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 巫珩，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一个微妙的转折迹象，正在香港悄然发生。
2023年，香港特首李家超曾在《紫荆》杂志发文说，“如果说，2023年是疫后全面复常、急起直追的一年，那么，2024年将是全力拼经济、加速谋发展、积极惠民生的一年”。
时隔两年，李家超又再次公开表示，香港整体安全已获保障，现阶段港府要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
自香港回归以来，由于特殊的地位，这里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窗口。而在过去几年，大国关系风起云涌的时刻，我国香港也被外界视为大国角力的“矛盾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安全至上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今年5月，国际调解院落户香港。这是一个关键信号，说明在顶层的规划中，如今的香港，更多是要发挥“调解前线”的作用，充当国际对话的桥梁。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增强香港的国际地位，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但实际上，近几年香港经济的发展成绩单并不是太好看。202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为2.5%，低于2023年的3.2%。2025年经济增长预测普遍在2%至3%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战略的重心逐渐从安全至上转移到发展优先。在这种对港政策的转向之下，香港要想重新回归到经济一线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拼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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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讨论“拼经济”之前，我们先不妨盘点一下，香港现在有什么？
答案是：一个是贸易，另一个是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而这两个产业的蓬勃发展，除了与香港自身的努力有关，实际上也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结果。
当初香港开埠的目的，正是英国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设立的贸易据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个区位优势的独特性更加凸显。中国虽然是对外开放，但实际上国门还是处于“半开”的状态，不少行业还有关税，西方的高科技禁运一时半会儿也还存在。
当时各国对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也是区别对待的，虽然只有一河之隔，但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二者的地位可谓是天差地别，这就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转口贸易。
通过转口贸易，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了当时的“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经济发展如日中天。
同样享受了时代红利的，还有金融业。80年代，香港联交所就成立了，当时中国虽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金融领域由于管制比较多，发育较为迟缓。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得以自由流动的香港，自然成为中国金融在体外循环的一个重要据点，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上市，理所当然也成了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
自此，贸易和金融，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支柱。那么今时今日，香港想要单纯依靠这两个轮子来“拼经济”，可行吗？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大国关系变幻莫测，香港的国际独特贸易地位还能保留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另外，中国内地这些年保税区、自贸区、自贸港等可谓遍地开花，这意味着开放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从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香港以往的优势。
2004年，香港拱手让出了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地位，此后还被上海、深圳、宁波、广州陆续赶超。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更是跌出全球前十，位列第11，而隔壁的深圳港和广州港分别位列第4和第6。
另一方面，金融业虽然吸金能力强，但吸纳就业的能力并不强。这就导致香港大量的就业人口被挤压到餐饮、零售等服务业的低端岗位，而且这些岗位的上升空间很有限，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流动性变差，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要想依赖这原有的两个轮子，实际上是很难的。
那么，香港新的机会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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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点自然是科技创新产业！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香港名校林立，大学创新能力很强，但是此前很多教授却在香港拉不来研发经费，最后纷纷跑去深圳寻找课题。
为什么？关键原因就在于香港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的土壤。
那么香港难道就没有发展科创产业的意识吗？实际上，早在1998年，香港就提出了数码港计划，意在打造“香港硅谷”。2024年，数码港汇聚超过2200家初创企业及科技公司，数量看起来不少，但没有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
相比较之下，先于数码港建设的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如今已经在半导体、电子资讯、光电等领域打造起了自己的全球竞争力，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的重要中心。
