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去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又提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而且提出了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具体手段。

司法部部长在“部长通道”上也将“内卷式”竞争作为今年政府立法工作将重点突出的几个方面之一。

这都预示着，反内卷将向纵深扎实推进，不取得重大成效不会收兵。

我2021年写过《不内卷》，2024年写过《卷，还是不卷？这是个问题》，2025年写过《中国产业，厉害并辛苦着》。今天这篇文章是最新的一些思考。主要观点是，反内卷除了要采取各种有形手段，还需要一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认知革命。

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头部企业带头卷

这几年，在和企业交流时，我发觉大家都深受内卷之苦，都希望行业别这么卷、对手别这么卷。但问到“你能不能带个头，先不卷”时，他们往往会说，那很难，“大家都卷你不卷，那你会先出局”。

大部分企业家还认为，卷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尤其是高度重视制造业的中国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的常态。卷，对锻炼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好处。如果不卷，还能轻轻松松赚钱，那天下没有这样白吃的午餐。

这些看法确实也有道理。上个月德国总理默茨访华，回国后在一场演讲中激动地说：“我们的生产力确实不足了，每个人都会说‘已经做了很多’，这话没错。但各位，如果你从中国回来，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无法维持德国的长远繁荣。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近年来，德国不少知名企业利润大跌，大量裁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太不卷了，慢慢丧失了竞争力。

但是，我接触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在有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卷要有限度，不能卷到“全行业利润为负”“行业绝大部分企业都亏损”“产能还没建好就面临闲置淘汰”的地步。大家不怕卷，但怕那种互相抵消甚至互相伤害的卷。

最近，著名企业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出版了《反内卷》一书，在企业界引发了很大反响。他认可“市场经济也是过剩经济，适度过剩会促进良性竞争”的看法，但认为，现在更应强调的是“严重过剩会引发恶性竞争”。

在宋志平看来，一般来讲，一个行业如果过剩20%，会进行良性竞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行业优胜劣汰；但过剩超过50%，就会产生严重内卷；超过100%就会引发危机。

“目前我们不少行业过剩都处在50%到100%之间，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限制过剩产能，必须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而要去产能就必须规范地方的招商引资和企业盲目扩张等行为。”

宋志平还有一个切身体会。前些年，总以为内卷是因为行业集中度低、众多中小企业不守行规造成的。这些年，他到不少行业深入调研后发现——

“无论哪个行业的内卷基本上都与行业头部企业的内卷行为息息相关。有些行业并不严重过剩，也有的行业集中度相当高，但它们依然内卷得厉害。究其原因，就是头部企业没有考虑行业整体利益，而是仗着自身规模和成本优势，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希望通过低价把行业出清，导致全行业陷入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的泥潭。”

“更让人费解的是，这些头部企业还认为虽然自己的利润下降了，但同行大多是亏损，自身的相对优势就‘凸显’了。其实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竞争，并不值得提倡。”

“累死自己，卷死别人。”“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走自己的路，让未来无路可走。”这些流行话语，反映的是一种既不愿又无奈，还不得不如此的企业生存状态。

我坚信，这样的卷法，无论在国内外，都不可持续。

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

在思考“中国企业为什么强大而如此辛苦”时，我还想到了一个老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为什么强大而辛苦”，可以视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新版本，都是时代之问。

勤劳而不富有的问题，不少人都谈过，最具影响力的是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他在2008年前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这个。他当时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的制度成本过高，比如审批时间太长。为了弥补制度成本高企，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陈教授是持之有据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四位哈佛大学教授（其中的Simeon Djankov也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0年前后，对85个国家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开业所需时间的比较。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要7天，意大利最长（121天），中国需要111天。

基于研究，他们写了《The Regulation of Entry》（进入的管制）一文，2002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季刊）发表，并成为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的重要理论基础。

2003年，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开始发布，2006年起开始进行排名，到2021年终止。2023年世行对原评价体系进行了调整，引入了企业感受度指标（占权重的27%，其余73%为专家调查），报告也更名为《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

2006年，中国在《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是第108位，2020年最后一次排名是第31位，有长足进步。在这一时期，代表中国的样本城市只有两个，上海和北京。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

