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一个新山西,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从“十四五”以来,山西的综合算力指数已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8。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 巫珩,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4年,山西的GDP增速位列全国31个省份倒数第一,而且经济总量被内蒙古超过,全国排名下滑至第21位。2025年的整年数据还没有公布,第三季度数据显示,山西省经济呈现回升态势,GDP同比增长‌4.0%‌,较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要知道,过去的山西,那可是风光无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提到山西近代的富庶,当时那些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其最高总部,大部分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不起眼的街道里。

在之后的年代,“黑色”经济也曾将山西再度推上时代的顶流。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让山西不少地方躺着就把钱挣了,村村挖窟窿,处处见煤堆。全国顶级豪宅楼盘的售楼部,也不乏山西煤老板“买买买”的身影。

据统计,从1949年至2014年底,山西累计生产煤炭162.7亿吨,占全国四分之一。这为山西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利益。2022年,在全国31个省份人均GDP排名中,山西排名第13位。

然而,山西的问题是过于依赖煤炭经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众所周知,资源价格存在周期性。近年来,由于煤炭价格下行,山西的经济发展遭遇“滑铁卢”。

于是有人开始担忧,山西,会不会“东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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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城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资源枯竭,经济结构单一,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产业转型的步伐很慢。山西,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山西用资源换钱,赚得盆满钵满,但对于资源的依赖,也逐渐让山西人失去了危机感,错失了其他产业发展的时代机遇。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飞曾指出:“煤炭产业对全省经济贡献率超过30%,其波动直接影响GDP增速。”

在2024年《财富》杂志的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上,山西企业有7家上榜,6家都属于能源、化工、铁路运输等传统资源型或重工业领域。

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源诅咒”假说:当一个地区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往往会变得单一,产业升级受阻,甚至拖累整体发展。

山西正是典型例子,尤其煤炭产业还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减或者不变的行业,开采越多,边际收益越低。而且,煤炭产业还对环境产生污染,对产业有排挤效应,让其他行业很难生根发芽。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山西工业企业的总利润达到3034亿元。其中,采矿业,主要是煤炭开采,利润高达2579亿,占总利润的85%。相比之下,制造业的利润仅为326亿,占比只有11%,有边缘化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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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于依赖资源产业,除了经济容易被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影响,更关键的是,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产业链短,导致在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增加值不多。

看看人家安徽合肥,经济狂飙突进的背后,是一条又一条密集遍布着上下游产业的产业链。以汽车产业为例,一辆汽车往往需要上万个零部件,这就会吸引上下游的供应商在当地聚集,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山西也在努力转型。根据2024年统计数据,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制造业下降1.1%,其中煤炭工业下降0.9%,非煤工业下降1.6%。与此同时,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增长3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6.3%,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产量分别增长8.4%、62.5%。

不过,新兴产业目前的规模都还很小,不足以替代煤炭产业的支柱地位。其中,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占比不足5%。相比之下,内蒙古2023年新能源发电量达山西的2.3倍,可以说成功实现能源转型。

实际上,山西的制造业并不是一直没有机会。要知道,富士康的郭台铭祖籍可是山西晋城人。1999年,这位山西老乡就在晋城开发区投资了2.6亿美元。2003年又在太原建立了大陆的第六个生产基地,成为山西引进的最大外商投资企业。

2018年,山西省电子信息突破1000亿元大关,最重要的贡献就来自富士康。可以说,这两个产业园及其上下游的供应商,几乎构成了山西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2020年,山西的手机产量为2261万台,2021年增加到2733万台。然而,此后富士康开始将其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这也影响了山西的手机产量增长,2022年产量只有2742万台,2023年进一步锐减至2009万台。

除了与富士康相关的电子产业,山西其他制造业就没有机会了吗?