当时还有一个“硅港”的项目，目的是打造工业基地，帮助香港重回世界半导体行业。当时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想在香港建一家大型芯片工厂，但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楼价”为由，硬生生将他赶走了。结果，这位台湾企业家在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现为中国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有人说，香港在科创发展上“错失20年”。在上世纪末，香港选择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内地之后，经济转向金融、贸易这两大支柱产业，这让香港拥有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网络，金融、商业、服务业、航运的发展都获得很大的空间。
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在商业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更热衷于赚“热钱”和“快钱”。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更需要的是耐心资本。
很显然，这与香港的商业节奏并不一致，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香港的科技创新产业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在当时，“去工业化”并没有暴露出问题。但如今，当世界各国在比拼人工智能、AI、新能源汽车、火箭发射等前沿科技的时候，曾经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有半导体等产业，新加坡有半导体、航空航天等产业，韩国有电子产业，香港却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硬核科技。
而且，香港的研发投入很少。2023年，香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11%，同期欧盟为2.2%，美国为3.59%，韩国为4.85%，日本为3.41%。
在研发强度方面，香港的上市科技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仅有3.8%，反观华为2024年的研发投入高达20.8%，大疆的研发投入也有15%。
此外，香港的创新转化激励机制也不足。在研发投入上，高等教育机构占了55.5%，企业和政府占比仅仅只有39.3%和5.2%。高校更注重学术成果而非市场化产品，这就导致香港的科研成果最终沦为镜花水月，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而且香港的本土制造业比重不足1%，高端制造业更是凤毛麟角。科研成果就算要实现产业化，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也远远不够。加上香港房价和租金成本高企，创业成本太高，对人才和企业都会产生“挤出”效应，香港并非适合科创企业成长的土壤。
那么，香港要想发展科创，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先讲一个小插曲。“天王巨星”刘德华，曾在一段3分钟的短片里配了个音，表示支持香港填海造地。结果遭到了当地网友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说他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从此毁于一旦。
到底是哪个项目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实际上就是香港“史上最贵”的基建项目——“明日大屿”填海造地计划。
根据计划，香港要在茫茫的大海上填出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三个人工岛，用于建造超过20万个住宅单位，给近百万人提供居住场所，同时打造香港的第三个核心商业区，由此提供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这个项目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有人说填海造地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有人说项目投资太高，会榨干政府的钱袋子，使其陷入债务危机；还有人说港府有这钱，还不如做点别的，改善一下民生。
特区政府原本对这项计划有着很高的期望，甚至把它看成香港未来十年增长的关键引擎。然而，原计划于今年启动的大屿山项目，最终被迫宣布暂停。同时香港也决定将重心和精力，转移到另一个超级项目上，也就是地处香港北部边界，与深圳毗邻的“北部都会区”。
这片占香港总面积约三分之一的新兴之地，将是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而且按照规划，这里的核心产业将是创新科技产业。
之所以要在这里发展科创产业，正是希望借助深圳的优势，通过深圳产业链对香港的拓展，能够在这里建立起一些科创产业带，从而反哺香港的经济。
其中最重磅的规划，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包括87公顷的香港园区和300公顷的深圳园区。届时，香港大力发展的北部都会区，和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将在这里实现天然交汇。
根据财政预算案，未来5年，香港每年将发行政府债券融资1500亿元至1950亿元，用于北部都会区建设和拓展基建。待河套香港园区全面发展完成后，预计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每年可达520亿元，并创造约5.2万个就业岗位，而这可以说关乎香港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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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香港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趋势，那就是向北发展。
最近，“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正式公布。粤车可以预约香港机场停车泊位，也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粤车还可以通过报名抽签进入香港市区。
第一批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个城市，半年后将推广到全省其他地市。从港珠澳大桥，到随报随检、无感通关等创新举措，再到“粤车南下”政策，粤港两地互联互通、双向奔赴的信号越来越强。
实际上，香港的每一个重要发展转折，都与内地息息相关。中国内地一直是孕育香港繁荣的大动脉，《香港优势》一书中指出，“香港从一个转口港变成一个制造中心，再变成一个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精炼的后援基地，正是中国（内地）经济的对外封闭与开放所促成的”。
