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金融、法律、科技、军事等多个行业的21位成功人士，是哪些建议帮助他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明迪·格罗斯曼
HSN首席执行官
早年我在耐克(Nike)工作时，总是抱怨团队中有人表现不佳，我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最后，(耐克的共同创始人和董事长)菲尔·奈特对我说：“明迪，你的重点不是如何让普通人变得出色。你需要招聘出色的人。”当今世界，人才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包括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他们与企业文化的契合度。组合得好，很可能效果斐然。但前提是要招对人。
杰克·博格
先锋集团创始人及退休首席执行官
年轻时我曾是费城一家小经纪公司的跑腿员，从一家小经纪公司将证券送到另一家。有一位跑腿员看着我说：“博格，我得告诉你，你需要了解投资业务的方方面面。”我说：“瑞，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小人物永远一无所知。”事实证明瑞说的没错。人们说，这个市场有伟大的投资者，但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谁也聪明不过市场
道格·帕克
合众国航空首席执行官
就我而言，不一定是言语建议，我得到的更多是榜样建议。这个榜样就是【前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首席执行官】赫伯·凯勒赫，我认识他已有10多年了。知道他做得很好，和他在一起时，我留意观察，潜移默化地学习。他非常善于倾听，也确实教过我，倾听自己的员工有多么重要。如果你看到工作中的赫伯，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专注，都不会留心屋里还有谁。这不是基于什么原则;他就是这样。
我尝试着举行座谈会，与员工对话，而不是我站在1,000人面前侃侃而谈。每个月有4次，我会和三、四十名飞行员和空乘人员开会，我说10分钟，然后他们说50分钟。这样的倾听不完全是出于尊重——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方式了。当你领导一家像航空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时，有很多东西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因此必须从倾听开始。然后，才能决定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作为倾听者我还远远赶不上赫伯。但昨天我们有一次这样的会议，有位乘客告诉我，她在换登机牌时被告知机上舱位只剩头等舱。与她同行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能坐头等舱，结果导致他们不能上飞机。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需要改变这种情况。
罗恩·约翰逊
J.C. Penney首席执行官
我是1984年从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毕业的。毕业时就业机会很多，我有不少选择。我当时犹豫的是去高盛(Goldman Sachs)，还是Mervyn's，后者的工资只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和父亲谈了一回。他曾在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工作。他说：“我遇到过的所有伟大的管理者，年轻时几乎都是从这个行业起步，学习业务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底层做起。”
简单的选择当然是去一家投资银行。即刻获得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和回报。我的父亲说：“你可以这样做，但很快你就会想做点别的什么了。如果你打算做好一件事，就需要从底层学起。成功没有捷径。”
零售业变化很快，就像体育一样。我本来还可以去Dayton Hudson(当时Mervyn's的母公司)从事战略规划工作，但我心想：“不行，我想学业务。”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Glendale(做店面管理培训生)。今天，同样的经验也适用于我做的每件事，不管是塔吉特(Target)的出色设计，还是打造苹果(Apple)商店。凡事没有捷径。
我记得在苹果处于低谷时期，我并没有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处在领导岗位时，困难时期尤其难熬，因为你需要带领整个团队渡过困难时期，决不能走捷径。我们正在着眼于下个世纪打造J.C. Penney，而不是下一个季度或下一年。
斯考特·格里菲斯
Zipcar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是癌症康复者。十五年前，我一结束与医生的通话。获悉自己组织切片检查的结果后(格里菲斯被诊断为2期霍奇金淋巴瘤)，我给我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结果不好，我需要做9个月的辐射和化疗。他说：“我知道你能战胜病魔，完全康复。”但“你必须想想，经过所有这些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想等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当一位家庭成员说出这些时，至少就我而言，我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这个人对我的了解，几乎无人能及。如果你比较敏感，你可能会说，“我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等这一切结束时，我要变个样?”但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在这之后，你想怎样实现你的人生?
