
除非有人能打破美元霸权，否则这些所谓的“解决方案”，其实没必要。
但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冲击，使得美国一个过去不会有的债务问题，现在可能变成个问题了。
可见，宏观的经济分析与微观的经济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宏观经济分析的关键词：内生、一般均衡和思想
①内生与外生
微观分析里，很多变量会被当成“外生”的——就是给定了、不用考虑它的变化，比如企业做决策时，行业状况、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都被看作企业影响不了、控制不了的变量。
哪怕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市场需求就那么多，不会变。这就是外生变量。
但宏观层面不一样，变量大多是“内生”的——所有因素相互影响。
比如国家支出会影响收入，甚至可能“越花越多”：
经济差的时候，财政多花钱，民间收入可能涨，经济活了，财政收入反而增加；
反过来，越不花钱可能越没钱，财政紧缩会让经济更差，收入也跟着降。
去年就有例子：
十几个省份因为债务多进行了“化债”，缩减财政支出、不开新项目。
结果前三个季度财政收入压力更大，债务也没减轻。
直到9月宏观政策转向，情况才好转。
②部分均衡与一般均衡
微观分析用的是“部分均衡”：给定消费者的收入(外生)，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内生)——消费者的收入单向影响消费。
宏观分析用的是“一般均衡”：
消费者部门（所有消费者加起来）的收入、消费和储蓄均为内生变量，且消费和储蓄行为会影响到经济运行状况，进而反过来影响消费者收入——消费者部门的收入和消费间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宏观分析本质是对整体的理解，所有因素都相互关联。
比如今天的贸易摩擦绝不只是“对等关税”这么简单。必须把它放进宏观大背景里，才能真正看懂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如果只在宏观层面就事论事，那就像头疼医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很多微观层面看起来外生给定的东西，在宏观层面都是内生的变量，都是可以通过政策去调节的。
③统治世界、决定经济运行的根本力量是思想
在宏观分析中，最为外生或者本源的变量是思想，统治世界、决定经济运行的根本力量是思想。
凯恩斯在《通论》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
许多实践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拙劣学人。
……对形成善良或丑恶的观念而言——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所以，对宏观经济的深刻把握，一定要从思想层面来进行。
要把几十年所形成的微观思想抛到一边，把宏观当成一个你没见过的陌生对象，对他进行重新的认识，重新的熟悉和重新的了解。
否则，就容易把微观思维代入到宏观分析中，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02 中美博弈：美国对等关税的动机、根源与终局
“对等关税”的动机——压缩不断增大的贸易赤字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对等关税：在所有国家都加征10%的关税基础上，对那些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加征更高的进口关税。
这个更高的进口关税就是所谓的“对等关税”，最终对世界各国加征了对等关税。最高的加征到了50%，中国的加征额是34%。
加征的对等关税水平基本上和2024年美国对别国逆差与美国从该国进口之比成正比关系。
比如，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从中国进口金额的67%，实际加征34%（0.5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打了对折）。
简单来说，只要美国对某个国家贸易赤字（逆差）规模大，就对这个国家加征对应的高关税。
特朗普也对外作了解释：
美国之所以和别的国家会有贸易赤字，是因为别的国家对美国采取了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从而限制了美国对别国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为了平衡贸易，美国要在美国的进口端加征关税。
从这个“对等”关税的具体操作来看，目的非常清楚——美国想把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压缩下来，从而把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压缩下来。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国内需求旺盛，供应不足
美国贸易逆差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过去四十多年，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形成了几乎以美国为唯一贸易逆差方的全球失衡局面。
从上图可以看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2000年以后，全球所有国家的顺差以及所有国家的逆差之和在快速地扩张。
而主要的逆差方几乎都是美国，别的经济体偶尔有逆差，但规模都不会太大，也不会太持续，只有美国维持着长时间且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我们可以把地球理解成一个封闭经济体，在没有统计误差的情况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贸易顺差和所有贸易逆差加起来应该等于零。
而全球的逆差主要来自美国，也就意味着所有顺差国的顺差都来自美国的逆差。
这种局面对美国是不利的，这就是特朗普推动对等关税压缩美国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
美国著名金融家JP Morgan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事一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冠冕堂皇的原因，另一个是真正的原因。
那对等关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要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如何真正产生的。