2023年世行启动《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评估后，对中国的评估是将除港澳台之外的大陆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北部、东北、西北、西南六大片区，抽取2189家企业开展企业调查，共涉及8个领域和59项评测点。而上海则成为中国唯一的世行专家调研样本城市。

根据2025年世行发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综合已公布的103个经济体的表现，中国在8个领域中有6个——解决商业纠纷、纳税、获取金融服务、市政公用服务、获取经营场所和国际贸易——的调查数据均优于103个经济体的中位数，中国在时间效率和成本方面的调查数据也普遍优于103个经济体的中位数。不及中位数的两个领域是企业准入和劳工。在59项测评点中，中国在电子支付、获得电力、技能培训等方面有12项达到全球最优。上海更是约有22项测评点达到全球最优水平。

从这些客观指标看，今天如果还要讨论“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很难再把原因归结为制度成本高企。此外，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3500美元，2025年为13953美元，这已经超过2025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值，即人均GNI（国民总收入）13935美元。因此从整体水平和平均水平来看，今天很难再说中国人不富有了。（注：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GNI基本接近，根据世行2023、2024年数据，中国的人均GNI略高于人均GDP）

事实是，伴随着中国制度成本的下降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中国人比过去富有了很多。

当然，具体到不同地区、行业、身份、阶层、年龄，很多人还是有“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困惑。特别是在日益内卷化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向上跃迁难度加大”的感觉。这仍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关于中国营商环境的一种猜想：“好”到了“不好”

现在来讨论“为什么强大而辛苦”这个新问题，容我大胆提出一个猜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好”到了“不好”的地步。

我的意思是，在以GDP为指挥棒、过度的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出台各种优惠和补贴政策，过多、过深、过热地介入微观主体的投资和经营，从而加剧了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是内卷的重要推手。

我并非苛责地方政府。没有他们之间的“卷”（区域竞争），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而且他们之所以如此“卷”，也和目前以“生产地原则”为基础的增值税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由于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主要在其注册地和实际生产经营地缴纳、入库，所以地方政府有极强的动力，引进那些投资大、产值高、能带来大量增值税的工业项目，并更愿意支持其“做大”——多落地项目、不断扩产形成供应链生态、不断上新项目。

为什么现在是头部企业带头“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头部企业是地方招商引资的重点，得到的优惠和激励最多，地方对他们最放心，求之不得，对它们的各种诉求尽可能满足，唯恐他们不来。有这么多“便宜”可占，在正常商业逻辑下不一定要去的地方也去了，不一定要上那么大规模的也上了，产能加总在一起大得不得了，而有效需求不可能与之俱进。怎么办？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先下手为强，降价抢市场。

看看我们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大企业提供的各种超速服务、定制化服务，以及地方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一条龙”专班服务，连不少企业自己都说“效率太高”“超出想象”，谁还能说我们的营商环境不好？是太好了，过好了！

但too good to be true（“好到难以置信”），各地环境都这么“好”，产能都这么扩张，最终是一场“合成谬误”——各地的“好”加在一起，就会出现丰收成灾，最终是全行业困难。这时，地方的情况就像押宝——押对了日子就好过，押错了日子就难过；昨天押对了，昨天的日子好过，昨天押对的企业今天遭遇不测，今天的日子就难过。

所以真要解决“竞争性”内卷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到“十五五”规划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方向是明确的，但实际操作中，扪心自问，在很多地方，很多产业，是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吗？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TCL董事长李东生提出了《关于以市场的力量“反内卷”，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他指出，在本轮光伏产能快速扩张中，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基金出资经常超过50%，甚至更高。

“过去五年全国新增的光伏产能，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脱离地方资本参与的，部分项目中地方产业基金的实际出资比例甚至高达80%。当产能已经过剩、真正的市场主体停止扩张时，地方资金依然在进入。”这种非市场化的投资导致落后产能因涉及国有资本而难以出清，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

“过度投资，是违背市场投资规律的行为，后续会对行业的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因为过度的进入就是卷，所谓‘内卷’实际上就是供大于求，就是非理性的价格竞争。”