当时我住在波士顿，在从贝恩资本(Bain)剥离出来的Parthenon Group做咨询工作，单身，大概35岁。像大多数非常注重职业发展道路的人一样，我已经上完了商学院，我的职业道路从各方面来看都非常完美。我没有回家，去了阿斯彭滑雪。我想，当时我的人生确实没有什么使命感。哥哥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把它写了下来，越来越笃信，自此人生应该完全不同。
它敦促我建立了一套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我开始关注周围，自问我身边的这些人有我这样的激情吗?有我这样的价值观吗?我开始自问，我加入俱乐部或做这些事情的理由——我先看什么文章，为什么?我开始进行内心的反省，决定离开咨询行业。我希望回到脚踏实地的工作。我总是对交通、科技和城市有着一股激情。我在匹兹堡长大，我上中学时这个城市简直是个灾难。我开始对“城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想，我能不能找一份工作，融汇我对科技、对颠覆性商业模式以及对城市的激情，将所有这些都放到里面?当我进入Zipcar时，我感觉这就是那份工作。就是我要找的工作。这与我哥哥的建议或许是殊途同归。当我从癌症中康复时，我工作以外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将激情与职业联系起来，一旦你真正这样做，这个信念就变成了你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依然精神抖擞地从床上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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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西·瑞斯
时尚设计师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完就扔的时代，很少有东西是为了长久留存而造。如今，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品质，因为它已经如此稀缺。在我们的主要办公室，我们有一台几年前就坏了的洗衣机，原因是齿轮融化了，它们无法承担所需的任务。当我开办自己的服装公司，那时我24岁，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的公司不提供最好的品质，它就没法取得成功。
瑞·科兹威尔
未来主义者，发明家，作家
1978年，施乐(Xerox)开始对Kurzweil Computer Products感兴趣，并对我的公司进行了投资。1979年，他们表示有意收购。他们感兴趣的是扫描和文字识别技术。当时施乐是一家打印机公司，他们有很多的产品：复印机、打印机，都是将电脑化信息转录到纸张上。我们有一项技术，能反其道而行之。当时我还没有那样的理念：我真正的业务是发明技术，打造业务，然后出售。我的态度是：这是我的公司，我的职责是创立它，打造成功，然后可能卖给施乐。但我的首席财务官哈瑞·乔治称：“你真正擅长的是发明新的技术，带给这个世界。但有其他人，可以把它带到全球市场。你应该卖给施乐。”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施乐在这个基础上打造了一家全球突出的企业。由此，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这促使我重新定义自己的业务范畴：做一位发明家，发明突破性的技术，然后卖给大公司，在那里这些技术真正能够发扬光大。我已经卖了五家公司，现在所有这些公司都还在。比如，Kurzweil Music现在是现代(Hyundai)的一部分。这些公司能以更好的方式将它带给全球市场，这是我们这样一家小型合成制造商办不到的事情。
尤金·法玛
经济学家，作家
1960年当我进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我接触到了一些进行新兴金融研究的教授。那时金融还算不上是一门学科，正在诞生之中，而我恰巧就到了它正在诞生的地方。因此，我有点着迷，当时学校里每个人都感兴趣。
第一年，我学了门中级统计，授课教授是哈瑞·罗伯茨。当时我21岁。他和我很像——他喜欢一切体育运动，是位跑步健将。我在本科时做过很多统计工作，早就在和数据打交道。因此当我开始学时，就比其他人突出了很多。但我从哈瑞那里学到的是理念。他教给我的是对统计的态度，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坚持这样的态度。
正统的统计学是给出一个假设，然后检验。哈瑞总是说，你的标准不应该是接受、还是否决这个假设，而是能从数据中了解到什么。最好是能用这些数据强化你对世界的描述。这一直是我研究的指导明灯。应该利用市场数据更好地了解市场，而不是说这个或那个假设是真是假。没有一个模型是严格意义上正确的。真正的标准应该是：当我完成时，是比刚开始时更了解市场了吗?我当老师的49年来，我也一直把哈瑞的建议教给学生们。
罗恩·康威
超级天使投资人
在帮阿尔托斯(Altos Computer)上市后，共同创始人戴维·杰克逊和我坐了下来，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如何打造了这家当时美国增长最快的一家公司。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和客户建立了私人关系。他从一开始就说：“重点不在于你懂什么，而在于你认识谁。”从此，我一直相信做生意，一切的一切就是关系，绝不应轻视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客户，了解他们的家人。我们签下的最大一笔交易是和Control Data Corp.公司。我们和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起吃过饭，一起去看球赛，我们真的成了朋友。如今，我和这些人还是朋友。
我依然听从戴维的建议。我们的投资有赖于我们拥有硅谷最大的人脉网络之一。当我们为所投资公司解决一个大问题时，我会对它的首席执行官说：“重点不在于你懂什么，而在于你认识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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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思·康斯托克
通用电气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我职场生涯的初期碰到过一位很强硬的老板。她从心底里是为我好，但她非常苛刻。有一次她把我拉到一边说：“有时我感觉你根本完成不了项目，总是会留下一些尾巴。你开始做得不错，但总是不能善始善终。”天啊，这就是她对我的印象，怎么会这样!我的第一直觉是她错了——我完成了。最好的建议有时也是最令人痛苦的建议，你必须信赖给出建议的这个人。挨了批评就得问问自己，这个意见是否中肯。就上面这个例子而言，它让我那么难受，是因为我的老板是对的。这次谈话后，我参加了专门的课程，学习我欠缺的技能，这样我再也没有借口不完成项目了。如今，在我心底里，我总是自问：“我越过终点线了吗?”