从下图的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很高了，最高的时候超过了3%，而那时中国还是美国的贸易顺差国。
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真正融入了全球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快速扩张，而这个时间也仅仅20多年。
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有40年了，所以美国把其贸易赤字的形成归咎到中国方面的贸易保护，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两个公式。
按支出法GDP核算，国内产出被用到内需（消费和投资）以及外需（经常账户）之上，于是有第一个公式：
GDP = 消费+投资+贸易顺差（公式1）
GDP是国内总产出，这个总产出要么拿去消费，要么拿去投资，消费加上投资就是内需。
如果消费加上投资都不能把国内产出用光，就会通过贸易顺差的形式输出到海外。
因此，总产出就是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贸易顺差（出口），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我们把公式（1）做个变形，就得到第二个公式：
贸易顺差 = GDP-(消费+投资) （公式2）
根据这个公式，当国内GDP不能满足消费和投资时，就需要从国外进口来满足内需，这就形成了贸易逆差（负贸易顺差）。
一个国家有贸易顺差或者贸易逆差，一定与这个国家内部的平衡有直接联系。
美国为什么长期有贸易赤字，就是因为其国内需求（消费加投资）长期高于国内的总产出（GDP），也就是国内供应不足，因此需要从国外以贸易逆差的方式进口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国内供给不足。
中国为什么长期是顺差国呢？是因为中国国内产出过剩，GDP产出比国内消费加投资的内需之和还要大，所以要通过贸易顺差的形式把富余产出输出到海外去。
可见，一个国家的贸易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决定于其内需与供给能力之间的平衡，跟这个国家出口竞争力强不强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很弱，他的商品到处被贸易保护壁垒所打压，但如果他国内需更弱，他仍然可以是一个贸易顺差国。
同样，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非常强，但其内需更强的话，他依然是一个贸易逆差国。
所以，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内内需太强，国内供给跟不上。
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得与失
①发行货币，美元薅了世界羊毛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张，有一个关键时间节点——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同盟国取胜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美国、英国开始构建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
1944年7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代表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了协议，建立起了二战结束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很简单：
美元直接与黄金绑定，1 盎司黄金固定值 35 美元。
美国政府承诺，无论谁拿美元来换黄金，或用黄金换美元，都按这个价自由兑换。
这就把美元和黄金的比价锁死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不直接挂钩黄金，而是挂钩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为啥这么设计？因为二战后全球黄金大多在美国手里，其他国家黄金储备很少，没条件直接挂钩黄金。这种“美元挂黄金、其他货币挂美元” 的模式，叫金汇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的影响很直接：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成了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确立的。
不过这套体系也有个制约：美国不能随便印美元。毕竟承诺了美元能按固定价换黄金，有多少黄金才能发多少美元。
要是美元印多了，黄金不够换，承诺就将破了，所以美元发行量被黄金储备所制约。
但后来情况变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美国在发动越战后，花钱如流水，又不想多征税，就靠印美元来维持。
其他国家眼看美元印得越来越多，觉得它和黄金的挂钩肯定撑不住，比如法国就开始大量用美元换黄金。
结果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跌了一半多，实在顶不住了。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再也不承诺自由兑换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货币体系叫“牙买加”体系。
在这套体系里，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货币，都和黄金、大宗商品彻底脱钩了——现在的货币就是纯粹的纸币，甚至大多只是电脑里的数字符号，本身没有任何含金量，而且能无成本创造。
为什么这些“纸片”或“数字”能当货币流通？因为国家法令规定必须接受，这就是“法币”。现在各国货币，包括美元，都是法币。
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发行就没了物理限制——想印多少、创造多少货币，无非是数字后面加几个零的事。
为什么其他国家还认美元？因为国际贸易得有通用支付工具，黄金数量太少、用起来也不方便，其他货币又没美元的影响力，美元凭着惯性至今还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且它的发行量再也不受限制了。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盎司到现在突破了3000美元/盎司，黄金的飙涨也就意味着美元相对黄金的贬值。