如今，香港面临着新的一个转变契机，那就是科技创新，中国内地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关键。
要知道，香港曾经是引领广东珠三角发展的龙头，但这些年来，随着珠三角的迅猛发展，粤港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惊人的逆转，这是很多人完全预想不到的。
此前，由于深港经济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两地合作主要是通过“前店后厂”“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进行，以“香港输出、深圳吸收”的单向技术转移形式为主。
来自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市场经验，对深圳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孵化作用，成为深圳科技发展的起点。
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接近十年的时间里，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深圳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反观香港，当制造业外迁之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却暴露出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很显然，香港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先是提出“科技兴港”的战略，意欲打造“数码港”“中药港”等项目，但并没有太大的成果。
之后香港也寻求与深圳进行高层次的科技合作。然而，由于两地法律制度的差异、政府协调机制的缺乏，加上香港回归前后很多复杂的因素，这段时期两地的科技合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但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没有停滞，而是一路狂奔。眼看深圳的科创产业发展迅猛，在这种背景之下，香港深知必须继续探寻与深圳合作的脚步。
在这个时期，深港经济体量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两地拥有的资源和基础更为均衡，深港的合作模式，已然不是过去的单向技术转移，而更多是依托两地各自的优势，开展互补合作。
比如香港高校拥有雄厚的基础科研实力，而深圳拥有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强劲优势。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香港的科研成果在深圳的市场化落地，大疆创新、奥比中光等企业的诞生就是该阶段的产物。
而到了现在，深港科创合作已经进入另一个新阶段，那就是从有机结合走向融合发展。然而在粤港澳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中，由于香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长期“缺位”，目前想要与广东实现有效对接，实际上还是存在难度的。
过去，广东的产业发展非常依赖香港的资金和资源。但广东的产业链正在逐渐实现自主化和自足化，粤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存在“去香港化”的苗头。
为什么这么说？这些年来，广东先进制造业呈现重型化，投资主要以国家资本或国有资本，以及外国大型跨国公司为主，香港资本和香港企业的介入途径有限。
对广东来说，现在资金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资源，产业发展的其他核心要素和资源更重要，在这方面，香港发挥的空间有限。
而且粤港服务业之间存在竞争，珠三角的港资企业过去为广东制造业服务，但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产业能级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劣势，正在逐渐被本土更有优势的企业所替代。
2017年，深港提出在香港落马洲共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1年，深圳前海扩区方案发布，同年香港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创新科技产业……
动作频频的背后，是香港想要进一步融入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的急迫心态。希望能够利用湾区已有的科创资源，尽快实现资源要素的集聚、融合和互联畅通，嵌入粤港澳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将科创变成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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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到，2021年的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会，从林子祥，到谭咏麟和谢霆锋，百位明星全都自愿报名，不要酬金。
最后一个节目，唱的是《我的中国心》。这些昔日大腕，面朝内地，背后是维多利亚港璀璨了数十年的夜景。
南重北轻的百年格局，已然发生了改写，但这并非一夕之间发生的事。
2013年，意气风发的马云，在杭州西溪湿地抛下豪言：“这是互联网的时代，不再属于李嘉诚了！”没有及时上车信息高速公路的香港，自然与内地的产业升级开始脱离。
旧魔法失效的那天，就注定了香港与内地的角色终会逐渐易位。就像这一次，特首顾问团名单没了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却新增了内地的宇树王兴兴、强脑科技韩璧丞、经济学家朱民。这是个不寻常的信号。
不仅如此，几年前狮子山下一度成为地缘的风暴眼，本港人口连续数年流失，21万内地高才渡过香江，占到了香港总人口的2.7%。
新市民的规模看似不大，但这股历史洪流远未抵达终点，未来仍会持续上演人口大换血，new money（新钱）对old money（老钱）的大置换。
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新的周期下，香港必须寻找新的定位。
参考资料：
《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张玉阁，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8月；
《深圳－香港合作回顾与新时期融合发展》，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23年6月；
《香港搞科创，究竟行不行？》，BBC，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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