李东生认为，地方政府不宜在项目中占据过高投资比例，同时，政府资金应只在项目启动初期发挥引导作用，并预先设置明确的退出机制，不宜在充分竞争领域长期持股。“应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让整个经济体系、经济活动更加遵循市场的规则。”

当你看到那些由于地方政府过度驱动投资、参与投资而导致的“一地鸡毛”，此时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甚至开始和企业“算旧账”“倒查”时，你觉得，我们的营商环境是好还是不好？抑或是一种“好到了不好”的“好”？

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边界究竟何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到底什么才是好的营商环境，讲规则、可预期、依法治、不折腾的环境？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搞了几十年市场经济，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全面共识，并在行动中真正加以落实。

思想决定行动

在《反内卷》一书中，宋志平指出，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

首先是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改变大家的竞争理念——从存量市场中争夺份额的负和博弈，转向共同创造增量市场的正和博弈；从盲目崇拜规模与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率与韧性的发展；从成本导向的红海竞争，转向开辟无限可能的价值创新蓝海。

宋志平还转给我一篇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岫云的文章，里面有稻盛和夫1987年在京都经济同友会上的讲话。当时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外国看来“已经富得流油”，欧美担忧日本如果继续强大下去，必将对他们构成威胁，“世界财富是否会尽数流向日本？”

而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主流声音是这样的——

“我们不断努力，生产优质产品并以便宜价格出售，获得美国民众的好评，他们乐于购买我们的产品，这究竟哪里不对？”

“如今的美国，许多人不再辛勤工作，因此美国经济陷入停滞，这是他们自做自受，不是日本的责任。”

但稻盛和夫认为，这种仅仅抓住表面现象、不思考事物本质的做法，只会让日本再次走错方向，“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正确的价值观，必须来个180度大转弯。”

怎么转？他提出了“共生”（Living together）的思想——商业的本质，是因为有对方存在，才有所谓买卖。

“过去，日本积极开展经济活动，是为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其他众多国家和人民，我们岂能独善其身，岂能片面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

“这个世界上既有走向衰落的民族，也有即便拼命劳作依然食不果腹的民族。不管何种情况，日本都必须与这些国家和人民携手共进。我们必须确立‘Living together’的方针，哪怕遭受损失，也要与他们共同前行，否则日本自己也将难以为继。”

曹岫云还写道，2010年11月1日，稻盛先生访问青岛海尔总部，在回答张瑞敏先生关于阿米巴经营与绩效考核时说：“我珍视企业中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员工，我不会在员工中简单地划分所谓优劣。”稻盛先生强调实力主义，不搞论资排辈，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但他不会，也从来没有在认真工作的员工中搞什么“优胜劣败”。

稻盛和夫在差不多40年前的思考，他的与社会共生、与世界共生、与自然共生的“共生”理念，对中国企业今天走出“竞争性”内卷和“内卷式”竞争的误区，应该很有启示。

很多学者说，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推崇自我意志，中国文化是关系本位，讲求和谐共生。但从当下的“竞争性”内卷看，很难说我们是和谐共生的。

宋志平说，如果从思想源头上形成正确的竞争观，就不怕攻克不了内卷。“大企业不仅要能自己赚钱，还要能带头维护好行业利益，让行业里的大多数企业都能赚钱。”“那些竞争有序、发展健康的行业，都是大企业带头守规矩、不打恶性价格战，积极维护行业整体利益，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

而我觉得，要让中国这一代企业家真正做到不卷，很难。

因为他们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追赶型时代”的缩影。在这个“不奋斗就空虚”的时代，他们习得的知识主要都是快的知识、卷的知识、效率的知识、紧赶慢赶的知识、竞争求存的知识，而比较缺乏慢的知识、美的知识、松弛的知识、共生共赢的知识。他们有一种巨大的惯性，也很难改变惯性背后的价值观。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我相信，没有发自内心的觉悟，没有一场基于价值观的认知革命，靠任何外部的手段、有形的手段，短期可能会见效，但过不了多久，问题可能又会复发。

最后再说一句，价值观革命，对于政府也是适用的。政府现在正在进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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