在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不断飙升的过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明显地上升，最终停留在高位。
美国也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的贸易顺差国，转变成了贸易逆差国。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美联储能不断印钞，而这些“无成本创造”的美元，靠着全球对其购买力的认可，能让美国从全世界买到想要的商品。
这样一来，美国不用靠多生产，光靠印钞就能满足需求，自然会催生出旺盛的国内消费。
结果就是，美国的内需规模远远超过了它自己的产出能力，形成了明显的供需失衡。
所以，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属性，才是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
②美元付出的代价
美国的贸易赤字，其实是美国薅了全球的羊毛，占了大便宜。
有人认为美联储通过加息和减息来薅全球的羊毛，实际上美国只要印美元，就已经薅到了羊毛了。
但这件事情也是辩证的，美元在占便宜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代价主要有两个。
第一，美国国内实体产业的空心化。
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4%到2014年仅占10%。与此同时，美国金融保险地产业占GDP比重明显开始上升。
美国的这种问题，就是所谓的荷兰病（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还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但荷兰在北海发现了大量的油田，荷兰开始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更能挣钱，没人愿意辛辛苦苦地干制造业了，荷兰的制造业也就开始衰退了）。
而美国比荷兰卖石油更简单，只需要出口美元，就能换回其他国家的商品。
所以，美元是美国最有出口竞争力的商品，美国金融业是美国最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而美国国内的制造行业都竞争不过美元的出口，所以就衰落了。
对美国的优秀人才来说，如果可以通过金融行业能挣更多钱的时候，就不愿意去制造业辛苦挣钱了。
所以，只要美元还在大量出口，美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美国如今的情况非常严重，之所以全世界都还把美元当作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是因为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意识形态。
一个产业日益空心化的国家，一个制造业产品越来越生产不出来的国家，它能够长久保有它的全球霸主的地位吗？
西班牙曾经靠从南美开采回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成为最强大的帝国，但同样造成了产业空心化，最后导致了霸主地位的丧失。
第二，全球化造成美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美国工资薪金总额占GDP的比重和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前基本同方向走低——这是因为资本不断累积，资本折旧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了。
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两者趋势彻底分开：工资占比持续下降，企业利润占比却明显上升。
工资主要流向劳工，而利润主要流向资本家。这说明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中，美国劳工和资本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产业空心化，制造业曾经提供的优质岗位流失了；二是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赚来的全球化红利，主要被富人集中拿走了。
美国这个全球化的受益国，薅了的全球羊毛，但在国内没有做好分配，使其过度集中于少部分人，导致国内有大量的全球化输家（工薪阶层）。
而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的结果一定是阶级矛盾的激化。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特朗普两次当选，都是美国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让美国赚足了全球化的红利，但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后果也越来越承受不起。这就是美国逆全球化路线的根本原因。
美国化解全球化挑战的最优选择
要化解美国在全球化中面临的挑战，有两个更好的选择。
第一，放弃美元霸权，推出超主权货币作为全球支付工具。
其实这并非新鲜事，二战快结束时凯恩斯就提过方案——成立国际清算联盟，发行与30种大宗商品挂钩的“班科”作为超主权货币，只不过当时被美国否决了。
美国靠美元霸权薅了大半个世纪全球羊毛，但也付出了产业空心化的代价。要遏制这种局面，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美元不再是国际储备货币，转而建立超主权货币。
这种货币产生的铸币税（货币发行收益），可以在各国间更公平地分配。
第二，推行“共同富裕”政策，缩小国内收入差距。
美国如今的问题是全球化红利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太多人成了“失败者”。要改变这一点，就得搞大规模收入转移支付，比如近些年热议的“全民基本收入（UBI）”。
简单说，就是给每个美国公民每月发一笔钱（比如1000美元）。这笔钱对穷人是雪中送炭，对富人影响不大，能直接改善底层生活，而钱的来源主要是富人多缴税。这方案在美国已有现成政策选项，并非空想。
如果能做到上面两点，美国在全球化中遇到的麻烦完全可以化解。但美国根本做不到这两点：
首先，放弃每年万亿美元级别的铸币税收入，对美国来说几乎不可能。
美元霸权带来的这种“无本万利”的收益，早已成为美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没人会主动拱手让人。
其次，搞共同富裕政策，和美国的制度底色、意识形态完全冲突。