当时不是。2010年,吉利携甲醇汽车项目落户晋中;2016年,比亚迪的太原生产基地开工,之后太原还把全市出租车都更换成纯电车。但截至2024年,山西省新能源汽车年产量不足全国1%,锂电池、智能驾驶等核心配套环节近乎空白。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队列转移困境”的说法,当新的窗口出现的时候,能够迅速抛弃原来的队伍去新窗口的,往往是那些排在队尾的人。体现在地方的产业发展上,当新的发展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快速抓住机会的,通常是那些缺乏极大优势、没有在原有赛道上深度布局的地区。

过去山西的煤炭经济,年均20%的高速增长,几乎可以“躺赢”。但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山西的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都陷入资源依赖惯性,缺少培育替代产业的动力与紧迫感,错过了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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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自媒体大V刘晓博提出过一个“体制内强度”的概念,即一个省、一个城市的体制内人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公积金缴存占比越高,体制内强度指数越高,民间经济活力就越弱。

从省级区域看,西藏、甘肃、新疆、青海、山西的体制内强度指数更高。这些省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山西只有9家民营企业入围榜单,大部分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山西曾是中国最早发展稀土永磁钕铁硼产业的地区之一,可谓行业的“天之骄子”。然而,30年后的今天,当浙江以全国40%的钕铁硼产量问鼎全球时,山西的份额却已不足10%。

20世纪80年代的山西,坐拥磁材产业的所有“王炸”。当浙江横店的企业还在陕西跪求4390厂总工程师加盟的时候,距离稀土资源重镇包头仅一百多公里的山西,轻轻松松就拿到了钕铁硼核心技术配方。而且,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倾斜,山西的磁材厂在设备、人才上遥遥领先,太原刚玉等企业甚至被奉为“磁材业的黄埔军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坐拥“磁材重镇”的山西,却硬生生将自己的资源优势消耗殆尽。山西从包头的稀土研究院获得宝贵的技术,引入生产线投产之后,却止步不前了。

反观没有先发优势的浙江,却动作频频,风雨兼程派人到日本“偷袭生产线”,在宝鸡4390厂蹲点埋头苦学,恨不得把技术嚼碎,全都吞到自己的肚子里。

正是凭借着“没有资源也要创造资源”的这股狠劲,浙江从一个产业的后发者,一跃成为行业的领军者。而“磁材老大哥”太原刚玉,这家手握稀土永磁核心技术的国企,却在2002年被浙江横店集团出手收购。

当宁波企业跑到包头挖人才、建基地的时候,太原刚玉的管理层却还在纠结要不要花成本改造生产线。就在横店英洛华年产8000吨的钕铁硼项目投产时,太原刚玉的产能却仍旧停留在千吨的级别。

当浙江的同行在大规模投入环保技术的时候,山西的磁材厂却仍在沿用原有的高污染传统工艺,最终被迫在环保风暴中停产。当宁波的磁材企业在努力抢占新能源车磁材市场的时候,山西企业却还在低端铁氧体领域内卷。

一个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发展分秒必争;另一个则体制味儿浓厚、产业发展求稳,这就注定了它们在产业发展路径上的风格差异。

在2025年年初的民营座谈会上,山西唯一一家进京参会的民企,是中磁科技。而浙江早已用横店东磁、宁波韵升等一众巨头,将中国推上了“磁吸太后”的宝座。

赢在起跑线的山西,眼睁睁看着浙江远远把自己甩在身后。这时它或许该明白,仅凭资源和技术,未必可以稳操胜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更需要的是清晰的发展策略、持续的创新突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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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山西省的常住人口为3492万,相较于10年前足足减少了80万人。山西成为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仅次于东北。

本来山西的人口就不多,面积15.7万平方公里的山西,2024年全省常住人口只有3446万人,而相邻的河南,16.7万平方公里,却有9785万常住人口。

明明是面积相近、位置接壤的两个省份,怎么人口却相差了将近三分之二。最关键的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河南地形平坦,而山西地形崎岖。平原越多的地方,种植农作物、发展交通、建设工厂、招商引资都更具优势,人口自然也会更多。

