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背后的上海往事

吴晓波 2020-08-26 09:52

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本文来自吴晓波频道,作者木有药师,编辑麻酱,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23年3月22日,一艘名为长崎丸的日本轮船,从海上驶入长江口,又经吴淞口驶入黄浦江。船上,初到中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顾望江流天地,不禁热泪盈眶。

几年之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说:这是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

由海向陆的梦。

村松在中国流连了近两个月,主要留居于上海。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中国游记,题为《魔都》——上海“魔都”之名由此而来。

《魔都》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上海热”。到1930年,已有超过2.6万日本人住在上海,成为人数最多的外籍族群。

两年后,1932年5月5日,历经三个月的战斗,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撤回上海租界,而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市区和北郊驻扎。

又五年后,1937年11月1日,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非租界区。

又四年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一天,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

海水渐渐漫上陆地。

我们将讲述这些年间的一些故事。

ONE 敌与友

很多人被逼成民族主义者,这是时代的悲剧。

——王兴,2020年

《魔都》出版之后数年,村松梢风频繁到访中国,他与上海文坛的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结交,把他们的作品推介到日本,还曾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施以援手。

他迷上了听大鼓,也迷上了江浙一带的水光山色,幻想着有一天身无挂碍,“就自己一个人到中国去,寻找一处自己喜欢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无名的中国人而终老一生”。

他说:中国是我的恋人。

在村松笔下,不难感受到此情之真。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公园,华人(除非是西人的佣仆)与狗不得入内。对此,村松良心不安,又忿忿不平,进而认同中国民众收回所有权利的主张:

每当我去上海的公园游玩,总会看到许多中国小孩围在栅栏外面往里面张望,就觉得很可怜,游兴也顿时消失了。要定规矩总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可是,要求废除这种非人道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村松大为震惊,甘冒战火再赴上海。

听闻鲁迅、欧阳予倩平安无事,他甚是欣慰:像鲁迅、欧阳予倩这样的人物若有个万一,那才真是千古恨事。

在闸北看到一个与家人失散、流浪街头的小姑娘,他塞过去一块银元:不管怎么说,她是在战祸中流离失所的一只羔羊。

因和第十九路军长官有过接触,他受欧阳予倩所托,在中日两军之间斡旋,以期促成停战。他热心奔走,可惜人微言轻,毫无结果,不禁感叹:对于日本军部而言,战争已犹如日常食物那般不可缺少。

人生到此,村松梢风都像是一个亲中的和平主义者。

然而,作为一个日本人,内有本国民族主义氛围的裹挟,外有军方干扰视听,他对此次战事的认知,始终有明确的立场。

*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少将田中隆吉作证,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日僧被殴事件,系日本军方一手策划。在此之前,中方和日本民众都蒙在鼓里。

村松回国后写下《话说上海事变》一书,认为是中国日渐激昂的民族情绪导致了排日运动,进而引发两军交战。“上海抗日救国会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经济绝交的范围,与公然对日本宣战没什么两样。”

这本书,反过来又为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氛围添了一把火。

而后,历经1933年热河事变、长城抗战、塘沽停战协定,村松在东北、华北走了一圈,此时的他对日本军方已是不吝赞美:

(如今,台湾、千岛列岛、库页岛、朝鲜、满洲都并入了日本的版图)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帝国啊!……正因为日本人的伟大,军部才能有如此的伟业。

如此直到1942年3-4月,村松和几位日本作家前往台湾,在各个城市开展“大东亚战争文艺演讲会”。演讲内容已难寻觅,但他的演讲题目是:越过万里长城。

他是敌人吗?

很难如此评判,村松梢风本可以提前数年,就做一个贬损中国、煽动仇恨的“自媒体”——在日本,这样做远比表达对中国的热爱更有市场——但他没有。

他是朋友吗?

从他成为“大东亚战争”鼓吹者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是了。

那他是什么?

他是云谲波诡的历史投下的一道影子。

经历类似转变的日本文人,还有很多。

TWO 忠与奸

究竟是相信真相,还是童话,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

——《隐秘的角落》,2020年

在“国中之国”上海租界里,争取“国民权利”是有些荒诞的,但仍有人愿意为之一争,不求正义女神眷顾,只求保留一点民族尊严。

1926年8月3日,小贩陈阿堂,死于浦东码头的日本轮船“万里丸”上。消息传出,上海滩一片激愤。

华人社会对此案的叙述是:陈阿堂在万里丸上售卖食物,并索要欠款,与日本船员发生口角,被围殴致死——同在日轮上的中国工人亲眼所见,可以作证。

日方对此案的叙述是:死者陈阿堂,系积窃(惯偷),因摸窃万里丸船员某之时计(钟表)一枚,被获奔逃,失足下跌,遂致身死。(《申报》1926年8月9日)

后来验尸结果确凿,无可狡辩,日方又改口称陈阿堂是“因窃被殴”。

由于日本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判处一年以上徒刑的案犯须移送本土审判),两名主犯被押送至长崎。当地裁判所罔顾中方人证物证,不承认死者是小商贩人,仍按因窃被殴、伤害致死论罪,分别判处两犯有期徒刑四年和二年,赔偿家属3000元抚恤金。

如此结果,是胜是败?