作为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骨子里强调“市场自由”“少政府干预”，大规模转移支付、全民基本收入这类政策，相当于从根本上触碰资本利益，在现有体系下几乎推不动。
就连特朗普这种靠蓝领工人支持上台的总统，也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整个体制的逻辑，就不是为了让财富从顶层流向底层而设计的。
特朗普最近推出的所谓“大漂亮法案”（税改法案），本质是“劫贫济富”：给富人大幅减税，却砍掉了穷人们数千亿美元的医疗补助、食品券等福利。
这种政策只会让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个税改法案，特朗普其实背叛了他的核心选民——蓝领工人。
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关键就在“再次（Again）”。
他想回到的，其实是美国大规模进入全球化之前的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产业没空心化、国内收入差距小、经济繁荣的美国。
可惜，那条通过放弃美元霸权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再次伟大”的正道走不通，最终只能转向逆全球化这条路。
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及影响
特朗普搞对等关税，目的是压低美国的贸易赤字。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根源在于美元持续向海外输出——这种输出正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国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推手。
①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按这个逻辑，如果特朗普真能把贸易赤字压下来，理论上确实能减少美元外流规模，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那些挑战。
所以，他选择用对等关税、脱钩等逆全球化手段，虽然算不上上策，却也是在走不通正道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有其内在逻辑。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40年美国主导的那种“全球失衡式全球化”，其实已经走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这不是说它会立刻终结，但方向上的改变已经到来。
这个转折的核心是：过去40年里，美国一直是为全球提供贸易赤字的“供应者”，但现在它越来越不愿意干这事了。
②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重大
在这种背景下，未来全球化往哪走，中国的选择至关重要。
首先得明确，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国。
别看我们几万亿外汇储备本质上是对美国的补贴，但加入WTO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靠外需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内循环不畅），经济才能一路向好，尤其是2008年前的繁荣，外需功不可没。总体来说，中国是赚了的。
但问题在于，当美国越来越不愿承担贸易赤字，若中国还延续过去的模式——国内需求依旧不足，大量产品继续依赖出口——这些出口可能会更多转向欧洲和新兴市场。
可连美国都扛不住的贸易失衡，这些国家更扛不动。到时候，欧洲和新兴市场必然会对中国搞更严厉的贸易保护。
这么一来，全球化就会越来越碎片化。这就是如果中国不改变增长模式、继续依赖外需，最终可能面临的全球化前景。
但反过来看，如果中国能有效提振内需——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都做起来，从而缩减贸易顺差，甚至为其他国家创造需求，那么在美国逐渐 “退群” 的背景下，反而能扩大自身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
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办呢？从美国的逻辑就能简单看明白。
在中美贸易摩擦里，中国的牌其实更多。原因很简单，中美经济是种镜像式失衡：中国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美国则是供给不足、内需过剩。
一旦脱钩，中国面临需求不足，美国面临供给不足——而内需是能凭空创造的。
凯恩斯在《通论》里提过：需求不足时，政府哪怕故意挖坑再填上，反复折腾也能创造需求。
这事儿从微观逻辑看不懂（觉得没意义、没回报），但从宏观逻辑看，就是能创造需求，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所以中国只要政策用对，完全能对冲外部冲击。而美国的供给不足，可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③逆全球化，对美国自身的冲击也不小
最近特朗普的政策态度大变，因为他搞“对等关税”时，没想清楚逆全球化对美国自身的冲击。
看数据就知道：美国制造业PMI里，出口订单大幅下滑，4月2日对等关税推出后，其他国家的反制让美国出口跌得更明显。
还有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指数下跌——4月2日关税政策后，美元和美债都在跌，这是促使他转向的重要原因。
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储蓄的定义都一样：收入减去消费。对国家而言，总收入大致等于总产出（GDP），用GDP减去消费，得到的就是“国家储蓄”。
我们把前面的公式（2）再做一个变换，贸易顺差和储蓄、投资的关系就是下面的公式：
贸易顺差=储蓄 -投资（公式3）
如果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长期贸易逆差，说明它国内储蓄不够用——储蓄规模小于投资规模，得从国外“借”储蓄来补缺口。
反过来，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储蓄多于投资，相当于向国外输出了多余的储蓄。
美国长期贸易赤字，本质是它从其他国家“借”储蓄。这种模式支撑了美国的高消费、高内需和高外债——它欠了很多外债，好在是用美元借的。
只要美元霸权还在，各国认美元，美国的债务就不愁：各国会把储蓄换成美元，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买国债等资产，源源不断“供血”。
但美国搞对等关税，目的是压缩贸易赤字。这会带来一个连锁反应：贸易赤字少了，美元流向海外的量也会跟着减少。