山西几乎没有连片的完整平原,全省80%左右的地形为山地和丘陵,只有20%是相对平坦的河谷、平川。山西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几乎都聚集在中部的盆地,省会太原2024年的常住人口只有551万,连郑州的一半都达不到。

放眼整个山西,只有一所211大学,985大学的数量为零。这意味着什么?山西很多本土的优秀学子,只能选择到省外去上大学,而出去以后选择回乡就业的机率就进一步降低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郑强曾担忧道:“山西高考考到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去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山西的有多少?人才留不住的地方,说白了也吸引不了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这也与山西的产业发展结构有关。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这使得社会上的资金大部分都流向了这个回报高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当地人就业的可选择空间并不多。

此外,由于资源型产业对技术和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工资报酬自然也不高,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企业内部也没有动力将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领域,使得资源产业转型的步伐很慢,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而且,与其他中部省会相比,太原的“经济首度位”非常低,辐射能力明显不足。2024年,太原的经济首度位只有21.2%,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里位列倒数第7,在中部六省的省会城市中位列倒数第1。

省会城市的经济收入位低,就使得太原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弱,在争取国家支持、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方面话语权比较低。2024年,太原GDP增速仅为1.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创下近20年最低纪录,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增速垫底。

要知道,从“一五”时期,太原就是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当时156项重点工程中,就有11项在太原落地,数量在全国各城市中位列第三,这奠定了太原后来以煤炭、冶金、机械、化工为主导的工业体系。1984年,太原GDP在中部六省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武汉和郑州。

在鼎盛时期,太原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57.8%,光是一个煤炭产业,就贡献了全市税收的35%。但这也让太原沦为廉价能源的输出地,没有重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山西整体的产业轨迹如出一辙。

太原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也不明显,导致全省的经济发展要素较为分散,难以在省会形成聚集效应,强省会的策略难成气候。

对于山西和太原而言,虽然保障国家能源供应非常重要,但要破解此困局,产业结构的优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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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山西也并没有停下产业转型的步伐。

就煤炭产业而言,山西要做的并不是“去煤化”,而是要推动产业从低端向高端,产品从初级燃料提升至高价值产品。晋中市的寿阳县就已经开始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煤炭产业的转型,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得煤炭下游产品成功从“初级加工”跨越到“精准制造”。

除此之外,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山西要发展新能源产业也是有优势的,而一旦形成产业规模,后期也可以逐步替代煤炭消费的比重,改变山西“一煤独大”的现状。现在,晋北、晋西等地区也开始在规模化布局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同步推动氢能产业和煤炭产业融合发展。

如今的山西,可不仅是能源大省,还是“算力大省”。截至2025年7月,山西已经累计建成5G基站11.5万个,每万人拥有33个,居中部六省首位。从“十四五”以来,山西的综合算力指数已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8。

而这股算力浪潮,也带动了数字化产业的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智能终端、微短剧、数据标注等新兴产业也成为发展重心。2025年1~10月,山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6个百亿级规模重点行业,营收实现了20%以上增长。

山西的产业转型,也显现出了一些初步的成效。2025年前三季度,山西非煤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74.9%。这意味着,在煤炭工业的基本盘之外,山西将集聚起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山西的目标,绝不是成为下一个东北,而是再造一个“新山西”,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强省会战略下,太原这个“弱省会”如何突围!》,晋才晋商,2025年10月;

《透过这个产业,反思山西企业是如何一张好牌,打的稀烂?》,晋商参考,2025年7月;

兽爷:《稀土霸权背后的民营企业家》,兽楼处,2025年6月;

花木蓝:《中国第一「睡省」,尴尬了》,凤凰weekly,2025年3月;

蓝润飞:《山西经济困境:煤炭与制造业》,润飞工作室,2023年9月;

《能源大省转型蝶变,“新山西”呼之欲出》,中国甘肃网,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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