一方面,消息传回上海,引发各界声讨、抗议,舆论认为重罪轻判,实为奇耻。另一方面,一年前的五卅惨案,枪杀上海工人顾正红的日本工厂“大班”,始终逍遥法外。如今陈阿堂案的凶手能得到制裁,已是极为不易。

整个过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第一位中国律师吴凯声,他无偿为陈家提供了法律援助,还为了办理案件和抚慰家属前后出资300元。

首先,他大量搜集证据,包括目击证人的证词、陈阿堂平日营业账折、上海地方检察厅检验书等等。

其后,由于当时的上海政府不愿得罪日本,吴凯声直接与日本驻沪总领事交涉。

再后,意识到诉诸法律难以伸张正义,他便撰文披露案件经过,发表在《申报》等国内报刊上,引发各界反日运动,形成民意压力;又将案情译成英文、法文,通过驻法华侨联合会等组织,在国外媒体广为传播。

最终,日本方面顾忌国际舆论压力,才做出如上判决。

陈阿堂的家人特地送给吴凯声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保障民权。

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吴凯声担任义务法律顾问。他曾为杜重远等爱国人士辩护,还参与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中共干部。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指责他:你代表的都是共产党!吴凯声回答说:我是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

当时中央特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有四位合作律师,周恩来说:最大的案子还要找吴凯声。

人生到此,吴凯声都像是一个亲共的爱国者。

然而……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

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吴凯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吴凯声任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1年9月,吴凯声任汪伪政府驻法西斯意大利大使;1942年2月,兼任驻克罗地亚公使。

1943年9月,吴凯声任汪伪政府外交部次长。

……

抗战胜利后,吴凯声以汉奸罪被捕入狱。此后十年,关于他的史料极度缺乏。

一说,他是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潜伏于汪伪政府,掩护情报人员,家中还曾藏有电台。但抗战胜利后,由于他的亲共倾向,国民党当局翻脸不认,仍以汉奸罪论处。直至吴母找到一张国民政府颁发的吴凯声从事情报掩护有功的嘉奖令,他才得以获释。

一说,投靠汪伪是纯粹的人生污点,没有什么忍辱负重的故事。

前一说,见于吴凯声之子吴立岚,缺乏旁证或实据。但话说回来,地下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政权的地下工作,确实难有“旁证”可言。新中国成立后几度动荡岁月,“实据”也很难留下。

后一说,见于传记作家叶永烈,他曾在改革开放后两度采访吴凯声,对吴在汪伪的经历,只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上海审判志》第三编第五章第一节“汉奸案件”中,《上海监狱志》第十一章第三节“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简介”中,都没有吴凯声。

《解放日报》的专访、CCTV的纪录片,乃至大部分关于吴凯声的文献,都略过了1937年至1955年之间的事。

他是忠良吗?

他是奸邪吗?

大忠大奸,本就只差一念。这一次,不但评判标准模糊,连评判依据都变得残缺。

他是历史的悬案。

那个年代,这样的悬案,还有很多。

THREE 此岸与彼岸

我发现腐败的规模比这个国家还大,国家受制于这种制度,无法对抗或摆脱它。

——黎巴嫩前总理迪亚卜,2020年

之所以称上海为魔都,村松梢风做过解释:明亮的上海只是表面的现象。透过一层大幕走进里边,就感受到了黑暗和秘密。这就是上海的本来面目。

天堂地狱交错重叠,是谓魔都。

电影《八佰》也选择了相似的表达:苏州河两岸,此岸是腥风血雨的战场,如同地狱;彼岸是歌舞升平的租界,如同天堂。

不过,如同前文所述,历史不是界限分明的苏州河。懦夫转眼能成为英雄,英雄转眼会变成逃兵。观众转眼能登上舞台,主角转眼就退入帷幕。

此岸若为信念而战,未必不是天堂;彼岸若向权势屈膝,未必不是地狱。

谢晋元团长没有战死在此岸的四行仓库里,却被叛徒刺死在彼岸的公共租界,谁为天堂谁为地狱?

如果此岸的拼死战斗,只是演给彼岸的真人秀,以求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那么当保家卫国的意义消解,谁为天堂谁为地狱?

不是上海魔幻,是那个时代魔幻。

FOUR 醒与醉

在《魔都》中,村松梢风提到过一段有趣的观察:

有个在上海和北京生活了很久的人曾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的。”

他向我解释说,中国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自古以来政治权力无法行使到细小的方面。国家不能对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实施有效的保障。因此大家没有办法,就养成了每个人自己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的习惯。这一在长久的岁月中逐渐养成的习惯塑造了后来中国人的性格,醉酒之后不在街上行走就是其中一例。

百年之后,中国各地的社会新闻里,醉倒路边的事例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你我还可以醉卧在上海中山公园里——就是昔日村松梢风笔下印度警察站岗、华人不得入内的极司菲尔公园。

大概只有一个国家清醒了——如果“国家”一词太过抽象的话——大概只有一个国家里的多数人清醒了,少数人才有沉醉的权利。

世人皆醒而我独醉,无疑是值得你我珍惜守护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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