这意味着什么？像中国这样有储蓄的国家，想把储蓄换成美元会更难——因为美元流出来少了。
各国的储蓄就没法像过去那样，换成美元再投回美国金融市场，只能换成其他资产。
简单来说，对等关税压缩贸易赤字的同时，也掐断了别国向美国输送储蓄的通道。
美国能从海外“借”到的储蓄少了，那种靠持续借外债维持的高债务模式，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这才是真正可能让美国债务崩盘的关键：抑制美元输出，等于截断了债务的资金链。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搞出“对等关税”后，美债收益率明显上升。原因很简单：市场都明白，美国这么搞，其债务模式难以为继，迟早要出问题。
有了这种预期，投资者自然会抛售美元和美债——美元下跌、美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其实正是特朗普搞对等关税、逆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体现。
凡事都是辩证的。美国在全球化中占了全球的便宜，却也付出了产业空心化、国内收入差距拉大的代价。
现在想走逆全球化，让产业回流美国，就算真能尝到产业回归的甜头，也得付出债务接不上、国内需求大幅收缩的代价。
这个代价，特朗普想清楚了吗？愿意付吗？从美国近段时间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还没想好，但我坚信中美之间会达成一个新的平衡。
至少在明年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特朗普肯定想和中国达成一个大协议——至少能向选民宣称“我又赢了”。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虽然在推动全球化走向终局，但不会立刻结束，中间会有反复，可能还会达成一些协议。
但要提醒的是：别以为协议签了，一切就能回到过去。过去40年的全球化，明确回不去了。未来会在不断的波折中，逐渐走向一种新局面。
至于这个新局面是什么样——是更碎片化，还是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全球化？关键就看中国的政策选择了。
从中国和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顺差占比比重和居民消费占比比重可以看出，中美是一种镜像的关系——中国表现出贸易顺差和低消费，而美国表现出贸易逆差和高消费，而在全球失衡中能有比较好的互补特性。
但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镜像（包括其他顺差国）对美国长期来看是不利的，所以要做调整。
当然，随着美国对贸易顺差国的政策调整，也一定会影响到顺差国的顺差。
03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选择与出路
中国面对美国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有哪些应对办法，以及该如何分析中国的应对举措呢？
中国经济所出现的一些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把一些理论问题作出妥善的回答。而这些理论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经济发展的三个前提条件
①前提条件一：人的欲望的扩张
经济发展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如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没有向往，那么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一书中指出了低欲望社会的危险：
“现在的日本已经步入国民失去消费欲望的‘低欲望社会’。国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
尽管我们现在对年轻人躺平、缺乏欲望有担忧，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中国现在的消费低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入不好，未来前景看不清楚，所以消费比较低迷，它更多是个经济的后果。
但如果长期（10年或者30年）低迷下去，使得一代人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整个社会的精神就会变了。
②前提条件之二：生产能力的扩张（供给面分析）
就算人类欲望不断扩张，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界并不会让我们心想事成。所以那些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很多是需要我们自己生产的。
因此经济要发展，要把那些自然界没有的东西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能力不断扩张，生产出东西来，经济才可能发展。
生产能力的扩张又来自三个方面：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迷，与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很大关系。
要是人口红利终结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因，那近几年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老龄化，年轻人不够用，岗位招不到年轻人，导致生产上不去，经济增长因此减速。
但现实是，青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几，年轻人反而找不到工作。这说明所谓“人口红利终结导致经济减速”的说法站不住脚。
③前提条件之三:有效需求的扩张(需求面分析)
最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总理都提到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的大问题。
有人觉得这是个悖论：需求不就是欲望吗？人的欲望明明是无限的，怎么会不足呢？
其实问题出在没分清“欲望”和“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不是单纯的“支出欲望”，而是“支出欲望”与“购买力”的结合，并且真的付诸购买行动。
欲望无限，但购买力有限，所以有效需求必然有限。
有时候，有效需求甚至会低于生产能力 ——企业想满负荷生产，却发现产品卖不完，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了。