萨拉·布雷克利
Spanx创始人
我记得小时候常和父亲坐在饭桌前，父亲会问我那个礼拜有什么事情没做好。如果我参选校园剧失败，他会和我击掌庆祝。他总是鼓励我去失败。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建议将在多大程度上定义我的未来，影响我对失败的定义。作为一个创业家，我发现太多人不去追求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害怕或恐惧失败。父亲教给我的是，失败会带给你下一份精彩。这是与传统截然相反的家教，但如今我知道如果我不曾失败，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曾经试图成为一名律师，但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两次都没过。像这样的失败还有很多，它们告诉我，生命中的一些重大的失利只是把我们推到了另一条道路上而已。
戴维·博伊斯
超级律师，Boies Schiller & Flexner的创始人
“先听再说，”我13岁时父亲就对我说。“任何值得对话的人都值得被倾听。”好的建议，真正被采纳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想了解某一个课题，需要注意聆听老师或任何有专门知识的人讲述。但我过去总是认为，我比跟我谈话的人懂得更多(有时确实是这样)。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知识、真知灼见或经历是我所不曾有过的，或者可以说，有些东西，即便说的不对，也能触发我一天不曾有过的思考或想法。
即便我只想教导、说服或诱惑他们，倾听依然重要。当我注意倾听时，人们也更愿意听我在说什么。
约翰·希肯卢珀
科罗拉多州州长
我的母亲两次丧偶，靠自己养大了四个孩子。她非常节约，什么针线活都自己做。她把用过的锡纸和保鲜膜洗干净了放在冰箱门上，反复使用。她非常好胜，经常告诉我们：“你不能控制游戏或人生中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永远不要放弃。”
1986年我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下岗了，这是上一次真正的大衰退，我失业了整整30个月。凭着一股不放弃的精神和节俭意识，我重新打起精神，准备开一家啤酒馆。有好几次，我们差一点就要放弃了，因为筹不到钱。而且非常讽刺的是，就连我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投资。她说：“谁愿意在一家啤酒馆里吃饭?”我感觉我已经和每个可能的投资者谈过话，我们已经被32家银行拒绝，但她的回答使得我不得继续去找银行，不得不继续去找朋友，下一个可能的投资者。最后我们的啤酒馆开张了，1987年签下了一份租约。当时的租金是每年每平方英尺1美元。除了水、电工程，装修什么我们都自己来，1988年底开业了。为了降低成本，我们都是买的二手的饭店设备和桌椅，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首获成功后，我们又在其他约15个地方开了啤酒馆，在全美多个老城区。这样的不放弃和节俭文化确实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王国。
洛丽·戈勒
Facebook人力资源副总裁
我得说，我得到过的、最好的职场建议来自谢丽尔•桑德伯格。我最初考虑进入Facebook时给谢丽尔打了个电话，我问她，她面临最大的商业挑战是什么。她说是招聘。我告诉她说，我在领导招聘机构方面没有很多经验。对此她回答说，大多数人都不会让这成为获得新机会的障碍。实际上，研究告诉我们，女性认为，她们需要拥有一项新职位所要求的所有资质或差不多所有资质时，才会考虑接受这项职位。男性不这么认为。我听从了谢丽尔的建议，立即跳槽到Facebook担任那个职位。就像她曾经鼓励我那样，我当然也鼓励其他女性不要犹豫，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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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卡尔森
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棋手
我先前的教练西蒙·阿格德斯特恩曾是挪威最好的棋手。我10岁时，他对我说过一段很简单、但非常管用的话：他说，我应当不断地打破新的屏障。我当时下得还算不错，但总是习惯用同样的开局和对局。他鼓励我朝远看。最初我并不成功，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采用其他的开局了。有一次我在锦标赛中惨败，很是沮丧。第二天，我就决定尝试一种对我而言全新的开局方式——法兰西防御，并赢得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漂亮的一场胜利。西蒙的建议让我更加全面。我不再固守某一种模式，而是变得变化多端。
菲利普·布吉尼翁
Exclusive Resorts首席执行官
上世纪70年代时，我在雅高集团(Accor Hotels)工作，那时这家集团的规模还相对较小。当时，我很年轻，渴望与更大规模的美国酒店进行竞争。我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几个月后我所做的一切都开始崩塌。就在这时，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拉德·贝里松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知道我做的不好，因此我非常紧张。他让我坐下来，没有说什么要开除我或警告我做得多么糟糕，他说：“要长寿，首先不能夭折了，”而且“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建议至今我依然记得。我原本以为会遭到批评和指责，但相反，他告诉我什么是长远的目标，永远不要失去对短期的关注。如今每个周日，我都会坐下来，思考一下我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他在那次会面时告诉我，在某些目标上达到98%的完美，比迟到的100%完美要好。