“(有效)需求不足”本质上是个收入分配问题
逻辑很简单：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基本等于总收入，理论上，总收入足够买下所有产出。
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就说过：
“一国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但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
因为花掉收入的不是经济的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是微观的企业和个人，包括政府。
经济的总收入要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分配到不同的经济主体，再被不同的经济主体花掉。
所谓的“没意愿”，是那些有了购买力却没有支出欲望的经济主体，购买力就在这里沉淀下来，不能充分地转换为有效需求。
哪种经济主体有钱却不愿花？肯定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停止，我们也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低欲望社会”。
老百姓现在不敢花钱，根源是钱不够——手里钱多了，自然会多消费。
真正可能有钱不花的，是纯粹的投资者。如果投资回报率太低，甚至投100块亏成90块，那不管他们手里有多少钱，都不会再投了。
所以，要是收入分配结构出了问题——太多收入流向了这些纯粹投资者，而他们又因为回报率低没意愿投资，这部分钱就会沉淀在他们手里。
结果就是，总购买力向有效需求的转化受阻，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就出现了。
说到底，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还是收入分配把太多钱给了消费者之外的纯粹投资者。
警惕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这个矛盾怎么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资本家靠资本赚钱，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生产。
而积累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地用来替代劳工——用机器，甚至现在的人工智能，让生产越来越不需要人。
极端来说，要是生产全靠能源和AI就能搞定，劳工连被剥削都没机会了。
这会带来两个后果：
一方面，劳工被替代，工资收入越来越少，他们的购买力在社会总购买力中占比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资本推动下，生产能力越来越强，造出的产品越来越多。但产品主要得卖给劳工，可劳工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了。
所以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会陷入“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和“劳工有效需求（买得起的需求）不断萎缩”的矛盾。
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东西造出来卖不掉。这就是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逻辑。
关键问题在哪？资本的收益没流向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劳工。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公有制：把资本变成大家共有的，资本收益自然流向普通劳工。
这样一来，生产能力扩张时，老百姓的收入和有效需求也能同步增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没了。这个理论逻辑是非常自洽的。
②中国国有资本回报应更多流向居民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这其实与马克思理论中公有制的核心目标形成了对照——公有制本应让资本回报流向劳工和普通百姓，转化为他们的收入与消费，但这一点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
我国国有资产规模极其庞大：国有净资本（资产减负债）约300万亿，仅非金融国企的资本权益就超百万亿，再加上金融、事业单位的国有资本，以及全部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总量难以估量。
但这么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其产生的巨额回报中，真正流向老百姓、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比例却很低。
这与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国有资本的回报长期侧重积累、轻视消费，大多被用于再投资、扩大生产能力。
这种模式在过去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扩张，功劳不小。
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当生产能力不断扩张，而对应的需求却没跟上时，企业就会面临产能无法充分利用的问题。
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三种策略
所以，要化解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关键是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
从数据看，我国居民消费占比约45%，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也仅约60%——收入占比上不去，消费自然难以提升。
要做到这一点，核心是调节收入分配。
这不仅是居民内部的分配调整（当然也需要），更重要的是调整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这才是中国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有相似之处：都是需求跟不上供给。
由于长期内需不足，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需来弥补，形成了对外需的依赖。过去，在美国愿意为全球承担贸易赤字时，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去处，经济就能保持不错的增长。
但如今情况变了，美国越来越不愿意为全球承担贸易赤字。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转变国内增长模式，我们的顺差还能去哪里？其他国家又能承受我们多少顺差呢？
所以，对中国经济可以总结为：中国是一个受需求约束的经济体。
问题不在供给能力不足，也不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而是需求不足，核心是消费不足——即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过低。
①上策：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我们的上策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进而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我之前提出的“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本质是让国有资产的回报通过社保体系流向普通百姓，让大家对国有资产有实实在在的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变有钱”，自然更愿意消费。这是上策，但属于长期举措，短期内难见明显效果。
另一个办法是将国有资产划转给社保基金。
我做过测算：若将10万亿非金融国企净资产划给社保，每年可新增约1.5万亿回报。
我国有5.6亿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低收入群体，把这1.5万亿分给他们，每人每年可增收约3000元。别小看这3000元，这能让他们的年收入增长25%，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所以，上策的核心就是让国有资产回报向老百姓倾斜，从而提振消费。
但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短期内很难有大变化。
即便现在大家都认同要提振消费，宏观层面上，消费的明显改善可能要以年为单位才能看到，需求面的消费恐怕仍会长期偏软。
②中策：创造投资，不计回报率
从GDP支出法（消费+投资+进出口）来看，消费乏力、外需又走不通（像2008年前那样靠外需拉动已不现实），最后就只剩投资这一选项了。
投资无非两种选择：
要么继续靠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
要么抑制投资，进入去产能的下策。
所以中国经济有三策：上策是消费转型，让消费成为需求的引领者；中策是继续靠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
但代价是投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而且必须接受这种低回报率。
这和微观层面的直觉相悖——有人会质疑“修没人走的路、没人住的房子，不是浪费资源吗？能持续吗？”
用宏观逻辑解释：没错，这类低效投资确实是资源浪费。
但问题是，不做这些投资，资源就不浪费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资源其实已经存在浪费了。如果不修这些路、不盖这些房子，结果会是工人失业、企业倒闭，资源浪费会更严重。
这其实就是凯恩斯“挖坑逻辑”的核心——当收入分配出问题时，与其让资源闲置浪费，不如通过这类投资盘活，减少更大的浪费。
有人担心，做低效投资会导致债务越积越多，引发债务危机。
但别忘了，国家债务的约束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是否有富余产能。
中国目前产能充足，所以国内债务无论数额多大，终归是可持续的——这需要从宏观层面理解。
③下策：去过剩产能（带来更大影响）
如果不选中策（靠投资稳增长），就必然要走下策（去产能）。
道理很简单：既然需求不足，若不在需求端做加法（无论是消费、投资还是外需），就只能在供给端做减法（去产能）。
所谓“做减法”，本质是摧毁过剩产能。
但这绝非有些人想得那么简单——以为短期内把多余产能清掉，经济就能轻装上阵、供需平衡。
事实恰恰相反，去产能过程中，产能和有效需求会陷入长期的“竞争性收缩”，形成恶性循环。
举个例子：
中国钢铁年产能10亿吨，过剩1亿吨。若把这1亿吨产能对应的企业关停，剩下9亿吨就能平衡吗？
不会。这些企业倒闭后，工人失业，收入没了；与之有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企业也会受牵连，经营恶化。
结果是全社会收入下降，消费和投资意愿收缩，对钢铁的有效需求可能直接跌到8亿吨。
去掉1亿吨过剩产能，需求却缩得更多，供需永远平衡不了，这就是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历史也能说明问题：
1998到2002年，我们曾大力去产能，但经济并未因此平衡。
2003年之所以走出通缩，根本原因是2001年加入WTO后外需爆发式增长，而非去产能本身起了作用。
所以说，去产能是条死路。一旦走进去，很难挣脱——最终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通缩、零利率，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爆发更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这四个方向，其实已经穷尽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所有可能，没有其他出路。
上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外需不受我们控制，能做的只有在投资上做文章——要么选中策（继续靠投资稳增长），要么选下策（去产能，导致长期经济低迷）。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压力大，正是因为用微观思维去分析宏观经济：
看到债务多、投资回报率下降，就觉得“投资拉动增长不可持续”，于是赶紧压制投资，还以为“投资压下去，经济会自动平衡”，结果反而走向了下策。
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来源。
想通了这一点就清楚了：哪怕美国那边压力大，上策和中策其实都能用。
但如果思路不对，该出的招就出不来——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状况。
地产投资的收缩，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房地产。从主要经济指标（GDP、工业增加值、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地产投资）来看，今年一季度，地产无疑是经济最大的拖累项。