维多利亚·兰瑟姆
Wildfire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始人
我的共同创始人和未婚夫阿兰(查得)说，操心能改变的事，不要操心不能改变的事。我们的公司在一些平台上运作。这些平台的改变，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并可能导致我们的压力特别大。另外，随着我们公司的成长，宏观经济也构成了很多压力。阿兰总是提醒我，如果这是我们能够搞定的事情，我们就努力并把它搞定。如果不是，就不要浪费时间瞎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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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里伯斯金
世界贸易中心重建计划主设计师
我在柯柏联盟学院(Cooper Union school)的第一年是打基础的一年。那以后，你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也可以成为一名建筑师。我记得，当时我和母亲坐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住宅区里说：“我觉得我不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我要搞艺术，因为它更享受。她在一间血汗工厂里工作。她告诉我：“如果你当一名艺术家，将来就会过苦日子。你应当做一名建筑师，你可以成为建筑界的艺术家，但你不能成为艺术界的建筑师。”
乔治•洛戈赛帝斯
利博瑞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19岁时接手了家族船运事业。我们的船队从2艘增家到了70艘。后来我们卖掉了这些船，将船运业务中所有有才干的人派到了世界各地开设公司。如今，有位船长经营的房地产公司已经达到2亿美元，一位俄罗斯水果商在拉脱维亚经营着6家沼气工厂。这是在要求不合适的人完成适当的任务。我是从祖父得到这些想法的，他过去常说：“你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是一个奇迹，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安东尼·波登
大厨、作家、卧底、美国旅游频道《波登不设限》和《波登过境》的节目主持人。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跨过人生中的一道坎。我刚刚摆脱了毒瘾，几乎葬送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和专业厨师形象。我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一位雇主那里找到了一份做午餐厨师的工作。在我的《厨房机密档案》(Kitchen Confidential)一书中，我称他为“大脚兽”。他给我的建议也是一项命令。他说：“如果你打算为我干活，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准时。也就是说，你要在当班前15分钟到。如果当班前14分钟到，你就回家吧，没有薪水。”时至今日，我做任何事都再也不迟到。这项要求——尊重同事和雇主，至少按时上班——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后来等我走上正轨，再次成为一名大厨，以及自己当上老板之后，我向人们强调的最重要事情就是准时。做实际工作必备的技能是可以传授的。我的节目组人员都知道，如果预订8点在河内拍摄一场市场场景，8点差5分我就在酒店大堂等他们了。我信奉身先士卒。在我看来，如果有人像我一样，能有幸每天都与美酒佳肴打交道，还要迟到?那可真是太不可理喻了。我的行为，我的到场时间树立了标杆。如果我每天准时到场，其他人也会准时到场。
巴瑞·布莱克
美国参议院牧师，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非裔美国人
我在美国海军服役了27年。我在为美国海军教育和培训负责人做助理牧师时，我的老板、海军中将基胡恩是一名超级领导者。有一天，我问他，他的领导理念是什么。他说：“我基本上遵循黄金原则。”换句话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自己就要怎么对别人。随着军衔提升，后来我成了一星准将。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有美国空军部长和其他三星中将或四星上将出席的会议。当时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确保新兵在参加完新兵训练营后能在伦理道德上更加合乎规范。讨论集中在如何筛选出落后分子。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是新兵，我不想有惩罚性的伦理道德筛选。我宁可选肯·布兰佳的1分钟经理人模型，找出做得好的人，正面强化这一点。我说：“假如你是新兵，你看到军方用这种惩罚性手段筛选新兵，你的感受是什么?”我挑战他们的假定。如今当我和议员们谈论他们在参议院内激辩的话题时，我也经常用这个办法。两边的议员们，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好人。他们只是有不同的理念，争论什么对这个国家才是最好的。我想受到怎样的对待，这就像是石蕊实验，为我提供了行动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