①外需走弱是必然趋势
当时外需问题还没凸显，但随着未来外需走弱，解决地产问题会更迫切。
再看外需：5月出口看似平稳（经季节调整的出口金额保持稳定），但这是假象。
但4月起对美出口已断崖式下滑，只是被对东盟出口的大幅增长部分对冲了——这让整体出口看起来没出大问题。
但对东盟出口大增是短期现象，背后是“抢出口”：
一方面，不少产品无法直接输美，转道东南亚再出口；
另一方面，出口商担心美国未来会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加“毒丸条款”，阻断中国经第三国输美的路径，于是赶紧扩大对东南亚出口。
这种短期冲刺难以为继。
实际上，出口压力正在积聚，真正的负面影响虽未显现，今年下半年大概率会到来。
比如，即便5月12日中美在日内瓦达成临时协议，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船数仍在大幅下降，这已是明确信号。
②融资紧缩，成为制约地产行业的关键因素
出口并非我们能掌控的，这个时候，更得靠国内内需扩张。国内内需扩张，当前主要得看房地产，但地产正面临大问题——核心是融资紧缩。
从数据看，2021年至今，地产从各渠道获得的资金总量收缩了一半，且至今没明显改善，仍在底部徘徊；而地产之外的其他投资资金来源，这几年是稳步增长的。这种强融资紧缩，直接让地产承压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2019—2020年，地产高周转、高杠杆模式的风险越来越大（比如恒大事件），泡沫太大不得不出手调控，融资收缩正是调控的代价。
融资紧缩带来的连锁反应很明显：开发商信用风险高，老百姓担心期房交付。
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期房销售面积降了一半多，而现房销售不仅没降，近两年还明显上升。这说明不是老百姓不买房，而是不敢买期房。
③地产对利率的敏感性消失
更关键的是，地产对利率的敏感性已经消失了。
过去，只要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利率降低），按揭贷款增速就会上升，地产销售回暖。
但现在，老百姓更在乎的是“首付交了，期房能不能拿到”，而不是按揭利率那几个点，所以利率高低对地产的刺激作用大减。
到2024年，情况更复杂。十几个重债省份推进化债，导致全社会融资需求的利率敏感性也没了。
数据显示，去年利率已经低到比过去几轮周期的底部还低约0.2个百分点，但实体经济的非专项债融资（扣除地方政府专项债后）同比多增幅度却没跟上。
过去利率低时，企业会觉得资金便宜，多借钱投资，但现在不行——不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不想借，而是他们借不到。
这种“想借却借不到”的情况，让利率再低也刺激不了融资需求。所以，当前靠降息降准来稳增长，效果其实很有限。
逻辑上，降息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资金便宜了，企业和居民愿意多借钱、多花钱，从而拉动总需求。
但如果实体企业和居民对利率不敏感了——哪怕资金变便宜，也不愿或不能多融资——那降息对实体经济就没什么用，这正是当前的问题。
目前，外需的冲击还没完全到来，但国内内需不足的问题，正因为地产低迷而进一步加剧，给经济带来不小的下行压力。
中美博弈，中国要打对牌、打好牌
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得看政策出手了。
从“牌面”看，中国手里的牌更多，完全有能力对冲外需走弱——只要国内政策对路，经济一定能扛住。
放到中美博弈里，核心是“中国不能输，中国市场不能怂”。正因为手里牌多、有赢的可能，才谈得上“不能输”。
而特朗普政府的性格是得寸进尺，退一步就会被逼着退更多。
有人说“美国是最大甲方，改合同我们就得跟着”，这完全错了——恰恰是强硬表态、让对方感受到压力，才可能达成妥协，这一点全球都看明白了，退不得。
所以，在当前中美激烈博弈中，保持经济稳定、市场稳定已经成了政治任务。
各方都在盯着：美国只要看到我们显露出衰弱迹象，一定会立刻加大施压。
在当前局面下，上中下三策中，下策（去产能）绝对不能选——这等于给美国送机会，让他们更敢加大打击力度。
上策（调节收入分配）虽是最优解，但需要时间，今年很难成为对冲外部冲击的有效工具。
所以，能依靠的只有中策：加大投资，哪怕不计较短期回报率。
投资的方向，要么是房地产，要么是地方政府的基建。
房地产的核心是救开发商。如果政府能拿出公共资金救助开发商，地产市场很快就能活过来——老百姓的购房需求不是消失了，只是被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压住了。
只要开发商不爆雷，大家觉得安全了，购房需求就会释放，市场立刻会不一样。
哪怕现在地产已经衰落几年，每年投资规模仍有10万亿；若能回到10%的正常增长，一年就能多出1万亿增量，完全能对冲外需不足。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也是该做的事。
所以，稳增长的核心是在实体经济中创造有效需求，单靠降息降准已经不够。
现在就等救助开发商、加大基建投资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一落地，经济形势肯定会变。
股市与汇率，显示消费信心不足
当前各市场处于底部震荡状态，以A股为例：
长期看，A股与经济景气度相关性很强——除2014—2015年股市泡沫期外，上证综指与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标高度同步。
但今年4—5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明显走低，上证综指却维持水平震荡，二者出现落差。
这种落差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体现了稳市场金融政策的效果——比如关税政策传闻一出，救市措施随即出台，市场也预期未来会有更多政策，所以跌不下去；
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市场稳固性不足——政策能托住市场一时，却托不了一世。
若经济景气不能明显回升，市场当前位置仍有压力，更难谈上涨。而要拉动经济，还得靠前面说的地产或基建投资（中策）。
再看人民币汇率：
它大致跟着美元指数走，美元走弱时人民币升值，美元走强时人民币贬值。
逆全球化对美元是利空，这让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控。
近期人民币小幅升值，整体处于底部震荡，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低。
总的来说，A股在稳增长政策推动下能保持稳定，未来若有更多有力政策出台，也会有上涨机会。但核心还是经济景气的回升，这才是市场真正的支撑。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